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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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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1)代表团与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代表团联席会议上的发言记录(一九二六年八月十九日,广州) 与中央委员会代表团的联席会议(2) “文学家”:中央委员会把估价当前政治形势的问题搁置下来,想把广州情况收集起来,然后再讨论国民党内状况和最后一个问题——两党联席会议的问题。我们应当对占领武昌一事有所准备,提出纲领和口号。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三个星期前发表了一个宣言,其中没有一句革命口号,连召开国民会议都没提。(3)两党联席会议应当予以安排:眼下关心这个会议的是国民党,占领武昌后——则是我们。然后应当与地方组织谈谈取消两个中心的事。 谢尔盖:报告他同广东区委和“英国人”(4)之间存在的根本分歧(对当地同志的看法不切实际和“左派”联手发起进攻的可能性)。 马克斯:建议从讨论联席会议问题开始,以理清所有其他问题。 “文学家”:国民党如何安排这次会议:是宣战还是和会。 谢尔盖报告自己同“学者”(5)的谈话,关于两党联席会议的宗旨。马克斯问,中央委员会如何看待近期同国民党的关系:是打还是和。 “文学家”:同中派的斗争势不可免——主张建立左派国民党政权,甚至此地商人派驻农会的代表(南洋烟公司的老板)(6)都欢迎农民,说农民是大哥,工人是二哥,商人是三弟,还说农民的赋税太重,不堪负担,不能听信许诺,要斗争。 谢尔盖:这是不是为建成一个右派政府而耍的手腕? “文学家”:不,这是为建立左派政府。 谢尔盖:事先就该决定,我们认为会议有多大作用。我认为,对我们来说争取时间并在群众中站稳脚跟不应当是玩弄手腕,为此必须有一定时间讨论第一个问题即关于相互关系的问题。 “文学家”:我们同意这个看法,但是除了正式会议之外,还需要同左派国民党举行会议。再说,更重要的是核实地方组织的观点。 谢尔盖:难道中央委员会对广州局势就没有一致看法吗? “文学家”:从同志们的报告看,他们这里在5月15日之前就忙于同国民党周旋,后来又忙于党内斗争,他们提不出对广州局势的全面看法,一些人说广州赤化,另一些人——说广州是绿色的,还有人说——是黑色的。我们到这里来,主要任务就是把这个问题查看清楚。 有人提问题:所以才请你们留下来。 阿莫索夫:我是第一个使用“广州由左派掌权”这个说法的人,然而我们毕竟在这里有一定的力量(如果在中国还能有“力量”可言的话)。 “文学家”:我们代表团内部对实际问题已经达到共识。但是各有个态度,各有各的理由。我们同意说这里是由左派掌过权,然而要知道这里的客观形势究竟如何,各派势力是如何较量的。在中央委员会内、在所有的工作人员中,普遍存在着分歧。彼得罗大(7)说民族资产阶级已经是反革命了,所以我们现在面临着与之(蒋介石)公开斗争。可老头子(8)认为显然(还没有明朗)还能够利用民族资产阶级。这个阶级的军事独裁说不定有益于革命的发展。这些问题都应予以澄清。 同中央委员会代表团的会商(继续)(陈独秀参加) “文学家”,建议讨论两个问题1)(因国民党打算召开特别非常会议讨论占领武昌前后的行动计划、发表何种宣言等而形成的)总的政局;2)两党联席会议。予以通过。 “文学家”报告:汉口难以攻下——防卫固若金汤。吴佩孚的势力在分化,张宗昌后退。打来打去究竟为什么——谁也说不清。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三个星期前的宣言说到农、工人、商民,可是没有拿出任何具体东西,就连国民会议都没有提。然而冯玉祥可能占领北京的问题一出现,他们全都慌了手脚。收到一个从北京发来的数人联署的建议,说是要与冯玉祥一起发表一个宣言。昨天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讨论了这个问题,他们决定改变过去的宣言稿,另拟新稿。然后决定在一个月内召开国民党的代表大会或曰代表会议。会址和与会人员——却是一个悬案,是在北京,还是在广州,是由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参加,还是各省党部派人参加,——全都不清楚。不管哪种方案,指的都是左派国民党和汪精卫复职。鉴于广州的局势,大家都不想在此开会。老头子说现在已经得到消息,知冯玉祥已经去不成北京了。 谢尔盖,建议现在就确定这里的政治工作领导体制,以消除众说纷纭和各行其是的现象,并且可以预先得到情报。为此目的趁我们的人(9)在这里,就要举行定期会商,由“专门委员会”(10)(包括中央委员会委员)和远东局参加。 通过这个建议(按原文粗体字)。 “文学家”:北方就北伐事也其说不一,如果日后是右派掌权,右派就支持北伐。右派劝樊钟秀(河南)说,他是第一个以孙中山的名义北上,所以有资格当领导。 陈报告,说当地的国民党当然同意发表宣言,但事先要同蒋介石协商。 “文学家”:宣言可以由冯玉祥和蒋介石联署——这样影响力更大,因为就连资产阶级也都已脱离反赤鼓噪了。不知道何时发表宣言,想必是在国民党代表大会之后了。代表大会的日程应该包括1)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报告;2)国民政府工作报告;3)广州军队报告;4)国民革命军报告;5)国民政府的组建及政府成员。 谢尔盖:中国共产党的宣言将是带有鼓动性的。国民党的宣言则应当权衡现实的力量对比,像上年10月那样,当时我们以为将建立联盟,所以想把孙传芳的代表也吸纳进去,现在怎么样呢?能够建立清一色的国民党政府还是可以吸纳别的什么人呢?这里还有第二个问题:由谁来召开组建政府的预备会议——是国民党还是谁? “文学家”:政府不可能是国民党一个党的,而应当依靠两支战胜军。我们首先应该解决国民党本党代表大会的问题:由哪些人参加等等。包括政府成员在内的一切等问题,则取决于由国民党内的什么人来领导政府。左派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可以建立有右派和其他人参加的政府,但要由左派领导。 谢尔盖:这样说您该提出推翻蒋介石政权的问题了,然而也有人说,现在连批评蒋介石都使不得,因为这意味着战争和失败。 张太雷:可以批评,不过要慎重。应当把军队内、国民党内、半赤化的、半黄色的机器工会内会员中有不满情绪的分子等集合在一起。 谢尔盖:您的方针旨在推翻蒋介石,让国民党内的左派和共产党人在全中国范围内取得胜利。您不担心这样风险太大吗?那样一来,中派和右派就将依靠冯玉祥(他的情绪也可能像蒋介石一样)和孙传芳的支持发起强大攻击,您这样不就是葬送了国民党吗?不就是孤立左派吗?不就是让左派与共产党对阵从而加速他们互相争斗吗? “文学家”:(与同志们商量后)我们说的不是把中间派作为一个派别与之斗争,我们不想把他们从国民党内赶出去,我们想做的是甩掉蒋介石和他的独裁——蒋已经自我孤立了。中央委员会内应该由左派领导,中央委员会将由多数左派、某些中派和右派组成,——这样来达到统一中国的目的。共产党人太少,但坚强有力。右派会同意进入的。 马克斯:是否可以由原来的国民党代表大会代表(像吴佩孚国会那样)来组成一个在全国有权威的核心?右派会守口如瓶吗?不会再发生一次“三二〇事件”吧? “文学家”:表面上关于代表大会的代表不会有什么意义:蒋介石已经名声扫地,代表大会不难取缔他。可对于全中国来说,汪精卫是一个更受欢迎的人物,他善于同各个派系的人周旋。 谢尔盖:在建立统一政府一事上你们是否操之过急了?让冯玉祥先建立自己的政府,然后再提出北京、奉天、南京和广州四个政府联合的问题不是更好吗? “文学家”:应该说我们并不排除这种方案。 谢尔盖:虽然你们说的是左派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这指的仅仅是另外一些人呢还是在农民问题上的另外一种政策呢?不是口头上的而是实际上的吧? “文学家”:当然是另外的政策,宣言内不少地方说到农民问题。 应该准备两份稿子:1)一份给国民党中央委员会;2)另一份给政府。给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那一份应当详细具体写明给佃农什么利益,农村哪些机关应当予以取缔等等。政府宣言的稿子可包含眼下能够实施的条款,如果政府不办,那国民党就可以在群众中批评它,国民党应该表态,主张建立国民政府、召开国民会议。 谢尔盖:请您全面考虑从建立国民政府着手是否时机得当这个问题。 阿莫索夫:应该提出好人政府的口号。 俄罗斯现代史料中心,全宗495目录154案卷267第37—39页。 打印件,原件,无签名。(译自俄罗斯科学院季塔连科博士与德国柏林自由大学罗梅君博士合编的《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1996年第2卷第336—340页) (1)该局据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1926年3月25日会议决定成立,4月29日政治局开会任命魏金斯基(汉名:伍廷康或吴廷康,胡定康,胡定斯基等)为主席,俄方委员有:拉斐斯,赫勒尔,福金;另有中国、朝鲜、日本代表各一名。1926年底解散。 (2)起初参加会议的有魏金斯基(谢尔盖)、拉斐斯(马克斯)、张国焘(阿莫索夫)、瞿秋白(文学家),后来有陈延年和张太雷。 (3)没有发现国民党的这个文件。 (4)即鲍罗庭。 (5)指顾孟馀。 (6)即简琴石。 (7)即彭述之。 (8)即陈独秀。 (9)设于上海的远东局为调查中共广州区委的工作情况特别是“三二〇事件”前后的情况而组成的调查团,由魏金斯基率领该局成员在广州停留约两个星期。 (10)没有发现关于该专门委员会的确切成立时间及成员的文献资料。据彭述之回忆录和该委员会是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收到广东区委关于“三二〇事件”的详细报告后成立的,确切些说是在1926年3月底4月初。其成员有: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张国焘、谭平山、彭述之,以及中共广东区委的陈延年、张太雷、周恩来。专门委员会受命同鲍罗庭一起讨论对蒋介石的政策(见韦慕廷、夏莲荫《革命使者——苏联顾问与中国国民党(1920—1927)》第270页)。从已经发表的文件看,苏兆征也参加了委员会的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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