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三）巨商买办阶级与小资产阶级

（三）巨商买办阶级与小资产阶级

　　中国买办阶级的第二个来源，就是大商行。我们在上节已经略略关涉到这一巨商买办阶级。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造成许多洋场买办（康白渡），这本是“买办”一词的狭义解释。同时，中国因与帝国主义接触而日益资本主义化，有许多商人到外国去经商，就是所谓华侨。华侨中的巨商亦是买办之一种。巨商买办阶级有一种特性，是与官僚买办阶级不同的。凡是地主官僚出身的华侨巨商，在辛亥革命前便已经是保皇党的信徒，对于辛亥革命已经是妥协派，辛亥革命后便差不多完全变成反革命派。所以此地所谓“巨商”，应当除去与封建制度的田地关系有密切联系的一部分商人。巨商之中的确另外有一部分人，是所谓“来自民间的”。“洋行买办”在前清时代，帝国主义初侵入中国的时候，简直和龟、奴、贼、屁同为骂人的话。华侨与国内商人，也有大部分是小资产阶级的“庶民”出身。华侨及国内商人中，因为帝国主义日益开辟中国市场，自然有一小部分人得以集聚资本而变为巨商；他们所经营的商业，如销售洋货，搜括原料等，的确带着浓厚的买办性。但是在最初一期，他们所做的事虽然是买办性的，他们自己却还并不是买办阶级（在辛亥革命前），因为他们那时并没有取得经济上的最高权（如同当时的官僚买办阶级似的）。当满清封建贵族制度崩溃的时期，他们还没有资格当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代理人。那时他们是新生的商业资产阶级，他们的利益和官僚买办阶级及帝国主义是相冲突的；所以在辛亥革命前，这种商业资产阶级实足以代替尚未形成的工业民族资产阶级，而做革命的领袖阶级。辛亥革命前后的国民党右派（黄兴[24]、宋教仁[25]，国会中之民党系[26]，尤其是华侨议员），便是这一资产阶级的代表。当时破产失业的（章炳麟[27]）和商业化的（张謇）士绅阶级，在保皇党与国民党之间占一“缓冲”地位，附和立宪维新甚至于革命；就是大部分小资产阶级也赞助这一派：辛亥革命前力争立宪及铁路矿务商办的运动，大得国人一般的同情。国民党右派也依赖这种党内的（章炳麟）及党外的（张謇）极右派，而与左派争权。所以实际上是右派取得了领导，又被极右派领导了去；“排满”变成中心口号，并不是“畸形混沌”的偶然，而是商业资产阶级领导辛亥革命以断送之之必然的结果。

　　何以小资产阶级会被当时的改良主义派（黄兴）所领导呢？何以黄兴派又被章炳麟派（排满）所领导呢？中国小资产阶级极大部分是农民，我们要特别来说。此地只先说明：农民小资产阶级在当时是认为“没有皇帝不能过日子”的。至于手工业小商人等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在中国也有种种特性。中国与俄国不同点之一，便是中国除农民小经济之外，还有城市的（西欧式的）小手工业经济，如行会制度等，比较俄国的小手工业行会制度强固得多。这种行会的店东有自己的中世纪式的组织；他们因为受帝国主义商品的挤轧，而不得不加紧剥削学徒。因此店东的小资产阶级之革命性，是比较缺乏得很。他们虽然也和农民一样，具有原始的排外主义，然而不能得着自己的政治代表，因为他们之中大部分（小商人）做的是洋货商业，小部分（店东）很怕革命的充分发展，而引起劳动问题。再则，当时除商业资产阶级之外，更没有再彻底有力的革命阶级做领袖；而这一商业资产阶级带着很多的买办性，策略上非常之妥协，不但和商业化的士绅阶级妥协，并且与官僚买办阶级（袁世凯）妥协，所以他们（商业士绅阶级，商业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口号，客观上都只到排满为止。中国小资产阶级就此被他们领导了去。这种情形，直到现在还有余迹，譬如现在民族资产阶级（较工业的）有一种妥协口号：“不是推覆帝国主义，而是排斥帝国主义的在华势力，不是强力取消不平等条约，而是和平协商修改不平等条约。”这种口号仍旧有领导上层小资产阶级的可能。

　　如今我再说那商业资产阶级从小资产阶级里发展出来之后的情形。中国最初的商业资本，和官僚资本不同，他开始先有些独立性，他虽受帝国主义资本的银行市场等势力的支配，可是在他自己的营业里，他是“独立的”主人（至于官僚资本的矿务铁道，却一开始便在帝国主义直接指挥之下）。然而帝国主义势力日益发展，这一商业资产阶级便也日益分化。其中最小一部分，虽然资本日益积累起来，然而他们的大批收买原料或百货商铺式的大规模批发洋货的营业，反而被帝国主义纳入直接管辖的轨道；私人银行之中也有这种情形。于是这部分人便变成巨商买办阶级，相当的占有代理帝国主义掌握中国经济的最高权，同时，帝国主义扶植他们的社会地位，使与“龟奴贼屁”同变成“绅商”，并且使官僚买办阶级与他们分润些政权。商业资产阶级由此而变为买办，广州商团叛变[28]时先施等大公司都插外国国旗而罢市援助反革命；上海一九二七年二月总罢工时[29]，先施老班说他已经入了英国籍，这都不是偶然的。冯自由[30]、邹鲁[31]等国民党的极右派实行反革命运动，教唆屠杀工人，也是如此。商业资产阶级的第二部分，当然也和洋场买办同样，能够稍稍积聚资本，而投入工业，转成民族资产阶级，这种现象尤其是欧战期间最显著。民族资产阶级之出身于“民间的”商业资产阶级者，数量上固然非常之弱小，可是他的政治力量却比其他的资产阶级要大得多。他们和小资产阶级的上层群众关系较为密切，这并不全因为他们是平民出身，而是因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步便跨到世界资本主义的最新方式——这是在帝国主义包围之中必然的现象——如果拿经济发展的速度来看，恐怕从简单商品经济发达到股份公司制度的过程，全世界上要算中国是第一；股份公司的制度笼罩许多小资产阶级的股东，例如先施公司自己是百货商的买办营业，渐渐自己开办工厂，转成工业资本，同时，他的股份公司，店员之中都有兼做股东的；上海华商烟草公司之中，有些工头和工人也兼做股东。这种民间出身的大资本家，很有影响并领导上层小资产阶级的能力；例如官僚盛宣怀[32]的招商轮船公司[33]，在盛家几位少爷手里一定弄得稀糟，而盛家的师爷、臣仆以及商人股东，却借此积累不少股本，他们人人“创家立业”、“提倡实业”——这种工厂商店，大半是集合小资本的股份公司。这一类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口号，如“关税自主”、“仁爱性能说的劳资妥协”等，颇足以号召店东的小资产阶级。商业资产阶级的第三部分——最大的部分，自然是日益破产而变成小资产阶级，这是资本集中的铁律，用不着多所解释。一九二五年五卅之后，小资产阶级群众的革命化，甚至于国民党的华侨党员大多数左倾（国民党左派），都是现成的例证。这部分破产失业，经济地位由高处下落的小资产阶级，虽然政见很是动摇，而他们革命化的倾向，却要比由低处希冀上升的店东小资产阶级急进些。总起来说，商业资产阶级日渐分化成为三部分：（一）巨商买办阶级（陈廉伯[34]），（二）工业的民族资产阶级（戴季陶[35]），（三）革命的小资产阶级（汪精卫[36]）。

　　总之，巨商买办阶级的发生和发展，是由旧时庶民的小资产阶级，进而为商业资产阶级，再进而为买办式的巨商。巨商买办阶级的崩溃和分化，便大致与官僚买办阶级相同，因为他已经并入了代理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治者阶级。至于商业资产阶级的分化里，却有非常之可以注意的现象，——商业资产阶级因为帝国主义天天在中国开辟市场，他本身还在发展，有相当的上升的前途；而且其中分化出民族资产阶级的成份和质量，都比较的强大，再则其中分化出很多量的革命化的小资产阶级。

　　所谓买办阶级，必须是相当的代理帝国主义掌握中国的经济高权或政权的人。所以说辛亥革命时的国民党右派，有变成巨商买办阶级代表之倾向，那是对的。如果说他们在当时已经是买办阶级的代表，那就不对了。同样，如果说现时的国民党新右派，有变成官僚买办阶级的倾向，那是对的。但是，如果说，他们现在已经是官僚买办阶级的代表，那就不对了（述之在政治局讨论国际议案时，便有这种论调，这是因为他将买办或官僚的个人，认做阶级的代表，事实上却并非凡是做官的都是官僚买办阶级之政治代表）。

　　[24]黄兴，见本卷第73页注27、第270页注314。

　　[25]宋教仁，见本卷第270页注314。

　　[26]国会中之民党系，指民国初年国会中的国民党议员，当时占据优势地位。

　　[27]章炳麟，即章太炎，见本卷第72页注11。

　　[28]广州商团叛变，见本卷第414页注14。

　　[29]1927年2月21日，上海工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迎接北伐军进军上海而举行总罢工，并转为武装起义。但由于时机不成熟，事前准备工作也做得不充分，起义遭到失败。

　　[30]冯自由，见本卷第317页注65。

　　[31]邹鲁，见本卷第45页注40。

　　[32]盛宣怀（1844—1916），字杏荪，号愚斋。江苏武进人。洋务派后期重要人物。历任轮船招商局督办、中国电报局总办，清廷会办商务大臣，邮传部右侍郎、尚书、大臣，汉冶萍公司董事长等职。

　　[33]招商轮船公司，近代中国最早的新式航运企业。1872年12月在上海成立。后分别在天津、牛庄、烟台、汉口、福州、广州、香港及横滨、神户、吕宋、新加坡等19个重要商业港口设分局。初为官商合办。1909年归清廷邮传部管辖，为盛宣怀所控制。

　　[34]陈廉伯，见本卷第317页注55。

　　[35]戴季陶，见本卷第315页注40。

　　[36]汪精卫（1883—1944），名兆铭。祖籍浙江山阴（今绍兴），生于广东番禺（今广州）。早年参加反清革命活动。孙中山逝世后，任广州国民政府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1926年中山舰事件发生后出国。当时为国民党左派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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