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巨头会议和政治公开问题|瞿秋白

北京的巨头会议和政治公开问题

　　（一九二六年六月一日）

　　最近吴佩孚[1]匆匆北上，号召四巨头会议——吴、张、阎、孙[2]，解决中央政府问题。四巨头之中，吴佩孚是主张曹锟贿选[3]的法统，主持颜惠庆摄阁[4]的；孙传芳也算已经表示赞成颜阁的了；张作霖则于沉默一时消极抵制之后，忽然坚决表示反对颜阁，所以提出政治法律须公开讨论的问题；阎锡山也主张于军事解决后，召集军阀和名流，开国是会议。这是反赤军战胜国民军后，内部开始冲突的第一幕。吴佩孚以东南军事上的利便牵制孙传芳，造成反奉同仇的空气，所以孙传芳不得不敷衍他。阎锡山也因受国民军攻击，不得不希望奉张在热河方面牵制国民军，因此表面上改变亲吴的态度，而要出来转圜。所以事实上不过是张吴双方的争执，护宪护法的冲突，更实际些，便是张吴军事政治上互争优势的斗争。孙阎既是第二等的动力而不是主要的动力，吴佩孚因此便于行抵保定之际，索性说出只和张作霖协商政治主张，不愿多人参加。

　　吴佩孚似乎依据着反赤战争开始时的密约，想劫持张作霖而垄断政权，更因为阎锡山已经变态，孙传芳又非死党，至于其他小军阀和名流元老，更加人多口杂，所以有这种主张。照吴佩孚这种意见来看，仿佛巨头会议的问题，只在政治方面，只要张作霖对护宪、颜阁问题让步，吴佩孚便可以独掌政权了；一般人的观察也或者以为这是反赤胜利后各大军阀在政治上争执的解决方法，以为吴佩孚因颜阁有人拆台，所以亟亟北上，号召巨头会议。

　　其实不是如此。现时张吴两大军阀面前的问题，固然是怎样合作讨赤，以执行英日帝国主义的命令，巩固反动政权，实现“统一西北，讨平西南”的野心；但是，张吴部下的小军阀，各人都需要地盘，这种冲突的剧烈，在最近已经有一触即发的形势。因此，吴佩孚独揽政权的阴谋大受打击，而不得不亟亟北上以谋解决。所谓直奉合作进攻南口的反赤战争[5]里，虽然“彻底扫清赤化”的宣传布满全国，然而张吴内部的矛盾已经继长增高的发现出来。当进攻南口时，直系的田维勤[6]、靳云鹗[7]有与孙传芳密约对付奉张，尤其是对付直鲁联军[8]的消息，所以奉方催促田维勤进兵时，田答谓“械饷两缺不能作战，奉方如能充分接济即听命，否则请君等以独力廓清西北”。等到后来，奉系的直鲁联军决计以尚无地盘的李景林[9]做先锋，单独沿京绥线西侧向国民军攻击；那时，田维勤又说“此路战役，我直军独当之，请改别路进攻”，甚至于故设疑阵，冒充国民军旗帜，掩袭李景林军。李景林因此便不得不退；张宗昌、张学良[10]等也知道田靳方面的诡计在于挑拨战争，使国民军得袭其后，因此纷纷退出北京，对颜阁表示反对。所以，张作霖在巨头会议之前，很明显的提出李景林、齐燮元[11]、靳云鹗、田维勤等的地盘问题。最近报上又有“新直系”[12]形成的风说——既名直系，何必加一“新”字，自然是表明吴佩孚势力的分化，同时，也仍是一种反奉势力。这便是地盘问题纠纷的证据。这一问题不解决，北方军事上的变化和冲突，迟早必要爆发，反动势力联合统治的计划，势必失败，这叫做“魔王划策，小鬼捣乱”。国民军又在这当口猛攻山西，更是反动统治的大危险。所以巨头会议的最紧要的问题，实在是军事上的问题。

　　可是，这些“魔王”——英日吴张之间也有严重的争执，颜内阁的问题，并不在护宪反宪的法律问题上，却在承认金佛郎案[13]、西原借款[14]与否的外交问题上。我们看见最初颜内阁成立时，张作霖只有消极的反对，而不能公然的抗议。当会攻南口事件发生奉直两系的冲突后，奉系将领纷纷出京，在奉天开军事会议，当时那些奉系“小鬼”——张褚[15]等的代表，主张与安福[16]、交通[17]、政学[18]等系携手，即日通电反颜，力迫直军出京，无论如何不撤回奉系军队。小鬼固然是愤激不堪，力争地盘，但是那时（五月十八日）魔王张作霖却还力排群议，主张对颜阁旁观，同时，对南口改攻为守。张作霖的恐惧和退缩，不是没有原因的，是等待日本帝国主义的训令，想先从外交上着手。果然，五月十九日的使团会议[19]上，美国公使主张“为中国之和平起见”，应承认颜阁；英国公使便公开的说：“此次颜之恢复摄阁，悉系继续民国十三年之内阁，当然予以承认……。”日本公使便竭力反对，说：“现在之颜阁纯为不合法之内阁……且并未声明是否担负十三年十一月以后外交条约之信用与责任，况……奉天方面并无具体意见表示。”因此，决定暂缓正式表示，各自请示本国政府。所以虽然十九日使团已经答复颜惠庆兼任外交总长的通告，而日本公使隔一日（二十一日）便正式声明：这并不就算承认，承认问题必须附有履行条约上之义务，而且要看新政府完全就职成立后之权力如何。所谓履行十三年十一月后之条约（段政府[20]时期的），便是要现政府承认金法郎案和西原借款的抵押办法。所谓新政府的实力，便是要容纳奉系的阁员。日本拿这一问题去难颜阁，是和张作霖很公开的勾结；张作霖的主张政治法律问题公开讨论，其实也只是要等公使团的“公开讨论”。所以等到日本态度明显以后，奉张也就正式电复吴佩孚，对曹锟电辞总统认为赘举，对颜阁摄政认为违法。这种强项能度，仿佛使人相信张吴真要为宪法问题而开战。实际上呢，宪法约法完全是废话。张作霖的公开主张，只是要延请“海内名流”，如阎锡山、孙传芳、张宗昌、李景林、齐燮元、靳云鹗、王士珍[21]、赵尔巽[22]、孙宝琦[23]、颜惠庆等的军阀、官僚、帝制派、保皇党的国是会议；他决不争甚么“南京临时政府的法统”（约法），或是“民意”解决国法问题；他只要劝吴佩孚勿坚持护宪（即吴派独占的颜阁），主张先决军事（共同讨赤），由元老中推一人，暂时维持中央政治及军事善后（自己多占些政权）；他只要关税会议[24]仍旧进行（继续办理日本对华的所谓“互惠税则”）。总之，张作霖只求日本帝国主义利益的伸张，抵制英国赶办关税会议，以二五加税[25]发行卖国大公债而赞助颜阁的阴谋。吴佩孚呢，也有颜惠庆可以只算事实内阁的意思，甚至于说颜内阁可以正式辞去，另行委任接替。——他间接表示北上的目的注重于联合反赤的军事问题（路透社）。而内幕之中，当然是英国政策在那里操纵，力求抑制日本势力。这一问题的解决，完全看英日是否妥协，是否造成张吴日英联立的内阁，是否是日本承认英国对于关税会议的政策，而英国承认日本西原借款及法国金法郎案，以为互相交换的条件。所以北京的巨头会议，表面上虽是政府组织问题或所谓法律问题，实质上是英日关系的外交问题。

　　总而言之，北京的巨头会议是英日吴张的分赃会议；是征服中国的英日商议宰割中国，征服民众的张吴商议出卖中国的会议。英日侵略中国的利害冲突，张吴卖国的方向不同，各小军阀宰割地盘分赃不均，因此爆露出许多矛盾。这一会议的主要问题，只是军事上地盘分配以避内部崩败，外交上英日协商交互让步的问题。那里是宪法问题，那里是“政治公开讨论”，“民意解决国法”的问题呢！

　　英日帝国主义在北京屠杀、反赤军胜之后，以全力维持张吴的合作，制止军阀内部的冲突，这种“魔王计划”是要巩固反赤的联合战线。如今这两个问题：军事上和外交上的权利分配问题，使他们的合作到了一个紧急关头，或是自相冲突而崩败，使国民军、广东政府[26]以及民众的势力乘机发展，或是更加固定双方的合作，消弭冲突于一时，而以奸淫掳掠军票杂税压迫屠杀的反动政治，普及于全国，“统一”中国。第一个军事上的问题，是各小军阀内部很严重而不易解决的冲突，李景林、田维勤、张宗昌、靳云鹗等的地盘问题，非常之容易爆发，他们之间的战争，在最近期间并非不可能的。第二个外交上的问题，却也许是英日双方暂时的互相牵制，以相逼迫而自争些优势，尤其是日本，看着英吴势力在颜阁成立时可惊的伸张，必然要有的对策，——这种互争不致于使他们很决绝的破裂。但是，我们在这两个问题上，都暂且不下断语，且看一般“社会舆论”是什么态度。

　　我们应当知道：如果军事地盘的问题能以妥协解决，那么，只有一条路——便是实现帝国主义“彻底肃清赤化”之魔王计划，强使小鬼停止自相冲突，而尽力进攻国民军，夺取地盘来安置这班小鬼。奉天在张作霖动身去会吴佩孚之前，开过一次军事会议，便有分割热河、察哈尔、绥远各区的计划。这种结果，当然使吴佩孚也不能不经营山西、陕西，以及南方的湘、粤、川、黔等。那时，现今在河南山东的屠杀、奉天京津的军用票等类的东西、苛捐杂税、预征田赋，以及其他一切残虐政策，势必至于波及各省，中国各界民众都只有做驯服的奴隶，否则便须武装革命。如果，外交上的争执问题得以妥协解决，势必至于改组颜阁，使成英日张吴共同的政府（东方社宣传说：吴佩孚已预备“推戴众望所归而无党派色彩者为正式大总统，闻北洋派之巨头王士珍最有希望”）。不论这种政府的形式如何，必以交互承认日本之西原借款，法国之金法郎案，以及英国对于关税会议的政策，为必要的条件。那时，中国的权利，不知道要出卖多少，吴佩孚、张作霖的武力火并政策，便得着充分的财政上的援助。五卅交涉成了一场噩梦，关税自主也是石沉海底……卖国的大借款、大公债，以及其他种种丧失国权的事，不知道要有多少出现！总之，列强帝国主义和各派军阀的联合战线，是中国民族和民众最危险最可怕的敌人，是他们卖国殃民最厉害的政策。这两方面的局势——英日吴张军事上外交上的妥协——未必见得能完全实现；即使一时实现，内部又有继续不断的冲突发露，其势终竟是崩败反动统治；何况民众力量的反抗，如各地农民的暴动和工人的斗争，足以打击反动势力而促其崩败，国民军及国民政府的力量，也就足以利用这些冲突而为保卫民众利益而战。但是，中国的所谓舆论，竟有馨香而祷祝这种局面的实现的！

　　请看上海总商会机关报——《中国公论报》[27]的话：

　　……张氏之反对曹锟，未曾有违法之嫌。……宜勿斤斤于议员私德之不良，而应以法律为指归。换言之，当议员草定宪法，经过初读、二读、三读合法手续之际，当研究其资格之是否存在，以资根本解决。曹氏之贿选总统案，亦可按律处置，藉得公平之裁判。

　　北京之非常状态，讵容其存在，自应早建政府，俾凡百庶政，不致失其枢纽，久陷停顿。至颜氏之重掌内阁，亦属政局上自然解决之途径。……倘奉系有力分子不满于颜，则颜氏本有任命继任者之权，大可以泯除争端，免酿冲突。夫吴张之间如再启战祸，必致两败俱伤，诚宜互相尊重，以维永久之和平；非然者，徒令国民军坐收渔人之利，以回复其实力。吾非谓国民军中尽属共产分子也；徒以该军之领袖持亲俄态度，致令宣传共产之进行，得其卵翼，而易于发展耳。

　　张作霖要想以公开讨论抵制颜阁和护宪，上海高等华人居然参加讨论而表示赞成护宪。这些高等华人最初还说张作霖要求撤退加拉罕[28]是“对俄失态”，如今稍稍得到帝国主义的允诺和假意的让步，如收回越界筑路和三名华董[29]之类，便反过来反对“共产宣传”。殊不知道虞洽卿[30]在日本演说的“废除不平等条约”口号，便是四年前中国共产党早就提出来的。高等华人因反对共产宣传而反对国民军，因反对国民军而恳求张吴合作，“以维永久之和平”。不但这种“和平”，可以使全国商民工农处于极残暴的压迫之下，京、津、豫、鲁便是实例；而且这种“和平”永不可能，因为他们合作之条件，恰好是屠杀和战祸——南征北伐。虞洽卿等在未得华董与参议以前，还说对外必须实行两原则：民族平等和国家主权。如今总商会机关报居然希望张吴合作，可是他们合作的条件是违背这两原则，——便是卖国大借款或大公债，断送关税自主，承认金佛郎案和西原借款，各自勾结英日，使反赤宣传——反对召集国民会议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反“共产”运动，得其卵翼。高等华人的机关报居然公开的赞成贿选宪法，说甚么贿选与“国会议员之立法权亦复无所妨碍”。可怜的高等华人呵！你们竟想以伪和平的假面具，掩饰你们个人权利禄位的贪心！便是一般受着这种“伪和平”催眠的所谓“舆论”，也竟希望“王士珍”之类“高蹈远引”的文治总统（如心史的言论）……总之，至多总只想维持现状，哀恳军阀的和平仁爱；无论是贿选的耻辱，是关税协定的束缚，是大借款西原外债金佛郎案的损失国权，是军用票的压榨，是一切自由的摧残，是整万整千的农民屠杀，都可以忍受，都可以不顾！我们不用说工人、农民了，这些“下等人”受些苦，死这么几百万，都可以和“高等人”无干！我们就说普通的商民罢，就说一般稍有廉耻的中国人罢！西北和湘粤的居民，愿意受吴张合作的进攻和蹂躏吗？京津的居民，愿意继续现时所受吴张的压迫，如军用票和奸淫掳掠吗？全国人民愿意吴张合作，反动统治的残暴政策“维持永久之压榨”吗？一般商民，愿意吴张合作而断送关税自主，受二五税抵押的大借款和大公债的卖国吗？愿意忍受西原借款的抵押和金佛郎案的损失吗？一般生性幸而还不是猪仔的中国人，忍心承受贿选民国元首的耻辱吗？如果不愿意，那么，请大家看看所谓高等华人中之“优美华人”，有甚么资格代表你们，冒充“华人意见”，主张接受这些耻辱和压迫！

　　北京的巨头会议，是军阀之间想建立联合战线，以备这样卖国殃民的会议。高等华人的舆论，是赞助这种卖国殃民政策的。我们平民，就是商人，也应当起来反对这种会议，反对赞成张吴合作的“华人领袖”。中国政治应由我们公开讨论，不能由“少头的或多头的巨头会议”来宰制。我们平民，不能放任“人民的或华人的领袖”欺罔我们，出卖我们，拿伪和平的口号敦请张吴合作。我们怎样反对这种巨头会议？——就是四万万人的“小头会议”。中国的平民、商人、工人、农民，应当不要看轻自己的“小头”，大家切实的团结起来，推翻把持舆论操纵机关（如商会之类）的“高等华人”；实行抗税抗捐，反对：

　　一、贿选的国会摄阁的现政府；

　　二、现政府的卖国大借款；

　　三、现政府的追认西原借款和金佛郎案；

　　四、张吴合作的战争苛税杂捐、军用票等类的压榨政策，摧残人民自由的屠杀压迫！

　　抗税！抗捐！抗用军用票！谁敢勾结军阀，摊派公债或军用票等的（商会领袖），我们便推翻他！我们平民自己的团体——“小头会议”应努力组织坚固，肃清内奸；我们便能进一步，实行并赞助防卫国家人民权利的革命战争，求得真正的永久的和平。我们只有这样来过问政治，这样的实力斗争胜利，然后我们“全国的小头会议”——真正人民代表的国民会议才能召集，才能成为中国的主人翁。否则，在现时张吴合作的“巨头会议”之下，我们大家都是奴隶，都是亡国奴！

　　原载《向导》1926年6月9日第157期

　　署名：秋白

　　注释

　　[1]吴佩孚，见本卷第41页注⑧。

　　[2]吴张阎孙，指吴佩孚、张作霖、阎锡山、孙传芳。见本卷第41、138、46页注8、12、55。

　　[3]曹锟贿选，见本卷第74页注32。

　　[4]颜惠庆摄阁，见本卷第44页注31。

　　[5]1926年初，日、英帝国主义就策动奉直军阀联合，在“反赤”的旗帜下，反对北方的国民军和南方革命势力。3月，奉军进攻大沽口和天津，日本军舰公然助战，国民军被迫撤出天津。不久又由北京退守南口。6月，直奉军联合进攻南口，双方展开激战。8月，国民军失利，师退西北。当时冯玉祥正在苏联考察，闻讯后立即回国。9月17日，在五原誓师，组成国民军联军。随后采取“围甘援陕”的方针，占领陕甘，力量大增，故又被称为西北军。1927年又“联晋围豫”，进军中原，配合国民革命军北伐。

　　[6]田维勤，陕西蒲城人。直系将领。曾任吴佩孚部第二路军总司令。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后，任国民军河南第二军第十四混成旅长、第二十师长。次年吴佩孚复起，又拥吴。1926年参与进攻南口国民军。后任讨贼联军前敌总指挥。

　　[7]靳云鹗，见本卷第41页注⑩。

　　[8]直鲁联军，见本卷第47页注60。

　　[9]李景林、张宗昌，见本卷第42、47页注13、59。

　　[10]张学良，见本卷第149页注⑥。

　　[11]齐燮元（1879—1946），字抚万，号耀珊。直隶宁河（今属天津）人。直系将领。1921年起任江苏督军兼苏皖赣巡阅使、浙沪联军第一路总司令。当时任吴佩孚十四省讨贼联军副总司令。

　　[12]新直系，指直系军阀中后起的以孙传芳为首的军阀集团，既与直系吴佩孚有联系，又成一独立系统。当时盘踞浙、闽、苏、皖、赣5省。据传说孙传芳与靳云鹗、田维勤及国民军有联系，拟组成新直系，拥孙为领袖。

　　[13]金法郎案，见本卷第178页注23。

　　[14]1917年7月至1918年9月，皖系北京政府为了实现武力统一，不惜出卖国家主权，由曹汝霖、陆宗舆经日方西原龟三之手，向日本借款15笔，合计约2亿多日元。史称西原借款。

　　[15]张、褚，即张宗昌、褚玉璞。褚玉璞，字蕴山，山东人。奉系将领。历任东北陆军第二师第三旅旅长、督办直隶军务善后事宜兼省长。

　　[16]安福，即安福系。见本卷第124页注⑥。

　　[17]交通，即交通系。指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以梁士诒为首的官僚政客集团。辛亥革命后，梁士诒先后任袁世凯总统府秘书长、交通银行总经理、北京政府财政部次长、交通部长等职，培植势力，自成系统，被称为交通系。

　　[18]政学，即政学系。1916年11月，由国民党籍议员张耀曾、李根源、谷钟秀等组成政学会，自成一派。后以云南、北京、上海的《中华新报》为舆论阵地，图谋扩大势力。1921年春，该会宣布解散，但实际上仍继续进行活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该派积极拥护蒋介石，形成新政学系。

　　[19]使团会议，指北京公使团举行的会议，由各国驻华公使或其代表参加，粗暴地干涉中国内政。

　　[20]段政府，指1924年11月后的段祺瑞执政府。

　　[21]王士珍，见本卷第64页注26。

　　[22]赵尔巽（1844—1927），字公镶，号次珊、无补。奉天铁卫（今辽宁铁岭）人。曾任清廷监察御史、按察使、布政史、盛京将军，四川、东三省总督，民国后任奉天督军，清史馆长等职。1925年任善后会议议长、临时参政院议长。

　　[23]孙宝琦（1867—1931），字慕韩。浙江杭州人。曾任北京政府外交总长、代理国务总理、财政总长兼盐署督办、国务总理兼外交委员会委员长等职。当时任中法大学董事长。

　　[24]关税会议，见本卷第45页注46。

　　[25]二五加税，即2．5%的关税附加税。1922年2月华盛顿会议曾通过决议，由中国政府在会后3个月内与有关各国举行关税会议，讨论征收该项附加税，却迟迟未能实行。1926年10月10日和次年1月12日，广州国民政府和北京安国军政府先后宣布征收该项附加税。

　　[26]广东政府，即广东国民政府。

　　[27]《中国公论报》，即《中国公论》，上海总商会的机关报。

　　[28]加拉罕（Карахан Лев Михайлович，1889—1937），1918年任苏俄外交人民委员。1919年、1920年两次代表苏俄政府发布对华宣言。1923年9月奉派来华。1924年5月与北京政府代表签署《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促成中俄建立外交关系。1926年北京安国军政府停止苏俄使馆人员外交待遇，被迫回国。

　　[29]越界筑路、华董，见本卷第46、45页注49、48。

　　[30]虞洽卿，见本卷第47页注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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