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五）游民无产阶级与中国之贫穷化

（五）游民无产阶级与中国之贫穷化

　　中国社会受帝国主义的侵略，而发生一般的“贫穷化”（Pauperism），造成一种兵匪流氓政客的世界，这在现在已经谁都知道的了，用不着再叨叨絮絮，说个不了。我们这里却要指出这种贫穷化与各阶级的关系，及其在革命中之消极的和积极的作用。

　　第一，我们已经说过，士绅地主阶级的崩溃，使许多“寒士”的士绅阶级落伍，堕入小农状态，甚至于变成实际上的佃农地位（债户）；然而这还不够，很有大多数的所谓“破落户”，简直一直堕落到高等“游民无产阶级”（Lumpen proletariat），或者可以说是“游民知识阶级”（Lumpen intelligenzia），这种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高等流氓、“草药郎中”（江苏农民给孙中山的外号），固然在最初一期甚至不能取得农民的同情。守旧的农民说：“草药郎中怎么能做得成皇帝总统呢！”但是，他们都始终成了一期的中国革命之组织者。固然，破落户的士绅，带着他的孔教到革命营垒中来，那种可怕的“好为人师的”书生主义（Knijnitchestvo），很死板的诸葛孔明式的自作聪明的军师态度，可以给革命以许多恶影响；然而他们在“走江湖”的流荡生活（留学外国）里，不久便学到许多“政客主义”（politicanism），足以应付幻变不绝的环境，适应中国式的初期革命运动；这种政客主义在现时虽然已经是很有害的东西，但当纯粹军事运动时期，却很有些必要。因为书生主义，所以有训政时期说；甚至于在无产阶级的党内，这些人都会带着所谓“训练主义”的官僚式的纪律解释，来实行那种无研究的“研究社制度”（Krujkovshtchera），正是腊狄客（K．Radek）[59]所谓“干那种裤裆里捉虱的鬼把戏”！因有政客主义，所以能做种种“不可思议的”军事应付。当初这种应付方法，或者因为中国社会阶级分化的急遽混淆，而确能奏一时的功效；可是在现在阶级分化日益明显的时候，如果还继承着政客主义的衣钵，只想专事挑拨离间利用种种敌人之间的派别，以求自存，而不明白指出必须与某种阶级破裂联合战线之策略，那就不但对于无产阶级政党有莫大的危险，就是对于国民革命的政党也是危险的了。

　　第二，真的游民无产阶级的策源地，就是大多数破产失业的农民。如果中国的土豪市侩拿商业式的佛教为宗教（多种善因多得善果等于多放资本多收利钱），那么，中国失业暴动的农民（土匪）大半都以道教为其宗教。土匪主义（Tufeism）在中国不是新发现的现象，至少可以说：从《水浒传》中的天罡地煞起，白莲教[60]的纸人纸马，义和团[61]的符咒，一直到现今红枪会、硬肚会[62]的种种“法术”，都是农民于无可如何之中寻出来的暴动战术。这些道教式的迷信，固然是愚妄可笑，然而原始的农民暴动之失败，其主要原因，决不在于他们“不懂得科学的革命方法”，而在于他们的阶级分化的不充分，因此，领导运动的大都是富农、小地主——这些农民中的高等阶级，才会“被反动派利用”，才会失节卖友中途背叛革命（欧洲的宗教战争[63]及俄国的哥萨克运动[64]也都是如此的）。中国辛亥革命之后，农民骚动继续得很久，如河南之“白狼”[65]等，苏皖之大刀会、小刀会[66]……直到如今，这种土匪主义，亦是革命中的一种有力的动原。固然，袁世凯以来的官僚买办阶级，雇用这些土匪当军队；然而北洋军阀之所以反动，决不是因为他们的军队均属土匪，而是因为他们代表官僚买办大地主的阶级。至于当初的所谓南方军阀“土匪头儿”，却因为他们代表当中还在反对官僚买办阶级之小地主土豪阶级，客观上的确有些革命的意义。——“护国”[67]、“护法”以来的南北战争，客观上是有革命战争的意义的。至于现在，我们不但要承认土匪是失业的农民并且看见过这些南方“土匪军队”的“回家运动”（粤军回粤，湘军回湘，豫军回豫等），客观上是变相的农民要求田地（地盘）的运动。不但如此，到一九二四年光景，正是农民之中阶级分化日益清晰的时候，一方面佃农开始乡村间的阶级斗争，别方面小农开始征取军队的力量（冯玉祥、唐生智[68]军队的小农化），而且国民党左派及共产党员正要开始到各种军队中去做政治工作（不仅限于黄埔[69]）。这正是土匪式的农民军队之转变为革命的农民军队，并且开始与城市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接触的关键。在这种时候，居然述之、和森[70]会劝孙中山“绝对停止军事运动”！

　　第三，城市的游民无产阶级便是中国著名的流氓主义（Hullgantcheslvo）。中国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失业破产的农民，固然大多数变成土匪，但是另有一部分变成流氓。流氓与土匪之间的关系，在当初是最密切的，不易分辨的。但是其中的区别，也不可不辨。中国的资本主义化——商品经济化，并不完全开始于帝国主义侵略之后；即在乾嘉时代[71]，中国商业便日有发展，因此城市也日益增多繁盛。可是工业没有大发达时，农民破产之后，不能无产阶级化，却只能流氓化。所以向来中国城市中，总是流氓世界；他们的职业是附属于官府的胥吏皂隶[72]，《水浒传》的宋江[73]，便是书隶出身。“盗贼即警察，警察即盗贼”——是中国清代所谓捕厅的组织条例之一；如果负警察式的职务之官厅，不能打通这一流氓世界，他便休想破获一件盗案，甚至于窃案。这是因为流氓世界中，上自捕头皂隶，下至地痞光棍流丐，都有相当的组织——秘密结社，如法国之Franc-macon[74]。这样秘密结社的“城市贫民”之中，因其与政权时有接触，往往发生反抗政府的运动——清季的哥老会[75]、三点会[76]等都以“反清复明”为口号。等到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之后，破产失业的过程百倍于往昔，于是这些流氓组织的势力也就大大的涨高。革命前五年光景，江苏扬州、镇江一带的“盐枭”首领徐老虎（徐宝山）[77]早已“威震江湖”，官吏不敢犯其毫发。国民党在革命前特别与这些“会党”有关系，并不是偶然的事。流氓组织与土匪组织虽然当初是很相像的：他们同有道教式的迷信，如打手印、赌神罚咒的习惯，大龙头、二龙头[78]递级相治的专制制度的组织法（注意：这和民主集权制有天渊之别呢）；但是流氓组织在当初却和土匪组织的主义不大相同，他们当时的政纲，侧重于排满，而轻于排外。这是城市小资产阶级，受洋货商的商业资产阶级之妥协策略的影响，而间接表演出来的。华侨里的秘密结社在国民党里最有势力；而华侨的对付外国压迫，向来有一定的策略，就是眼看着外国有“坚甲利兵”，所以认为“口里不要先说排外”，等到推翻满清之后，中国国富民强，自然可以跻头等国之地位，而“维世界之和平”。这种流氓组织，在西欧、俄国很容易变成反革命的法西斯党。中国租界上的所谓青帮[79]、红帮[80]与巡捕房有密切的关系，这已经是工贼党的端倪。所以辛亥革命之后，这些流氓首领不久便失节投降：二次革命[81]时，徐宝山不肯帮助国民党（他那时仿佛是淮扬镇守使），一般“人士”都称赞他不附乱党维持治安，这就可见流氓首领得志之后，怎样的能为地主绅士阶级服务了！流氓的秘密组织虽然有所谓“极严厉的集权”的训练，“天诛地灭”等类的誓言，也绝无用处。然而流氓组织在辛亥革命之中的，确是有些力量的。“光复军”克服扬子江沿岸各地城池之际，这些流氓组织曾经出过死力。这是因为帝国主义侵略之下，这种城市游民数量异常之大，其组织之中并有手工业者、苦力、工人加入（五四上海第一次总罢工[82]，便是这种组织所指导的），所以差不多等于城市贫民之组织，俨然成一群众的力量，不可以西欧“文明”国家之流氓来相比拟的。这些流氓——城市贫民，客观上是革命势力之一，不可轻视的。要改变他们的迷信的旧式组织，也决非单请教书先生教他们所谓“科学的革命方法”所能成功的，必须工业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实力，足以扫除他们的旧组织，并且足以驾驭他们的群众。

　　谁在中国怕“土匪流氓”沾污了“科学的革命党”，谁便不是革命党人，而是改良主义的市侩。倒是高等流氓的书生主义及其妯娌姑嫂式的小政客主义——这些上流社会里带来的“法宝”，孔夫子式的“家丑不可外扬”的宗法社会主义，此后大有害于革命呢！

　　[59]腊狄客，今译拉狄克（Карл Берн Гардович Радек，1885—1939）俄国人。191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曾任俄共中央委员、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等职。1927年被开除出党。1929年恢复党籍。1936年再次被开除出党。1939年被处决。

　　[60]白莲教，见本卷第387页注20。

　　[61]义和团，见本卷第387页注21。

　　[62]红枪会、硬肚会，见本卷第42页注14。

　　[63]16世纪欧洲封建制度已经开始解体，民族国家逐渐形成，而以教皇为首的罗马天主教会竭力维护旧封建秩序，于是出现了马丁·路德的反对罗马天主教会的宗教改革运动。以此为先导，在欧洲许多国家爆发了宗教战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闵采尔领导的德国农民战争。

　　[64]哥萨克（Казак），源于土耳其文，意为自由，指帝俄时为躲避剥削和压迫而逃至帝国边远地区之农民。其下层常掀起反抗政府之起义与运动。17世纪拉辛起义和18世纪普加乔夫起义都是以哥萨克为主力的。

　　[65]白狼，即白朗。1912年在河南领导农民举行武装起义，曾转战河南、湖北、安徽、甘肃、陕西5省，队伍扩大至4万人。1914年8月白朗病故，起义失败。

　　[66]苏皖之大刀会、小刀会，参见本卷第42页注14。

　　[67]“护国”，即护国运动，又称“护国之役”、“洪宪之役”。1915年12 月25日，蔡锷、李烈钧、唐继尧为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在云南宣布组织护国军，起兵反袁，得到贵州、广西、广东、浙江、陕西等省响应。次年3月22日，袁世凯被迫撤消帝制。6月6日，袁忧惧而死，护国战争遂告结束。

　　[68]冯玉祥、唐生智，见本卷第42、46页注15、57。

　　[69]黄埔，即黄埔军校，见本卷第373页注19。

　　[70]和森，即蔡和森（1895—1931）。湖南湘乡人。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活动家。曾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央局委员、《向导》主编、驻共产国际代表等职。1927年后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代理秘书长等职。

　　[71]乾嘉时代，指清代乾隆、嘉庆年间，自1736年至1820年。

　　[72]胥吏皂隶，指古时在官府办理文书的小吏及贱役。

　　[73]宋江，中国古典小说《水浒传》所描写的北宋农民起义领袖。

　　[74]法国之Franc-mocon，即共济社，起源于中世纪，主张信仰自由，反对政治压迫和宣传社会平等。纪律严格，活动神秘。至今仍存在。

　　[75]哥老会，又称哥弟会，天地会支派，清代民间秘密结社，其会员互称“袍哥”。主要活动于湖南、湖北、贵州、四川等省。初以“反清复明”为宗旨，后投入农民起义及反教会斗争。辛亥革命期间，部分成员接受同盟会领导，参加反清武装起义。民国建立后渐为反动势力操纵，日趋没落。

　　[76]三点会，天地会别称。清代民间会党，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相传以明太祖年号洪武的“洪”字代称，对内称“洪门”，又因洪字的三点水偏旁，故称三点会。

　　[77]徐老虎（徐宝山），字怀礼。江苏镇江人。盐枭出身。早年以洪帮“山主”投降清廷，任两淮盐务缉私统领。武昌起义后据扬州自立为都督，后投靠袁世凯。二次革命时，被革命党人设计刺死。

　　[78]大龙头、二龙头，帮会内部大头目、二头目的称呼。

　　[79]青帮，又称“清帮”、“安清帮”。明代罗祖教支派。是以运输工人为主体的下层劳动者的秘密结社。辛亥革命后，渐被反动势力利用，沦为以流氓为主体的反动组织，曾参与刺杀宋教仁及帮助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80]红帮，又称洪门或洪帮。民间秘密结社之一。原为天地会对内名称，以“反清复明”为宗旨。参加者有农民、手工业工人、城乡劳动者和游民。长期在珠江、长江流域秘密活动，并在海外华侨中建立致公堂等组织。

　　[81]二次革命，又称“讨袁之役”。指1913年7月，孙中山、黄兴等国民党人领导进行反对袁世凯独裁统治的军事运动。因战事主要在江西、南京进行，又称“赣宁之役”。9月失败，孙中山等再次亡命日本。

　　[82]“五四”上海第一次总罢工，指1919年6月5日，上海工人为声援北京学生举行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政治罢工，表明工人阶级开始登上政治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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