政治报告讨论后之结论序

序

　　诸位同志：

　　我今天要讲的简单而明显。第一点，此次大会不仅有布哈林同志的报告[1]，及分析错误，指出将来的方针；并且听见群众的声音和各地工农的意见及感想，希望得到很好的结果。我们应知道，大会的意义是总结过去的工作和定出将来的方针。一般对于党的观念，说上级党部的决议、办法、方针，都名为训令、命令，如果译成俄文，国际执委一定很奇怪，不了解，不知为什么发出命令。固然党有铁的纪律，下级要切实执行上级的决议，但对决议要使群众相当了解。群众得到认识而去执行，非军队的命令可比。如以前国际对中国问题的决议和布哈林同志的报告，是不是命令？是否不能讨论呢？不是的！我们须懂得内容，应将怀疑说明，提出具体办法。如果说国际决议和意见是命令，均以为同意，这样可惜几天的讨论用不着讨论了。第二点，对于中央，各地代表都加攻击，或是攻击还不够。这是新的现象，在党的生活中以前所没有的。以前所谓党即执委会，执委会即常委，常委即书记，可以决定一切！这次大会就不同，不仅受国际指示，并且受各地群众代表的指导。党大会代表由各地选出来是第一次，第一次从支部中及群众中选出，得到过去的教训，指出中央的错误，以及好的现象。我们希望第七次大会上免去一切小资产阶级的倾向。至于如何与国际同意，声明自己并非投机，概用不着。如同意则同意，如中央不对则指出不对，一无投机。其它零零碎碎很多，不能说几天讨论中没有缺点，现在都不说。在大会讨论中有两种表现：1，攻击中央一切政策，说因中央政策有些不正确，有些错误。2，各地现象的来源，虽解释不同，但不好的现象确有，如盲动主义等等。谁需负盲动主义的责任？中央、省委、抑支部？这不重要，而有中盲动主义的毒是事实，有很大危险。再如机会主义余孽在党内，由各地代表指出怎样怎样。工人同志指出机会主义的事实，此可使我们知道党内有某种某种缺点，某种某种坏的倾向和危险。因此，我作结论先不追究责任问题，尤其“八七”前的问题。“八七”前整个党中央犯机会主义问题，与此次会同志互说错误，有的别人说或自己说，互相攻击，或更有帮助于解释明白。这是党史上很宝贵的材料。机会主义、盲动主义的责任问题，我在结论中只要略说一说。结论根本问题有两个：（1）中国革命性质与前途，——布哈林报告已说过，但这次讨论中很少谈到，说得很肤浅和浅近，许多同志只说同意布哈林的意见。有的讨论到改名，但讨论中国革命性质主要的应注意将来问题。如在武汉要失败或将失败时，国际决议提到工农民权独裁制，去掉小资产阶级，就有同志怀疑是否已到社会主义革命，以为不能执行。如像以为汉阳兵工厂工人没收工厂是社会主义，假使革命高涨，事实上非没收不可。怎样办亦不知道，在民权革命中是否能执行如此的任务？怎样转变民权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这些应有明确的观念。（2）中国革命目前任务。大会主要的不是追究过去机会主义或盲动主义的责任问题，而是要解决怎样回去做的问题，怎样准备暴动，怎样宣传，怎样组织等。

　　【注】

　　[1]指1928年6月19日布哈林在中共六大上所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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