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屠杀与国民革命之前途|瞿秋白

北京屠杀与国民革命之前途

　　北京屠杀与国民革命之前途(1)（一九二六年四月七日）

　　（一）帝国主义进攻之战略

　　从五卅屠杀[1]到北京屠杀[2]，中国的国民革命运动经过了一个伟大的高潮，表面上似乎告了一个段落。中国一般人现在都有意的无意的想着：五卅的国民革命运动已经停顿了么？此后革命的前途是退后呢还是前进，是失败呢还是胜利？

　　北京屠杀诚然是革命运动的挫折，但是这个屠杀所以能使革命民众除“哭”——追悼以外不能前进一步去奋斗，换句话说，北京屠杀所以能挫折革命运动的原因，却在于帝国主义进攻的总计划之部分的实现。民众运动的受挫折，并不因为段政府[3]卫队的残杀比上海工部局[4]更加厉害，却是因为帝国主义能以假手于军阀来屠杀，能以在五卅之后重新假手于军阀来压迫一切民众运动。帝国主义在五卅之后要达到这个目的，实在费了不少心血，用了种种手段和工具，按照了整个儿的计划进攻——反守为攻的计划，才得到现时的形势。

　　帝国主义进攻的战略及其“胜利”，可以分四方面来说：

　　第一、军事行动。奉系军阀[5]崩败，郭松龄反戈[6]的时候，天津快入国民军[7]之手，帝国主义势力处于极危殆的地位，日本帝国主义者立刻亲自派兵助战，扑灭郭松龄的“叛逆”。英日帝国主义迅速地建立张吴联合战线[8]，从河南、山东、满洲、陕西四方的进攻国民军；天津战役[9]中日本帝国主义者直接指挥战事，英国帝国主义者馈赠吴佩孚一万五千枝枪械，都是彰明较著的事实。到三月六七日河南已经完全入吴佩孚（靳云鹗[10]）之手。当时张吴联合战线的后顾之忧，便是广州国民政府[11]的北伐，所以二月中二十边，英国便封锁粤海关，随后还尽着威吓，说要派十万大兵征服中国。北方这次战事，最初在三月初国民一军在沧州方面仍是日有进展的形势，日本帝国主义急急的护送奉军舰队从大沽攻天津，故意挑衅，炮击大沽炮台——随之以列强通牒，造成北京屠杀的近因。国民军被压迫而不得不败退。段祺瑞不敢在首都革命[12]时（去年十一月底）屠杀民众，因为那时是国民军克服天津；到了现在，李景林[13]将要占据天津的时候（三月二十二），保定方面吴佩孚势力将要进展的时候，自然敢于屠杀，以求取媚列强，得张或吴的谅解。中国政局的形势，在北京屠杀的时候，正是英日张吴联合战线战胜的形势，正在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又从湖北、山东、满洲进展到河南、热河、直隶、京兆——“中央政府”的过程里。北京屠杀不过是这种帝国主义胜利的小小反映，国务院门前的血，也许是此后四万万劳动平民汗血的点滴的渊泉罢了！

　　第二、宣传力量。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所以能得到这种胜利，并不单靠张吴大军阀的兵力。他们虽然强迫苏联签订不准在东方宣传民族解放，他们虽然禁止中国人民宣传“排外”，仿佛是根据甚么不可干涉别国内政，应当尊重友邦交谊的“国际法”的天经地义。然而他们自己却尽量的宣传，破坏国民运动。他们在唐山——英国矿局，以金钱运动鼓惑警察反对国民军，故意停闭矿内工作想激起工人扰乱，以扰国民军之后防。他们在河南帮助并指使吴佩孚宣传运动土豪劣绅（红枪会[14]里的坏分子）。英日自己的机关报上拚命的宣传南蒋北冯[15]是赤化军队，他们在上海组织甚么“万国护宪会”[16]做反赤宣传。这是民众里的外国宣传，其实力量还不十分大。最凑巧的是中国人民里最近发生了一种宣传力量来帮帝国主义的忙。甚么反赤同盟[17]固然不必说起，就是自称“外抗强权，内除国贼”的国家主义派[18]等类也很出力。日本出兵满洲时，这些分子忽然反对莫须有的俄国出兵；接着便反对中东路停车——各铁路交通受军阀的摧残扰乱，没有一个中国人的路局长敢于反抗一下，以尽自己对于国家财产的天职。中东路局长执行了这种对于中国政府（同时当然也是对于苏联政府）的职务，国家主义派却来反对这种反抗军阀的“强权”了。英国封锁粤海关，这些“外抗强权”的国家主义派一句话都没有说。张吴联合战线进攻国民军，以至于封闭河南工会农民协会、天津的总工会，逮捕工农领袖，这些“内除国贼”的国家主义派也许还幸灾乐祸呢。他们的“反对帝国主义”，便是十二分费力的做反苏联的宣传；他们的“反对军阀”，便是宣传蒋介石、冯玉祥赤化，说他们受苏联的枪械。照他们的意思，把蒋介石、冯玉祥等武装解除了，等英日张吴完全战胜，这便算“内不妥协，外不亲善”，便可以“对外独立，对内统一”了。北京屠杀后，他们更一致的拥护段祺瑞的通缉令——只恨政府卫队不会准备，没有把李大钊[19]等打死。总之，每次帝国主义向民众进攻时，总有“人”出来反俄反共反蒋反冯，使民众的视线和注意混乱，不能一致的建立民众的革命的联合战线去反抗帝国主义。帝国主义的宣传力量实在伟大，国家主义派实在是功高难赏。国内的报界及所谓舆论，既然有了这一小部分的反革命空气，——和五卅以后不同了，段祺瑞何乐而不恣意屠杀呢！？

　　第三、政治影响。当国民军取得天津，中国民众普遍的反对帝国主义和要求建立临时革命政府的时候，国民军、国民政府和民众的联合战线正在要求政治上的巩固，政纲的统一；如果这三方面真正建立革命政府而召集国民会议[20]，国内的大部分武力可以由民众指挥而战胜帝国主义——奉直军阀。所以帝国主义坚决的采取直接的军事行动和反赤宣传。同时，国民军战胜而取得天津的时候，政治的局面当然迅速的左倾——首都革命，驱段下野的民众运动日益高涨。“中央政府”的改造必然给帝国主义以巨大的打击。因此，帝国主义可以承认贿选的曹政府[21]，可以容忍临时的段执政，到了现在——段祺瑞如果下野而代以更左的政府，却不得不直接威吓而制止了。于是公使团宣传，如果老段下野，他们也下旗归国。再则，许世英[22]、易培基[23]、于右任[24]等的内阁成立之后（十二月二十八），帝国主义者在财政上百端掣肘——税务司安格联[25]直接听张作霖、吴佩孚指挥——所以这一期的中国政府，事实上（De facto）为列强所不承认。汤漪[26]等的挽段运动，固然临时帮了帝国主义不少忙；而吴佩孚等的法统护宪[27]居然成了“万国护宪会”的政纲。在这种局势之下，帝国主义和张吴的攻势非常紧迫，而革命民众的政治要求也十分明晰，冯玉祥和资产阶级便遇着了“试金石”了：各地商会和一般高等华人大都消极犹豫，甚至于接受帝国主义宣传（《顺天时报》[28]、《天津日日新闻》、《新天津》……），还仰望着吴佩孚（尤其是京津）。冯玉祥呢，处于民众运动之中，也同样的开始动摇，终至下野，“不问政治”。其实他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反赤宣传的恐吓，在这时候已经慌了手足，广州国民政府对于他又是鞭长莫及。他既不能公开的明显的接受民众的政纲——国民党的政纲，勇猛的往前奋斗，他便不能不做往右结合的尝试。贾内阁[29]的最终局面（三月初），其实是引进了许多吴佩孚、张作霖的奸细（如卢信[30]、颜惠庆[31]）；讨吴令的发表不过是一种阴谋。那时章士钊[32]、马君武[33]等的气焰正在高涨起来，列强妨碍津沽战事[34]的计谋既已早有预定，那讨吴令不过敷衍冯玉祥而做遮盖屠杀的破盾牌罢了。冯玉祥这种小资产阶级式的犹豫妥协愚蠢的政策，那得不造成北京屠杀的条件，那得不破坏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而成就帝国主义联合战线的胜利？

　　刚巧在三月十八北京屠杀的时候，广州国民政府之下的反动派阴谋也在这时候爆发出来。上海的孙文主义学会[35]虽然和工人及一切革命民众合作，反对屠杀，可是广州孙文主义学会里的反动分子，却甚至于违反了戴季陶主义[36]，进行卑劣的离间蒋介石和罢工委员会[37]、俄国顾问及共产派的阴谋：他们的行动虽然只暗算了李之龙[38]（调动中山舰的事，最近已证实为欧阳格、欧阳忠[39]等所陷害。——四月十九日注），虽然只证明了“俄人”并不统治着广东，却可以随意“驱逐”；然而他们这种行动立刻给帝国主义以进攻的机会：香港的通信电报都急急乎表示以解决罢工的时机已到——帝国主义的目中钉，革命的广州政府分裂崩败了！再则，也正在这个时候，国民党的反动派邹鲁[40]、谢持[41]、沈玄卢[42]等，因为戴季陶先生表示不接受广州民党第二次大会[43]的选举，所以壮着胆在上海召集反动派的“第二次”大会[44]——他们也欣欣然的谈“移粤开会”，想必是梦想蒋介石能真变成香港所赞许的强有力的政府。这种所谓国民党的反动派之阴谋和国民党右派的犹豫中立的政策，增加了帝国主义进攻胜利的形势。（注：参看此篇附录之广州通信[45]）

　　总之，反动势力方面的军事行动、反赤宣传和政策，都可以证明帝国主义的大政方针是：一、资助反动军阀组织中央政权，使团方面曾经有一种表示，说如果张吴能联合巩固中央，“财政不成问题”（可证之于三月底至四月初的东方、电通、路透社的宣传）。二、肃清国民军的势力——四月五日汉口电通社的电报还是这样说。三、“讨伐”广东政府——东方社的奉天电屡次宣传这一计划。四、以强力镇压一切民众反抗运动——所谓取缔赤化。但是这种大政方针的施行，除联合帝国主义力量之外，还必需有分散国民运动力量的政策。

　　第四、改良政策。贵族阶级的君主国家，遇着革命运动发生，必然赶紧表面上让步，说甚么“筹备立宪”；资产阶级的独裁政府，遇着无产阶级革命潮流，也是赶紧实行些表面上的社会改良政策。如今中国在帝国主义的统治之下，经过一年来的民族革命运动，帝国主义于武力屠杀政策之外，也就不得不实行些“民族改良政策”。贵族和资产阶级的这种分散革命运动政策，必须有立宪派和改良派做助手，帝国主义现时在中国，也就需要帝国主义之下的立宪党或“民族改良党”。帝国主义于上海总工会封闭之后便进行关税会议[46]法权会议[47]，答应一九二九年关税自主；于北京屠杀前后，更“准予”华董[48]加入汉口英租界市政局，提出上海工部局的华董问题，对上海越界筑路案[49]让步，仿佛上海的会审公堂[50]也可以归还，福建鼓浪屿的市政也有同样的讨论。他们这些诡计，无非是暂时想以空口的让步稳住中国的资产阶级，使他们不来参加国民革命运动，想在中国高等华人之中造出些“民族改良派”的势力，来帮助他们镇压革命运动。北京屠杀前一天，上海工部局总董请商会会长等吃饭，训练了他们一番：只要高等华人帮助他们镇压工人，反对民族革命的宣传，一切华董等类的问题都可以商量。果不其然！上海市民——小商人、工人、学生等反抗北京屠杀的时候，总商会“暂停办公”了（请参看《向导》[51]第一百四十七期）。帝国主义的这种政策，也和君主贵族或资产阶级政府一样：暂时答应立宪或实行社会改良政策，等革命潮流低落，这些“让步”必然大半收回。其结果——在社会革命里无产阶级固然因社会改良派的妥协而失败，社会改良派亦因群众革命潮流低落而丧失政权，胜利的只是资产阶级（德国革命[52]和英国工党内阁[53]都是证据）；同样，在国民革命里劳动平民固然因为资产阶级退出战线而失败，资产阶级亦因革命运动停止而重受帝国主义军阀或皇帝贵族的压迫，胜利的只是反动势力。帝国主义者现在正用得着这种政策来分裂中国人民而达到他们完全恢复反动统治的目的。

　　总之，帝国主义的战略是：帝国主义军阀的联合战线，利用买办资产阶级的力量，趁小资产阶级政策的犹豫妥协而进攻，以破坏分裂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

　　（二）中国各阶级力量之相互关系

　　诚然不错，帝国主义有这样精明的策略，实行起来又逐步的有些得手：北京屠杀之后，中国——尤其是北部的民众运动自然要受着一时的压迫，而不能立刻有广大的发展。然而他们这种战略究竟有几分胜利呢？究竟能不能像他们的如意算盘完全扑灭革命运动呢？真正相反！北京屠杀之后，第一、立刻看见帝国主义联合战线内开始分裂；第二、民众革命运动必然更加深入的发展，革命势力更在潜伏的增长，伟大的前途已经使国民革命的胜利不久便可以来到了。北京市民的血，也许是最后一次的“请愿血”——那革命战场的血，在最近的将来已经可以灌溉培植出平民自由之花呢！

　　北京屠杀后，奉系军阀带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势力迅速地想攫取中央政权，可是李景林暗联吴佩孚的倾向，做了英帝国主义的工具，张李内哄阻挡奉系军阀的前进。同时，吴佩孚的势力努力前进，河南寇英杰[54]、靳云鹗的冲突虽然暗斗也很烈，但是靳军不久便到保定，并且已经遣派代表到北京和国民军议和。张吴之间的冲突已经开始。段祺瑞在这冲突中间又想利用机会联奉反吴。亦许英日帝国主义为镇压革命（赤化）起见，暂时保持张吴的联合而始终去段；然而就大势看来，张的势力在最近必占优胜，吴派的反张必不能免。而且张吴内部的小军阀各自争功，冲突异常复杂。固然，吴佩孚的势力比较的扩大，他和孙传芳[55]开始接近，利用邓如琢[56]占江西；他还想利用孙传芳内部的冲突而发展其势力于长江下游。但是吴的湖北、河南，内部亦是非常不稳，湖南唐生智[57]驱赵，比较的接近广东政府，又添了他们的后顾之忧；最近贵州和江西方本仁派[58]也派代表到广州。固然，张的势力有称霸中央的趋势，但是张宗昌[59]李景林的直鲁联军[60]现在已经仿佛在奉系之外另树一帜：李景林和张宗昌的冲突虽然受“日本监督”的指挥而强迫的消弭下去，其他的冲突已经又在酝酿之中；况且张作霖西有吴佩孚，南有孙传芳，北有国民军，将来局势的发展也难有全胜的希望。由此看来，帝国主义的自相冲突，军阀的崩败分裂互争，凡此一切，在稍稍战胜国民军之后便渐渐的更明显的暴露出来。同时，国民军虽然败退，却因帝国主义工具的内哄，至此还能保持察、绥、陕西、甘肃。广州国民政府虽经过反动分子的捣乱，稍稍受伤，却仍旧有能力应付西南诸省，待时而动。无论英日帝国主义者怎样急急乎要黏合张吴，巩固反动政权，一致“反赤”，在这种形势之下，即使万一能成就这一计划，他的基础也是非常脆薄的。

　　再则，军阀——帝国主义与中国资产阶级之间的冲突也因战胜民众而开始暴露。李景林等一到天津便强迫行使军用票，弄得商人罢市；他们更用飞机抛掷炸弹，想焚毁北京，弄得市民团体群起抗议。河南方面，吴佩孚军队一到便勒索军饷，山东更是久处于张宗昌铁蹄之下。固然，中国资产阶级化的士绅阶级，各地商阀这类的大人物：把持商会、农会、教育会的士绅、政客，他们实际上是城乡贫民的最切近的剥削阶级，他们这少数人的利益不大受军阀的摧残，因此，他们往往以商会等名义代表人民欢迎这些反动军阀，替军阀包税包捐，设法剥削商民，从中取利。然而士绅阶级内部，在这种时期，不免也要互相冲突，而且他们的媚侍军阀到了现时分外的显露，甚至于要激起一般资产阶级群众的反抗。总之，帝国主义的互相冲突，军阀士绅之间的互相冲突，帝国主义军阀士绅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冲突，正因为镇压了民众和战胜了国民军而不得不急遽的暴露出来——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便不能不开始破裂；帝国主义的文武两种大臣，军阀和士绅，已经不能不各自自相互哄；他们的压迫已经不能不使资产阶级都受着切身的痛苦，于是卖好于资产阶级的政策也不大行了。

　　反动势力方面的形势大概如此，我们再看中间势力的形势是怎样。

　　中国资产阶级在国民革命运动里，总是处于中立的地位，时而从中取利，时而背叛平民与帝国主义军阀妥协——五卅以来的事实都是证明（参看《新青年》[61]第三期）。这种中间势力，以前在革命斗争中往往可以举足重轻，因为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统治着一般小资产阶级，他的动摇，足以影响到一般小资产阶级群众。如今这一势力是否能满意帝国主义的让步而完全倒到反动势力的怀抱里去呢？上海的资产阶级比较的最有力量，五卅之后，总商会居然办了自己的英文机关报（《中国公论周报》The China Tribune）；他还在努力着鼓吹虞洽卿[62]先生的“国家主权民族平等”，并且说：“凡此情状，非由人民自身推翻军阀政治制度不可，吾谓此言，盖指将来必更有一新革命，……必置国家工商于暂时流离颠沛之境，实则最后所得，必能偿此牺牲……”（第三期——三月二十七日）。虞洽卿更明白对帝国主义说：中国人虽爱和平，对于外国压迫仍要反抗。汉口英界的华董已经到手，上海仿佛也有这个可能，可是关税管理尚且没有，更不用说关税自主……：凡此一切都还不足以使资产阶级对帝国主义满意。所以他们还继续着强硬态度，高唱革命。至于资产阶级对于军阀——帝国主义的工具，那么，上面已经说过，在现时的政潮里，双方的斗争只有格外剧烈起来。除天津、河南以外，汉口吴佩孚抽捐勒饷，盐斤加价，上海闸北市自治[63]备受孙传芳的摧残。军阀于战胜革命民众之后，为发展自己，实行封建地主式的政策起见，有时不得不勾结士绅压迫商民——比较有力的资产阶级只有因此而更加反抗，更加觉悟：譬如奉天军阀失败，忽然提倡省宪，得胜又立刻取消；孙传芳初到江苏敦请上海商人江政卿去做警察厅长，民众革命潮流稍稍低落，立刻进攻，摧残自治。总之，帝国主义既然还没有真正的让步，中国资产阶级暂时不能完全变成反动；军阀战胜民众而更加压迫，便使资产阶级与军阀的合作（如上海总工会被封后数月之情形）渐不可能。资产阶级之中，在这种时期便会发生较左的派别，不但对帝国主义军阀进一步的要求，“多讨些价”；并且反对买办士绅的政治势力——霸占商会自治会等的大人物。

　　可是，在暂时的局面之中，资产阶级固然还没有完全反动——帝国主义离间国民运动之诡计固然还没有完全奏效，然而这并不是说：资产阶级可以领导国民革命运动，还能诚意的再站到革命方面来。只能说，这种“中立势力”现在还在徘徊犹豫之中，暂时没有增加反动势力的力量。如果帝国主义方面，有这么小小的一个真正的让步，中国资产阶级立刻便可以完全背叛平民的革命运动，帝国主义亦许会利用军阀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冲突，对于资产阶级再让一步而诿罪于军阀。那时，或者又成更进一步的帝国主义与资产阶级合作的局面。《中国公论报》的第四期（四月三日）便已经歌颂汉口、上海、香港帝国主义的让步，自称华人容忍镇静之得策，还说外国人若知中国心理，就“一经尝试便不能舍”。他们已经只要求帝国主义实行允诺的几件事（会审公廨、华董等），赶紧想解决五卅案。四月十五日上海华董三名已通过于“上海国会”（西人纳税会[64]），资产阶级虽在力争，可是力争的方法是研究修改上海宪法（《洋泾浜章程》[65]）——“民族立宪派”的形成已露端倪，只求限制帝国主义的治权，而不求民族独立的倾向已经暴露了。（四月二十日注）反对军阀的运动，在资产阶级也是这样妥协的想头：譬如闸北市自治问题，已经有一派只要求官厅勿干涉闸北，闸北以外的新辟市面完全可以由官办。他们只求这一些让步，便可以在“华人”之中撇开大多数不能直接纳税的中国市民，更可以在“市民”之中再撇开许多工人劳动者。收回租界的“国家主权”，民众普选的自治制度，都可以不顾了。

　　那么，假定资产阶级现在再妥协——更妥协一步而加入反动势力，是否还有从前的举足轻重的意义，是否因此而劳动阶级完全陷于孤立而使国民革命受长期的挫折呢？帝国主义军阀每行一次改良政策而又欺诳一次，足以在群众之中打击首先与之妥协的士绅阶级之政治威信一次；资产阶级领袖加入这种“妥协同盟”一次，也足以使自己受打击一次。如今全国民众，经过五卅怒潮直到北京屠杀，已经增高革命的觉悟不少，资产阶级更进一步的妥协，适足以解放小资产群众于他们的政治思想之下。现时上海的各马路联合会[66]、江西的商帮协会[67]，以及其他各地的小资产阶级组织，都渐渐的昂起头来，渐渐的站到革命方面来。何况一方面，北方及内地士绅土豪阶级把持的商会等，媚侍帝国主义与军阀，上海、汉口等买办资产阶级所领导的商会等，与帝国主义军阀妥协而实行改良派式的卖国行为，小资产阶级商人因此备受压迫和剥削；别方面，广州劳农平民为主干的国民政府确能为国家争主权，为人民谋幸福，不但小资产阶级倾向革命，便是广州总商会也与革命政府合作，如抗议封锁粤海关等。两方面的比较，尤其使全国一般小资产阶级群众潜移默化的日渐趋向革命，尤其使他们容易觉悟妥协政策之卖国卖民。所以小资产阶级群众的革命化正在迅速地伏流昂进。

　　中立势力内部的分化，资产阶级妥协而政治威信堕落，小资产阶级感觉压迫而倾向革命，都是无疑的。我们再看革命势力方面怎样。

　　小资产阶级倾向革命，还有一个根本原因：去年一年来中国部分的受帝国主义封锁（广州）和全国军阀战争的扰乱，买办阶级运贱价的原料出洋，甚至于粮食，弄得中国市场上米麦等项都需要再从国外高价的输入；再加以湖北、湖南、直隶等处的大荒歉，全国的生活必需品，如米柴肉等的价格，都是飞涨——尤其是上海。这种广大普遍的经济紊乱和生活增高，使一般人民感受到非常的压迫。帝国主义可以“贿买”少数高等华人，却决不能“贿买”大多数濒于饿死的人民，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化是无可遏制的。然而革命的主力还决不在此。

　　乡村的小资产阶级——农民，他们的劳动差不多百分之七十都被士绅土豪买办军阀帝国主义剥削了去，这是帝国主义军阀之统治的经济基础。五卅之后，不但广州、河南的农民组织发展起来为全国农民运动的先锋，并且一般的经济恐慌，预征田赋和灾荒，使农民的地位窘迫到万分，反抗运动自然而然到处的爆发。农民群众自己又继续中国向来所有的秘密组织，如红枪会（河南、山东等省）、大刀会（江苏、安徽等省）等，虽是迷信，虽是无计划无策略的组织，然而一有些须组织便不能不暴动起来。国民革命之中，如今已经有无产阶级领导，又有真正革命政党的工作，这种农民运动如果纳入农民协会的轨道，有相当的农民政纲，立刻便可以成为极伟大的革命力量。不用说耕地农有的运动，便是减租减税的运动——直接就是给地主土豪，间接给军阀帝国主义以极大的打击。这一革命的伟大力量正在滋生猛长呢。

　　至于工人阶级，在上海、天津、河南、唐山、铁路、海员、粤、港、湖南、湖北各方面，无论是受压迫不受压迫，他们一年来的组织工作和斗争经验，自然使他们积极的准备自己的力量，继续征取国民革命的领导权。何况经济恐慌和物价高涨，使五卅以来所争到的加资，事实上已经等于没有，再加以反动重来所受的政治压迫，尤其是使他们不得不更加努力的奋斗。工人阶级的革命力量正在更加集中训练去和农民携手。这工农联盟的革命力量，在这北京屠杀高压重来的时候，愈益要迅速的伸长。

　　再则，就是智识阶级和游民阶级，虽则都是游离势力，可以为革命所用，亦可以为反革命所用，然而大多数的力量总在革命方面。尤其是在现时的局势之下。固然，智识阶级之中分化最为剧烈，帝国主义买办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各自捞取小部分的力量来做工具，但是大多数小资产阶级的智识分子必然倾向革命。固然，游民阶级会受买办土豪的雇用武装起来——如商团、民团、团防、工贼、流氓，来屠杀工人农民，红枪会、大刀会等旧式团体，也会受人运动；甚至于还有大多数在军阀的军队里；但是，这是因为以前没有政治上组织上的宣传训练。这些土匪式首领，往往只知私利，或者浪漫，或者妥协——如岳维峻[68]的军队，一方面容受吴佩孚遗孽扰乱人民，一面又仿佛站在民众革命方面。可是，如果组织他们在革命军里，与以国民革命之政纲策略的正确领导，这极大多数的民众，可以造成殖民地革命所不可少的力量。因为：一则他们本是破产失业的农民，革命的需要非常之强；二则现时的军阀层层崩溃，帝国主义者没有这个能力和本领完全收容雇用安置这些日益增多的游民。革命方面的实力，却因广州政府的确立而逐渐增加，国民革命的政纲策略愈益鲜明，足以团结组织这些力量。

　　因此，北京屠杀之后的革命势力，不但日益团结集中扩大，并且迅速地武装起来，革命的政纲和策略——农民工人军事等各方面，都更加深切而明显出来。尤其重要的，便是工农的革命同盟立刻有切实建立起来的希望，做国民革命的主干。帝国主义联合进攻的战略中，反动势力已经又开始崩败分裂；中立势力虽有一部分要妥协而反动，虽然一大部分迅速地革命化；革命势力更加扩张集中而且强固起来。帝国主义胜利的希望能有多少呢！

　　（三）国民革命之前途

　　帝国主义联合战线的策略，虽然在北京屠杀的时候，得到最胜利的形势；但是，恐怕这就算这次联合战线中最一致的共同胜利——从帝国主义直到国家主义都内外一致的喊杀民众领袖——当然亦就是最后一次的胜利，过此之后，他们自己已经开始分裂而冲突了。帝国主义分裂国民革命运动的策略，做到北京屠杀和改良政策，至多也不过吸引买办士绅的资产阶级，可是就此打破他们对于群众的魔力；结果，大多数民众更急遽的革命化，民众联合战线，要更加广大的扩张，不过在帝国主义军事上战胜的局势之下，暂时只能潜流猛进罢了。从此一切改良妥协避嫌等的幻想，在革命的政党，一般民众及其他方面都更加容易要逐渐的打破。革命势力的扩大和深入，客观上使国民革命的成败渐渐逼近了生死关头。总之，客观上的革命条件无疑的日益完成。只看革命政党主观上的领导力量是否能执行这个历史使命。

　　中国国民革命的发展已经明显的指示出来：虽然在中国范围内，这一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国民革命的使命，是解放资产阶级的中国，使他脱离封建宗法制度的束缚和帝国主义的剥削。但是，因为：一、中国农民占极大多数，并且是帝国主义剥削的最大的对象和最深的基础；二、中国资产阶级大半只能做买办事业，搜括农民原料，推销外国商品，经营投机的金融事业等等，他绝不能有独立的政治势力；三、中国工业资产阶级的发展（机器工业的发展）异常困难：一方面有帝国主义的极重的压迫，别方面又有宗法制度的束缚，士绅阶级的障碍和过剩劳动的充牣；四、中国新兴的无产阶级在残酷的阶级斗争经验里，很早便有了阶级的觉悟和组织的能力。因为有这些特点，中国资产阶级非常之懦怯畏惧妥协软弱，他宁可受帝国主义的压迫而丧失巨万资本，却不敢牺牲几分钱去接受工人的要求，对工人让步。所以革命虽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却不会是资产阶级的。

　　革命是资产阶级的是什么意思。因为这一革命的主要口号是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便是民权主义的民权和民族经济的解放，这是中国资产阶级发展的必要条件。可是，何以胜利又不会是资产阶级的呢？因为中国资产阶级的妥协性有很深的经济基础。如果资产阶级来领导革命，他很快的便和敌人妥协——五卅以来一直到现在，逐日都有事实可以证明——胜利，真正革命的胜利，始终是不会有的。

　　因此，客观上工农群众已经要求革命，积聚实力，准备决死的斗争，自然而然只有工人阶级和农民联盟来做国民革命的先锋和领导者。中国革命的政党，尤其是共产党，应当深切的了解这一革命的性质和主力。所以在现时——北京屠杀后，一切革命势力是迅速的增长凝聚的时候，不要放过这个历史时机：第一、坚决主张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要求关税自主等等，暂时特别要注意加入一切的地方政治斗争，在每一实际问题上指示群众以革命的前途，打破“民族改良”的幻想。第二、努力参加一切民权主义的斗争，不论是全国的是地方的是乡村的是都市的国民会议，地方自治等——总要力求深入群众，在实际斗争中征取资产阶级反动派改良派蒙蔽之中的群众。第三、努力组织农民，指出耕地农有的目标，指导减租减税合作互助的运动，使农民群众在反对士绅军阀的斗争里，和城市工人以及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运动结合巩固的同盟。第四、巩固发展工人的组织，在不断的日常改善生活的斗争里，指示工人阶级的总要求——八小时工作，按物价递加工资等，一直到一般劳动平民的政权。这种革命政纲，才能巩固结合工农的革命联盟，强大国民革命的主力军，集中提高城市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力量于全国；才能组织训练革命的军队，吸引敌人军队的群众——扩大武装势力，才能武装工人农民，实行革命战争；——广州国民政府的北伐才能真正以解放一般平民为使命，全国民众对他的响应可以在最短期间颠覆军阀统治，召集国民会议，废除不平等条约。

　　帝国主义联合战线的小小胜利——北京屠杀——开始暴露自己之间的破裂，暴露中国各社会阶级力量的移转，更明显的更深切的拥出工农联盟的国民革命主力军，并且更紧切的逼得民众不得不力求武装——军队和工农军——准备直接革命。国民革命的前途已经放着伟大的光明，照耀那北京屠杀中的血痕！

　　原载《新青年》月刊1926年5月25日第4号

　　署名：瞿秋白

　　注释

　　[1]五卅屠杀，又称“五卅惨案”。1925年5月30日，上海学生、工人在公共租界大马路（今南京路）举行爱国宣传，被租界巡捕抓去100多人，关进老闸捕房。上万群众聚集捕房外面，要求释放被捕学生。英国巡捕开枪屠杀，群众死10余人，伤几十人，造成震惊中外的大惨案。

　　[2]北京屠杀，即“三一八惨案”。1926年3月12日，日本军舰掩护奉军进入大沽口，炮击国民军，被国民军击退。16日，日本联合英、美、法等7国向北京政府提出最后通牒，要求拆除大沽口国防设施等。18日，北京广大爱国学生和市民群众举行集会、游行，要求拒绝8国联合通牒，段祺瑞命令卫队开枪，打死、打伤学生、群众200余人，造成惨案。

　　[3]段政府，指当时以段祺瑞为执政的北京临时执政府。段祺瑞（1865—1936）字芝泉，安徽合肥人。皖系军阀首领。1916年袁世凯死后，控制北京政府。1920年直皖战争后下台。1924年10月北京政变后，被张作霖、冯玉祥推任北京临时执政府执政，至1926年4月下台。

　　[4]上海工部局，1854年外国侵略者在上海租界设立的行政机关，不但掌管租界内行政事务，而且经常干涉和操纵中国上海政府的事务，成为帝国主义执行殖民政策和奴役中国人民的工具。

　　[5]奉系军阀，北洋军阀三大派系之一，以奉天（今辽宁）和东北为发展基地，张作霖为首领。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将势力伸展到热河、直隶（今河北）、山东等省区，并一度控制江苏、安徽。1928年退往关外。同年底宣布易帜，拥护南京国民政府。

　　[6]郭松龄倒戈，郭松龄（1884—1925）字茂辰。奉天（今辽宁）沈阳人。奉系重要将领。1925年11月，暗中联络冯玉祥，将所部改称东北国民军，自任总司令。从滦州举兵讨伐张作霖，进攻到距离沈阳60华里的巨流河附近。后因日本军队干预，12月13日兵败被杀。

　　[7]国民军，1924年北京政变发生后，冯玉祥联合胡景翼、孙岳将所部军队改称国民军，冯玉祥任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胡景翼任副司令兼第二军军长，孙岳任副司令兼第三军军长。

　　[8]张、吴联合战线，指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军阀、以吴佩孚为首的直系军阀为反对北方国民军和南方革命势力而结成的联合战线。张作霖（1875—1928）字雨亭。奉天（今辽宁）海城人。奉系军阀首领。时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东北边防督办，后任安国军大元帅。吴佩孚（1874—1939）字子玉。山东蓬莱人。直系军阀首领之一。时任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

　　[9]天津战役，指1926年3月奉军与国民军在大沽口、天津进行的战役。3月22日，奉军占领天津。

　　[10]靳云鹗（1879—1935），山东邹县人。直系将领。第二次直奉战争后退踞豫鄂边境。1925年拥吴佩孚再起，次年夺取开封，任河南省长。

　　[11]广州国民政府，指1925年7月1日在广州建立的国民政府。1926年底迁往武汉。

　　[12]1925年五卅运动后北京群众革命运动高涨。至11月28日，爆发了以推翻段祺瑞政府、建立国民行动委员会为目的的首都革命。这天，数万群众游行队伍齐集神武门前开大会，并包围段祺瑞执政府。次日，各团体又在天安门集会，决议要求段祺瑞下野，解散关税会，召集国民会议等。会后举行示威游行。

　　[13]李景林（1885—1932），河北枣强人。奉系将领。第二次直奉战争后进驻天津。1925年任直隶军务督办，残酷镇压天津等地的工人运动。

　　[14]红枪会、大刀会，指河南、山东、河北、江苏、安徽等地的民间结社，带有封建迷信色彩，参加者多为贫苦农民、手工业者和流氓无产者。也有称“硬肚会”、“天门会”等的。

　　[15]南蒋北冯，南蒋指蒋介石（1887—1975），原名周泰，字瑞元，又名志清，后改名中正，字介石。浙江奉化人。当时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国民革命军总监、黄埔军校校长。北冯指冯玉祥（1880—1948），字焕章。安徽巢县人。原直系将领。1924年发动北京政变，推翻曹锟贿选政府，任国民军总司令，支持南方国民革命运动。

　　[16]1924年10月北京政变后，各帝国主义国家在上海组织所谓万国护宪会，主张维护被冯玉祥赶下台的贿选总统曹锟制定的宪法。

　　[17]反赤同盟，又称“反共产主义同盟”。领袖人物是章太炎、尢列、冯自由、居正等人，反对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反对改组后的国民党及国民革命军。

　　[18]国家主义派，指以曾琦、左舜生、李璜为首的中国青年党，因以《醒狮》为机关刊物又称“醒狮派”，主张“实行国家主义，实行全民政治，实施社会政策”，反对共产主义与中国共产党。

　　[19]李大钊（1889—1927），原名耆年，字寿昌，后改名大钊，字守常。河北乐亭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主持中共北方区委工作等。

　　[20]1923年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对于时局之主张中提出：由全国的商会、工会、农会、学生会以及其他职业团体推举代表，共同举行国民会议，解决中国的政治问题，并建立人民的中央政府。后为孙中山接受，形成反对军阀的国民会议运动。

　　[21]曹政府，指以贿选总统曹锟为首的北京政府。曹锟（1862—1938）字仲珊。天津人。直系首领。1920年直皖战争后与奉系张作霖共同控制北京政府。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后独霸北京政府。1923年贿买国会议员，“当选”总统。1924年10月北京政变后下台。

　　[22]许世英（1873—1964），字隽人、静仁。安徽至德（今东至）人。1925年12月任北京临时执政府内阁总理。1926年辞职。

　　[23]易培基（1880—1937），字寅村，号鹿山。湖南长沙人。当时任北京临时执政府许世英内阁教育总长。

　　[24]于右任（1879—1964），原名伯循，陕西三原人。国民党元老。1924年随孙中山北上。当时任北京临时执政府许世英内阁内务总长。

　　[25]安格联（Francis Arthur Aglen，1869—1932），英国人。1888年入中国海关任职。1911年继赫德任总税务司。1927年初因反对征收二·五附加税，被北京政府免职。

　　[26]汤漪（1881—？），江西泰和人。早年留学日、美。曾任参议院议员、袁世凯总统府咨议，为政学会领袖之一。1925年任北京善后会议副议长、临时参议院副议长。

　　[27]1926年4月，国民军被迫退出北京后，吴佩孚主张“护宪”，即要恢复曹锟贿选政府时颁布的宪法，张作霖则主张恢复约法，召集新国会，以便组织由其控制的内阁，直奉两派为此开展了激烈争斗。

　　[28]《顺天时报》，原名《燕京时报》，1901年日本外务省在北京创办的中文报纸。中岛真雄、龟井陆良等主编。1930年3月26日停刊。

　　[29]贾内阁，指1926年2月20日至4月20日以贾耀德为代理总理的北京临时执政府内阁。贾耀德，字煜庭。安徽合肥人。曾任北京政府陆军总长等职。

　　[30]卢信（1873—？），广东顺德人。早年留学日、美，曾任参议院议员、外交委员会委员等职。当时任贾耀德内阁司法总长。

　　[31]颜惠庆（1877—1950），字骏人。上海市人。职业外交家。1922年后多次任北京政府内阁总理。1926年5月13日至6月22日任内阁总理摄行大总统职。

　　[32]章士钊（1882—1973），字行严。湖南长沙人。1925年任北京临时执政府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

　　[33]马君武（1881—1940），原名道凝，改名和。当时任北京临时执政府司法总长。

　　[34]津沽战事，参见本文注⑨。

　　[35]孙文主义学会，1925年12月29日由国民党右派在广州建立。与此相呼应，杨剑虹等也在上海建立了上海孙文主义学会。孙文主义学会借研究孙中山思想之名，鼓吹戴季陶主义，反对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政策，破坏革命统一战线。

　　[36]戴季陶主义，1925年秋，由国民党新右派戴季陶提出，以“民生哲学”为理论基础，打着“纯真三民主义”的旗号，反对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反对国共合作，是蒋介石集团发动反革命政变和实行独裁统治的理论依据。

　　[37]罢工委员会，即省港罢工委员会。1925年6月在省港大罢工中建立，苏兆征任委员长。次年10月解散。

　　[38]李之龙（1897—1928），字在田，号赤显。湖北沔阳人。中共党员。1925年秋任广州国民政府海军局政治部主任、代理局长。次年三二〇事件中受诬被捕。获释后曾撰文《三二〇反革命政变真相》，反击国民党右派。

　　[39]欧阳格、欧阳忠，国民党右派军人。1926年3月20日，欧阳格被任命为广东海军舰队司令，派兵逮捕李之龙。两人均为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的帮凶。

　　[40]邹鲁（1885—1954），字海滨。广东大埔人。国民党右派，为西山会议派主要成员。

　　[41]谢持（1876—1939），原名振心，字慧生。四川富顺人。国民党右派，为西山会议派主要成员。

　　[42]沈玄庐（1892—1928），名定一，号玄庐。浙江萧山人。早年曾参加中国共产党，不久脱党。后成为国民党右派。当时任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浙江省党部负责人之一。

　　[43]民党第二次大会，指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1926年1月1日至19日在广州举行。

　　[44]反动派的第二次大会，指西山会议派非法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1926年3月29日至4月10日在上海举行。

　　[45]“广州通讯”见《向导》第157期所载《国民党最近中央全体会议之意义》（乐生），这里未收录。

　　[46]1922年2月，华盛顿会议曾通过决议，在会议结束后3个月内由中国政府召集各有关国举行关税会议，但在列强各国阻挠、拖延下迟迟未能召开。1925年10月，在五卅运动推动下，关税会议在北京召开，参加会议的有中、英、美、法、日、意、比、荷、葡、西、丹、挪、瑞（典）13国，会议没有取得任何结果。

　　[47]法权会议，1926年1月12日至9月16日在北京举行，参加会议的有中、英、美、日、法、意、比、荷、葡、挪、丹、西、瑞（典）等国。在当时全国反帝高潮压力下，各国表面上赞成取消在华领事裁判权，但又借口中国司法“不独立”，不作具体决定。

　　[48]华董，指帝国主义在上海、汉口、天津等地租界的行政机关工部局、市政局董事会中的华人董事。1925年五卅运动后，帝国主义者允诺在租界行政机关中设置若干名华董，企图缓和中国人民的反帝情绪。

　　[49]越界筑路是帝国主义者在中国扩大租界地域的手法之一。它们先在租界外廉价收买土地，强行取得筑路权，然后修筑马路，委派巡捕巡逻，继而将大批土地纳入租界范围。1925年春，上海租界当局在西北新泾、徐家汇、虹桥等地越界新辟了十几条马路，受到上海各界人民的强烈反对，越界筑路案遂成为五卅交涉的重要内容之一。

　　[50]会审公堂，即会审公廨，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租界内设立的司法机关。租界内中国居民的民、刑案件均归其审理，无上诉机关。五卅运动中，中国人民提出了收回会审公堂的正义要求。

　　[51]《向导》，周刊。中共中央第一份机关报。1922年9月13日在上海创刊。蔡和森、彭述之、瞿秋白先后任主编。1927年7月18日停刊。共出版201期。

　　[52]德国革命，指德国十一月革命，1918年11月，德国工人、水兵在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举行起义，推翻君主专政，但由于右翼社会党的叛卖，革命果实落入资产阶级之手，建立了魏玛共和国。

　　[53]英国工党内阁，指1924年1月由英国工党首领麦克唐纳组成的政府，挂着“社会主义”的招牌，实际上却是英国资产阶级“从正面攻击的政策转到妥协政策，从露骨的帝国主义转到隐蔽的帝国主义”（列宁语）。

　　[54]寇英杰（？—1927），字弼臣。山东利津人。1925年秋，任吴佩孚十四省讨贼联军鄂军第一路军司令，次年2月督理河南军务。

　　[55]孙传芳（1885—1935），字馨远。山东历城人。直系后期首领。1925 年11月任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兼江苏司令。1926年冬其主力被国民革命军打败，后投靠奉系军阀，任安国军副总司令。

　　[56]邓如琢，字和璞，安徽阜阳人。原为直系蔡成勋部属，继投方本仁，历任南昌警备司令、赣北镇守使。1925年代方本仁任江西军务督办，次年春任五省联军赣军总司令。

　　[57]唐生智（1889—1970），湖南东安人。曾任湘军第四师师长兼湖南善后督办。1926年春，利用湖南人民的“驱赵运动”取代赵恒惕，任湖南省代理省长。后响应和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湖南省主席、第一集团第四方面军总指挥、第四集团军总司令等职。

　　[58]方本仁，字耀亭，湖北黄冈人。江西地方军阀，曾任江西将军府参谋长、赣西镇守使、粤赣边防督办、江西军务督办。1925年秋孙传芳任五省联军司令时，任江西军总司令。

　　[59]张宗昌（1881—1932），山东掖县人。曾先后投靠直系、奉系军阀。1925年4月任山东军务督办，成为山东地方军阀。后任安国军副总司令。

　　[60]直鲁联军，1925年12月，由奉系军阀山东军务督办张宗昌和直隶军务督办李景林为进攻国民军而组成的联军。张宗昌任总司令，李景林任副总司令。

　　[61]《新青年》，原名《青年杂志》。1915年创办于上海，从第2卷起改名《新青年》。1917年初迁北京出版。1920年迁回上海。早年提倡科学和民主，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俄国十月革命后，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1920年第8卷起成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机关刊物和中共中央理论刊物。1922年7月休刊。次年6月改出季刊，1924年12月休刊。1925年4月起出不定期刊，次年7月停刊。这里是指1926年出版的第3期作者所写的《国民会议与五卅运动》一文。

　　[62]虞洽卿（1867—1945），浙江镇海人。大资本家。当时任上海总商会会长，1926年7月卸职。

　　[63]1925年夏奉军进占上海后，多施虐政，闸北市民要求摆脱军阀直接控制，以绅商领头，提出闸北自治。

　　[64]西人纳税会，即“纳税外人会议”。凡居住在上海公共租界范围内合格纳税之外人均为该会会员。该会有权议决租界地区预决算，商议与租界相关的大事，批准工部局所定规则等。

　　[65]《洋泾浜章程》，即《上海租界章程》。1845年11月29日，由上海道台宫慕久和英国驻上海领事巴富尔签署，划定洋泾浜以北、李家厂以南地基租给英商建房居住，并规定了居留地中外商管理权和英国领事的最高权利，由此逐步形成上海租界。

　　[66]上海的各马路联合会，为上海中、小资本家的组织。1925年五卅运动中，在工人、学生的影响下，曾发动罢市，并参加上海工商学联合会。

　　[67]江西的商帮协会，为江西中、小资产阶级组织。1925年上海五卅运动爆发后，曾参加当地的反帝爱国斗争。

　　[68]岳维峻（1883—1932），陕西蒲城人。早年加入同盟会。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后任国民军第二军总指挥。当时任河南军务督办。

　　(1)本文曾收入作者自编《瞿秋白论文集》（未出版），并作了文字校订，加了夹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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