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席会议上的发言记录|瞿秋白

联席会议上的发言记录

　　在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专门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代表团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调查团(1)联席会议上的发言记录（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日，广州）

　　（“文学家”、阿莫索夫 (2) 和我们一位同志参加的）

　　“专门委员会”会议

　　阿莫索夫主持

　　日程

　　1.中央委员会代表的正式报告。

　　2.两党联席会议。

　　3.关于国民党问题（包括占领武昌后我们的策略问题）。

　　中央委员会报告

　　“文学家”：我代表中央委员会做正式报告。我们到这里来，是为了恢复迄今还没有工作的“专门委员会”。我们几个人在这里要解决两党联席会议的政治方针问题。我们走后“专门委员会”即行取消。其权限交予“英国人”。(3)这里将有一名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其权限与中央委员会驻北京的委员一样。

　　“英国人”建议另会讨论“专门委员会”的问题，现在先看迫切问题。

　　两党联席会议

　　阿莫索夫：有三件事1.国民党提出的日程；2.我们提出的日程；3.联席会议的目的；4.我们这一方的代表。我们要预先同国民党会晤，商定会议地点、时间和开幕式等事宜。

　　“英国人”：联席会议的提起乃因在3月20日和5月15日期间有人对共产党人颇有啧言，应当设一个出气口。那时应当给人造成一种印象，觉得国共间的冲突可以通过两党的会议予以解决。但是，尽管我们做出了让步，此事能否办成，仍然存有怀疑。开会的想法是早就有的了，还是孙中山在世时，因右派的不满就想开会，不过当时是想请莫斯科——共产国际参加。“国际联络委员会”——莫斯科应该来解决冲突。(4)我们在5月15日前就提出这个想法以避免其他让步，可是没有办成。他们得寸进尺，但也不放弃这一条。从那时候起局势开始改变，起初缓慢，后来就激烈了。第一次是在5月15日之后，由蒋介石发难，他声称自己闹不明白两个党怎么可能在军队内在黄埔军校内共事。“要是那样我就不要总司令这个头衔”。关于总的问题他还能够心平气和地谈论一番，也说到要建立一个党来取代两个党。可说到军队他就露峥嵘了。你们都知道关于他那三个方案，(5)他关于分歧及其解决办法的事：共产党人退出黄埔军校，退出国民党。我们想拖延到两党联席会议，可是蒋介石把问题以通牒的方式提了出来，作为他就任总司令的条件。共产党人退出黄埔军校的国民党组织后，左派积极起来了，担负起了保护左派国民党的职责。别人不能指责他们为共产党效力。“没人可指望了”。黄埔军校左派的成长不能仅仅用现有的许多原因予以解释。我没听到基层有任何人对共产党不满。相反基层对共产党的态度好转了。广东省选举学生代表执行委员会的事件就是一个例子，(6)这次争执在基层就解决了，没有人要求开两党联席会议。即使陈独秀那篇文章(7)也没有引出这样的要求。全国学生代表大会理事会的选举也出现同样情况。这样看来从蒋介石方面说没有任何人提出召开联席会议的要求，特别是在第二时期。中派对召开这样的会解决冲突并不感兴趣，因为他们如果提出冲突一事，其解决结果也是反蒋——那我们就会不满。至于另外那部分我们称之为左派的人，在谢尔盖(8)来到之前我没有听到他们提出这类要求。现在已经真相大白了：是“学者”(9)要求这样做。如果他们是一伙的，那如何解释他们的心事呢。鉴于将有大事发生，左派想同我们达成共识。但是，他们不可能通过联席会达到目的。有蒋介石的“耳目”(10)在，他们不可能畅所欲言，而只能打官腔。左派想让汪精卫在党内复职，可是从内部又无所作为，只能在会外活动。你们来了他们可能会高兴，可是不高兴开正式会议。联席会议对他们有什么用处？他们可能正在收集意见，想提到联席会议上，以减少我们的名额，以完成5月15日未竟之事，争取改变共产党的路线。还会出现另外一种情况：左派近来总想让我们挑头反蒋，而到联席会议上我们将和“三二〇事件”的发难者较量。

　　谢尔盖：也许该请“英国人”做结论了。

　　“英国人”：我们先听一听地方上的情况补充。

　　苏(11)：“学者”给我写了一封十分礼貌的信请我参加会议。他说了罢工的情况。“学者”说，如果政府是另外一个政府，如果中央委员会是另外一个中央委员会，那么在寻找工作一事上会有许许多多的事可做。

　　阿莫索夫：刘(12)来上海说有几个县向中央委员会告共产党人的状，可书记处把这些状纸转到省委，勾去对共产党人的指控，只剩下“个别国民党人”了。要么他们现在想避免磨擦和冲突，要么不想摊牌，备日后进行突然袭击。如果情报属实，那就说明反共活动在一些县里已经开始了。上海右派的中央委员会就联席会议事发行了一个小册子，(13)：“这是日本和中国开会还是英国和中国开会，委员会内有四个国民党员加三个共产党员，加上顾孟馀，加上共产国际代表，——五个‘英国人’对四个中国人。那何必还说什么最高委员会对中国拥有‘主权’。蒋介石把国民党卖了”。

　　“文学家”：我们找过张静江，他（一反常态）夸夸其谈，表忠心，想说明他是元首。说到共同的目标，他认为革命可以很快完成：用两年推翻军阀，用十年达到共产主义，比苏联还快。但是主要障碍在于，一个目标，两党并存。他也说了共产党必须支持国民党，说到冯玉祥。我们的印象是：他想保证让我们支持反冯斗争。

　　阿莫索夫：中派不愿意开这个会，怕受人埋怨，对他们不利，可是右派在上海的小册子却使他们的处境更加恶化。也许他们怕开会时同我们的关系紧张起来，因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蒋介石声称（这一点是我们听李说的），他目前要提出两党合并的问题。他们希望赢得时间，而当前则希望消灭我们。有三个情况1）两党合并——予以否定；2）靠谈判缓和局势——也办不到；3）通过开会来领导国民党——同样是乌托邦。我们有两条出路：要么在会上揭露国民党不为群众做任何事，并巩固我们的阵地；要么和左派一道反对中派。

　　张太雷：即便陈独秀的文章发表后，也没有任何人提出两党联席会议的事。有一次廖仲恺(14)提出这个问题，但没有得到支持。张静江想让共产党人在中国国民革命时期放弃夺取中国领导权的斗争，待打下北京，国民革命就结束了。但张知道开一次会是达不到这个目的的，所以谁对这种会议也没有兴趣。群众对共产主义并不抱敌意。一些县份里之所以怨声四起，原因在于左派国民党反对那些叫嚣“反共”的地方官。(15)

　　“英国人”：我的结论和建议1）就下述三事在开会前同左派们签定一个长期协定（当然是有可能的话）A．筹备国民党非常代表大会的办法；B．关于中央委员会的人选；C．为大会进行预备性鼓动的纲领；D．代表大会的地点；E．如何实际地（而不是在顾孟馀的书房里）建立国民党左派的领导。前四项是全国性的，第五项是专门在广东做的：这里有群众，他们日益左倾，应如何领导他们。把开会的事谈妥，但工作的进行要依次按一个个小问题进行，以便不亮出底牌。小事上可以让步，主要是应同左派达成默契，会议本身——无关紧要。

　　谢尔盖：有三个问题：1）这里谁是左派？2）我们目前能够就反对右派的斗争同中派达成默契吗？3）这个默契就是沿着推翻蒋介石政权的路线展开的。这可保不了密。如果就这些问题达成默契，那么会议本身就无所谓了，光说些鸡毛蒜皮的事就行了。还有另外一个方案：向左派国民党做一段时间的工作后，再同他们签署协定，可使他们同群众建立联系。我们可以不告诉他们协定的事，不向他们提出这个问题，也不向中派宣战。届时两党联席会议就更加重要，到开会时我们既要同左派也要同中派周旋。

　　“文学家”：许多人汇报了情况。总的结论是：中派不想开会。关于左派和他们的态度我还说不准。他们分两派：顾孟馀一派，其他人一派。顾孟馀还不是代表人物，他想同共产党人妥协以便让汪精卫复位，但他要求我们事先做出让步。他想开会是要向蒋介石表忠心并要求他也让步。其他的左派反对开会，因为他们已经习惯同我们共事。他们有点惊慌：不是有群众吗，群众日益左倾吗。所以首要的是明确我们的方针，同左派举行会商的内容是反蒋斗争（这已经决定了）。

　　“英国人”：如果“学者”能代表所有的左派，我建议同他单独商量，或者再找一个什么人（如甘乃光）。

　　“英国人”：同左派达成默契并非意味着反对中派，尤其不意味着向中派宣战。我们能够一方面同中派斗争，另一方面当前又可把蒋介石分出来不把矛头指向他呢？如果这就意味着反蒋，那么我反对向中派这样宣战。同左派的协定将使我们在工作过程中做到对中派不宣而战。同左派不能泛泛谈协定和相互关系，而应谈具体问题：关于召开代表大会，关于中央委员会等等。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对中派的打击。这是否也意味着对蒋介石的打击呢？那就取决于他本人了。未来左派将把净化了的孙文主义学会分子奉献给我们。同左派联合工作的领导不应在广州而应从上海实施。

　　谢尔盖：两党联席会议不会有什么单独的作用，它仅仅是同中派周旋的手腕，同左派接近的手腕。问题的要害还是对蒋介石的态度，因为左派（我不是非常了解情况）会首当其冲地提出推翻蒋介石和推翻党内军事独裁的问题。他们无疑主张推翻蒋介石，可是我和“英国人”却不赞成他们的意见。我们是不是比左派还右一些——这我不知道。

　　“英国人”：如果左派问起我们，我们就说：根本谈不上什么推翻蒋介石的问题。我们主张让左派在国民党内掌权。这由代表大会决定。我不知道蒋介石是否会联合左派的中央委员会。在拟定中央委员会的名单时，如果他们不提名蒋介石，我们就提，但这不妨碍我们到代表大会上必要时把他撤下来，那我们还会是多数。

　　阿莫索夫同意“英国人”的看法。

　　（译自俄罗斯科学院季塔连科博士与德国柏林自由大学罗梅君博士合编的《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1996年版第2卷上册第345—350页）

　　列数点，请会议注意

　　八月二十日瞿秋白发言之概要

　　一、现代一切社会理想之派别，决不在于所谓最高目的，而在于进行之步骤。总理言民生主义包括共产主义，足见本党认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并非相等。请言其异点如下：

　　国民党主义——先行训政制（革命独裁），以成就国家社会主义（民生主义）而“阴消”正在发生之私人资本主义。共产党主义——先行无产阶级独裁制，以无产阶级的国家资本主义（新经济政策）渐次“扑灭”已发现之私人资本主义。

　　二、共产派加入本党，现时并未抛弃其无产阶级独裁之主张；然既加入本党，即足以表示其赞成试行之民生主义之平均地权、节制资本，能否因此实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之社会，则为将来之问题。如其能也，则阶级独裁制之“堕胎药”当然可以不用，盖民生主义之“消胎药”已发生效力，无胎可堕矣。如其不能，则堕胎药仍非用不可。（至于改良派之所谓社会主义，恰好是资本主义之“安胎药”，不但非共产党所能赞成，且亦为国民党，如汪精卫诸先生等所力辟）。共产派之加入国民党盖非放弃其无产独裁制，乃仅保留之耳。本党内之共产派固未尝主张现时中国即须实行无产阶级独裁制，却为主张国民革命之最急进者，然其思想上的研究，则仍保存其无产阶级独裁之学说。因此，共产派一方面加入国民党，一方面仍独立自成一党。

　　三、共产派之独立政党，共产党，代表无产阶级之特别利益，其政党的活动当然注重在此，然今日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之中无产阶级运动亦其最主要之一部分。国民党与共产党各自独立运动，无意之中亦必互相辅助；有意的结合便为共产派加入国民党。故共产党员之兼国民党员者（跨党），其行动分两方面，例如：（一）以国民党员之资格向一般国民（农工亦在其内）宣传国民当参加国民革命；（二）以共产党员之资格向农工宣传劳动阶级当参加国民革命。前一例之宣传无阶级性质，后一例则有阶级性质。农工之阶级觉悟盖为引其参加国民革命之必要条件。共产党之独立运动不但不与国民党运动相冲突，且大有辅助于国民党。因此，共产派既有加入国民党之必要，又有独立自组一阶级政党之必要。

　　四、政治策略上共产党与国民党同为革命的政党，在民族主义上共同反抗帝国主义及其工具之军阀；且在民权主义上现时同主张革命独裁制（训政与以党治国），并不幻想全民政治之突然涌现；在民生主义上现时同主张节制资本、平均地权，并非调和阶级斗争，乃在自然的阶级斗争中辅助劳动界而节制资本家。至于将来国民党或从民族主义退而至于帝国主义，从革命的各阶级之独裁制退而至于资产阶级独裁，从节制资本退而至于放纵资本主义（所谓天赋人权说之欧美式民治派）或医治资本主义（改良派）；或则从民族主义进于世界主义，从各革命阶级之独裁进于无产阶级独裁，从节制资本进于消灭资本主义。——此则皆为将来之事。历史当有以示吾人也。然现时正在发生之中国资本主义尚未“阴消”，中国无产阶级尚确然存在，国民党与共产党亦并存于中国。同时两党应付此现时社会之策略与两党之革命对象则确然相同。故一方面宜合，合则革命力雄厚；别方面共产党宜独立，独立则无产阶级之特殊利益，得于普通之国民利益外，有所特别表见及行动。将来三民主义之实现苟能“阴消”资本主义至于净尽，即消灭一切阶级，则不但无所用其共产党之组织，且已成“全民社会”而无所用其“政治”矣。（附注）——监察委员会报告书中之证据（团刊及青年团第二次大会宣言书）上之文句往往为反对共产派所断章取义，自作解释以入人罪。如原为“阻止其集全力于军事行为而忽视对于民众之政治宣传”，则解作阻止军事行动。试问无军事行为则尚成何革命，共产派之慎大约不到于此。再则原为“阻止国民党在政治运动上妥协的倾向和在劳动运动上改良的倾向”，则解作“阻止国民党与奉浙结军事同盟，阻止国民党改良劳动。”所谓妥协乃抛弃主义之谓，何得如此解释；果若此，则社会主义国家与法西斯蒂国家订立一平等外交上之互认条约以求经济上的接触亦为妥协矣，岂有是理乎。社会主义中之所谓改良派其意义已如上述；岂有无产阶级之政党而反为对劳动条件之改善者——故知改良与改良派当严加辨别也。至于共产派欲“使国民党与苏俄接近”，则总理对于新闻记者之谈话，及中央对于中俄协定之宣言具在，何以此等党员尚能以此为口实而入共产党之罪。

　　故共产党之独立，共产党之异于本党并非由于策略问题；革命与否，妥协与否，乃国民党员之能否真正服从三民主义之革命原则与否之问题，而非共产派与否之问题也。若国民党中另有一部分以为国民党不应反对帝国主义，且已退于资产阶级独裁制，已取放纵资本之主义而甘心为改良派，则亦难怪共产派以国民党员之资格而有所规箴，更难怪其在决定加入以前有此等过虑矣。凡此一切，皆为理论上或政策上之问题。

　　五、实际问题上则所谓党团作用（一致行动）之犹疑实为此次惹起纠纷之端。实则既准跨党便不能无党团之嫌疑。国民党外既有一共产党存在，则国民党内便不能使共产派无一致行动，况既谓之派，思想言动必有相类之处；既有党外之党，则其一致行动更无可疑，何待团刊等之发现乎。故吾人只能问此一致行动是否有利于革命及党，不能以一致行动便为破坏国民党之证据。若其行动有违反宣言及章程之处，则彼辈既以个人资格加入本党尽可视为本党党员，不论其仍属于共产派与否，概以本党之纪律治之。否则只有取消跨党之决议。至于共产党吸取阶级觉悟的左派分子，则更为当然之事。今日唯有阶级觉悟之农工方能积极赞助国民革命，同时既有阶级觉悟，便自然加入阶级的政党；此阶级的政党既受国民党之正式承认，其吸收此等分子又何足为破坏国民党之证据。若此次会议议决“分立”，方可谓共产之发展足以侵蚀国民。若不分立，则共产党之发展即系国民党中一部分之发展，何用疑忌。

　　六、最后，则为革命进展问题。自辛亥以来纯粹排满的民族主义之社会力量日渐减少消散，而国民党之政权亦自全国的渐被逼而至于今日之广州革命政府——一切排满外人，向日利于中国之脱离“中世纪”以便于其资本主义之侵略（吸取原料等）者，今已必不再继续接济中国革命政府，且自革命初成即早已抱定协助反动军阀如袁世凯等之政策；买办阶级，向日代表外人利益而愿同国民党反对满清者，今亦随之而退，倒戈反噬；其他小农小工小商，既失其排满之对象，固无阶级觉悟，故只知国民党有军事行动足以害其“安居”“乐业”不肯参加国民革命。因此广州市买办阶级助帝国主义阴谋推翻革命政府，妄想设立商人政府（买办政府）；陈炯明吴佩孚又从别一方面受外人之间接指使负军阀之“历史使命”日谋进寇。国民党若不另觅一道路，——于反抗北洋外，更加以反抗帝国主义，以此恢复民权主义之精神，——则革命必且失败。此另一道路，即恢复民权主义精神之道路恰在于辅助劳农阶级，先从彼等之实际利益入手，方能导之于民权主义及民族主义（正如张溥泉先生五月一日在上海大学之演说：“中国为列强之劳动国，列强为中国之资本国”，故工人农民若不反对列强及军阀则已，一反对列强及军阀即为阶级斗争。苟无此种觉悟，则必不能进而为民族主义及民权主义奋斗也。）此阶级利益之代表者即为共产党。本党苟能容纳共产派，即迎受新兴的反帝国主义之社会力量则本党之革命又重新开始，而发展之前途未可限量。无阶级觉悟者固常诋毁共产党，破坏共产党，然其效功国民党。革命之成绩可于事实上见之，于其能否与劳农群众有密切关系见之，不在其僭称代表全厂工人或全路工人也。共产派之急进的反帝国主义主张乃是国民党党员之天责，并非欲赤化国民党。今若实行分裂，排斥共产派无非令国民党反帝国主义之力量减少，帝国主义者实感谢之不胜也。

　　七、再则此次纠纷之中又有所谓感情问题，然以忠于革命，日谋所以发展革命者即为国民党内一部分人所“深恶痛绝”（见护党特刊），此等情感不知其为革命的情感抑反革命的情感也。至于共产派之文字，往往有不驯雅之辞，致伤其他同志之情感，因而疑其无诚意，此则适足以见其为治于人之小人，殊无君子之度，共产派于此诚不能辞其咎，吾党中央全体会议当有以告诫之也。

　　附注：

　　凡有括弧之处，大致为当时所未及说明而为写此声明书时所加入者。

　　(1)指远东局为调查中共广州区委的工作情况特别是“三二〇事件”前后的情况而组成的调查团，由魏金斯基率领该局成员在广州停留约两个星期。

　　(2)即瞿秋白和张国焘。

　　(3)即鲍罗庭。

　　(4)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1卷，第327—328页。

　　(5)指1926年6月7日关于黄埔军校内共产党员问题的建议。

　　(6)事件详情待查。

　　(7)即陈独秀发表于《向导周报》161期上的《论国民政府之北伐》一文。

　　(8)即魏金斯基。

　　(9)指顾孟馀。

　　(10)指张静江。

　　(11)可能是苏兆征。

　　(12)指刘少奇。

　　(13)小册子名称不详。

　　(14)原文如此。可能当为廖仲恺的遗孀何香凝。

　　(15)此句原文直译为：乃由左派国民党之间的反对地方官的斗争引起，后者总在叫嚣“反共”。

梦远书城(guxu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