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戈尔的国家观与东方|瞿秋白

太戈尔的国家观与东方

　　太戈尔的国家观与东方(1)（一九二四年四月三日）

　　东方的诗圣太戈尔[1]来到中国了。东方的伟大民族，印度和中国，各有几千年的文化，几千年历史，如今同处于西方压迫之下。东方的圣人来到，又有怎样的妙论教导我们呢？纵使我们受过一二千年的佛化，相信“返于梵天”的真理，——然而我们已经竭力向后退走，走了二千年，结果却落得个天罗地网的中国，轮船、火车载着一群一群的劫贼来掠夺我们。这当然不是什么梵天，并且连东方的旧态都已经失去了。真使我们大惑不解！究竟怎样才能返于梵天呢？孔子的仁义，未必逊于太戈尔的广爱；老庄的以退为进，未必不同于太戈尔的和平理想。然而中国听了他们的教训，到如今仍旧在西方的刀俎之间，而且仍旧自相残杀不已。究竟世界的无国家的理想社会怎么样才能实现呢？难道仍旧是天天向那一群群的劫贼宣传仁爱？太戈尔来了，请他告诉我们罢！

　　太戈尔的意思，以为西方的毒害纯粹在他们的国家主义，我们东方向来不知道国家的，——这是东方世界主义的使命。

　　诚然不错：“我所要说是：无论你怎样看她，印度最少有五千年的历史，勉过和平的生活，思深虑远，没有政治，不是国家，她唯一的野心在认知这世界为灵魂世界，时时刻刻在和善的崇拜精神里生活，在我们和这精神崇拜有一种永久的和个人的关系的感觉里生活。此印度对于她古史中所有一切战争阴谋和诈欺，向来是袖手旁观；因为她的家庭，她的田园，她的寺庙，她的学堂，她的乡村自治——凡……种种都实实在在地附属于她。但是她的王位和她没有关系。它们好象天上的浮云，忽然幻作紫色，忽然变作黑色，是她所不注意的”（太戈尔之《西方的国家主义》，下同）。

　　东方的民族，没有发展到资本主义，没有复杂的经济生活，当然没有政治的严密组织，不论是平民是富豪，都还用不着政治的手段来调节经济，以求达自己的目的。可是到了现代，印度和中国都已受资本主义的客观的支配，滚入世界政治的旋涡。难道还能绝不注意吗？统治印度的，表面上虽是英国的国家主义，实际上却是英国的资产阶级。那大不列颠的国家是英国资产阶级的组织。他们很有系统的，很有组织的成一强暴的力量，统治着印度。不但如此，他们还能把印度人编在这一组织里，来统治中国人，——譬如上海的红头巡捕。印度人现时已经在英国“以夷制夷，以汉治汉”的组织里，而他们却还想着，以为自己并不爱组织，并不受狭隘的国家主义之毒。他们的圣人还劝他们回向自然，“不要政治，不要国家”。诚然呵，印度人那里还有自己的国家。上海宝兴路有所谓红头阿三的总会，里面一样的供着佛像，一样是恬静无争的世界，仍旧是古代浑朴的印度的小影。自己不组织起来，去反抗强暴的英国组织；那就只有任受英国的组织，做英国的机械，——而一方面却梦想着“家庭、田园、寺庙、学堂、乡村自治等还实实在在地附属于她”呢。

　　仅仅对于政治不注意，对于国家不注意，便算是世界主义吗？国家的组织固然是种种罪恶的表现。然而他并不是一个抽象的制度，他是代表一阶级的统治权。若要反对国家，首先便应当反对那些根性上不能没有国家的阶级制度。然后从客观的经济制度上求那怎样消灭阶级的方法，阶级消灭，国家才能消灭。

　　太戈尔批评国家主义的谬误，诚然是很合理的，不但如此，他也知道东方自有东方式的国家，并且知道西方式的国家何以与东方不同，——他说：“当这国家（西方式国家）来统治我们以前，我们已经有了别种外来的政府，这种政府也象一切政府，都有多少机器的原素存在里头。但是这种外来的政府和‘国家’所设政府的异点，好象手机械和力机械的异点。就手机械的产物而论，人们手指的魔力得以表示出来，而它的轮声也能和生命上的音乐调和；但力机械的生产是无生命的准确的，而且单调的。”

　　那所谓“手机械”生产里的生命上的音乐调和以及手指魔力的表现，——我真有些不懂，难道是指东方式国家里的圣君仁主？我们不能直接返于梵天，便暂时应当先回到东方专制制度去吗？那就中国现有的阎锡山、杨增新已经算是理想的君主了，——太戈尔的劝导岂非多事。幸而好，太戈尔的最终目的不止此。他不过借此诅咒那所谓“力机械”的现代式国家罢了。

　　其实，手机械式的国家所以变成力机械式的国家，正因为经济生产的手机械真正变成了力机械。手工业变成汽机工厂的工业了。印度小手工业者的地位被英国大工业家完全占去了。国家是这些大工业家的组织。要反对这种西方式的国家，必须组织那些渐渐破产而变成工人的印度各工业者和小农，使他们成一强大的力量，足以推翻英国的大工业家之政治统治。英国大工业家的国家对于印度平民自然是单调的，无生命的。然而他对于英国大工业家却很便利，很顺手，很有效用。

　　太戈尔却说：“当这种政治和商业的组织——它的别名就是国家——牺牲了高等社会生活的协和而极强盛时，它实在是人类不幸的日子；——当父亲变为赌徒，不甚注意他对于家庭所负的种种责任的时候，他实在不是人，是受贪心支配的一种自动机。那个时候，他会做出他心里状态平常时所不肯做的事。”这里太戈尔给国家下的定义所谓“政治和商业的组织”——非常之正确。然而他自己却还看这种商业组织——“国家”是人民的父亲。这种“父亲”，难道还有平时心理所不肯做的事！英国资产阶级决不是印度的父亲；他对于印度，除竭力剥削外，并无任何责任，——他有那一件事是平时所不肯做的！他又何必不牺牲高等社会生活的（？）协和呢？太戈尔以为国家仅是一个抽象概念，道德亦是一个抽象概念。所以他以国家与道德相对待；以为道德的唯一阻碍就是国家——就是西方式的机械国家。他以为只要没有机械式的国家，人的心灵便能自由发展了。殊不知道人的心灵要有组织有规律之后，才能真切的感觉道德上之责任心。若劳动者的组织力量充足，譬如工会、工党，以至于能自己组织国家，那便是反抗资产阶级统治的伟大力量，——那样的国家，对于平民不但不是机械，而且真是自己的工具；然而他对于资产阶级却成了约束他们的机械了。正如现在的国家对于平民是束缚人性的机械，对于资产阶级却是称心如意的“心腹”。太戈尔自己说：“总督不必懂我们的方言，不必和人民发生个人的接触；他们站在远方，装出很轻蔑的样子，能够鼓励我们的意气，也能阻遏我们的志气，他们会引我们到某条政策上去，然后又借官场中繁文缛礼的作用把我们拉回来；英国报纸登载伦敦市街上的消息，都存有多少悲伤的感情，但是对于印度的大灾很少注意。”英国资产阶级的国家对于“自己”岂不是很关切的？然而太戈尔还不信国家的实质是资产阶级，——绝顶聪明的诗人，明明知道（？）真实，却为情感主义所牺牲：只肯反对制度而不肯反对人（阶级）。

　　因此，他虽反对国家，却不肯反对英国人。他说：“我对于大不列颠种族之为人类有一种极深的亲爱和尊敬，她产生了大量的人物，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实行家。她并且创造了伟大的文学，……我们觉得这种民族的伟大也和我们觉得太阳一样；但就这国家而论，它实在是一层密雾，把太阳遮住了。”英国民族是不坏，坏的只是英国的国家制度！所以他说：“我们的政府尽可以是荷兰的，法兰西的或葡萄牙的，……”反正都是一样，可以不必反对英国民族，只要反对国家制度好了。实际上来说，现代的英国人已经决不是一个抽象的“民族”：只有英国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而没有英国民族。英国资产阶级的“美德”和“伟大”只是他自己的优点，他所以能克制印度的工具。你若尊敬这些美德，你须令印度平民亦得有同样的工具去反对他，反对一切列强的资产阶级。只有有组织的行动能直接去反抗压制平民的资产阶级，——只有这种方法是反对国家制度的第一步。可是在有阶级的社会里，要保证平民的利益，表现事实上的“广爱”，非有组织不可，因为强暴的资产阶级是有组织的。既有组织，那就平民革命之后，仍旧须有平民自己的国家。只有这种国家能实行有规划的经济生产计划，——逐步取消资本主义之经济的无政府状态，逐步消灭阶级的差别的时候，——国家才能完全消灭。可见要想越过“反对英国人资产阶级”的一阶段，而直接否认国家制度，必定不可能。

　　太戈尔反对国家制度的步骤，却正是如此。姑且让一步，问他反对国家制度的方法究竟如何呢？他说：“我晓得你们的忠告是怎样。你要说：‘把你们也组成一个国家去反抗这国家的侵略。’但这是一个忠实的忠告么？……为什么这是一件必要的事？……难道你一定要说机器要和机器，国家要和国家，作政治上永久的战争么？”既如此，他是不以政治的斗争方法为然的。其实假使劳动平民不以果决的手段参加政治斗争而取得胜利，那时，才真使资产阶级内部的政争及各国资产阶级之间的战争永无止境，列强资本主义压迫世界大多数平民也无止境。太戈尔的意思却以为只要“读孝经退黄巾贼”，[2]他说：“现在已到了一个时期，当这时期欧洲为了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利益，应该完全晓得国家一物是荒谬无理的。”好高明的哲理！欧洲的列强居然能为着他们奴隶的利益来废除国家吗？奴隶自己不组织成一种力量，永久是没有办法的。

　　东方的精神文化，人家说是慈爱忠恕，——其实是宗法社会里无可争而不争的心理反映。欧洲资产阶级的社会基础，在以竞争为原则的资本主义上，——物资生产的膨胀，使他们不得不侵略；私有生产工具的大企业制度，使他们不得不建立国家。——这便是所谓西方的物质文明。大资本家要维持自己的地位，固定私有制度的原则，他们便不得不建设“法律和秩序”，以保障资本的发展，镇压劳动阶级。他们已经不能有慈爱忠恕，——如果有慈爱忠恕，资本主义便不能存在。只有利益相同患难相共的劳动者，——若能有组织有系统的结合，——才能表现真正的慈爱忠恕勇猛精进的精神。宗法社会的慈爱是家长或君主的恩惠；劳动平民的慈爱是自己的团结。如今太戈尔只希望资产阶级赏赐和平，赏赐自由，却怕组织自己。假使中国人还愿哀求苦告的乞人怜惜，——那么，快快跟着太戈尔去哀求资产阶级了解“国家是荒谬无理的”罢！假使不然……

　　东方和西方能否调和呢？无所谓东方，无所谓西方，——所以更无所谓调和——太戈尔若真是“平民的歌者”、“奴隶的诗人”，——他应当鼓励奴隶和平民的积极、勇进、反抗、兴奋的精神，使他们亲密友爱的团结起来，颠覆资本主义的国家制度，——有组织有系统的经营自己的共同生活；为镇压资产阶级的反动起见，在最初一期，尤其应当组织自己的国家。这才是真正行向世界的文化的道路。然太戈尔却不然，他却想调和东和西。怎么是西方的优点呢？他说：“我们必须承认当前此‘人的政府’时候，也有过暴虐、不公道和勒索种种事情；这种种事情惹起了许多痛苦和不安，幸而我们现在已经得救了。法律的保护不但是一种恩典，并且是我们一种有价值的教训。这种教训是文化的稳固和进化的继续所必须的。我们从法律里可以看出世上还有一种普遍的正义标准，无论那一阶级和那一种族的人，对此都有他们的平等要求权。印度现政府中这种法律的统治，能够在这种族和习惯各各不同的民族所住的大地内维持秩序。……但是这种对于印度各种族间有了一种共同的友谊的希望是西方精神的事业，不是西方国家的事业。……”此处太戈尔陷入绝大的矛盾。法律和秩序既然是西方精神的事业，却又不是西方国家的事业！法律可以离开国家制度而存在吗？法律和秩序既然容许无论那一阶级、无论那一种族之平等要求权（？）——太戈尔又何必反对国家制度呢？慈爱忠恕和法律秩序诚然是有互相调和的可能和必要，——然而只在劳动阶级自己的组织里。若是资产阶级对于劳动阶级，那么，太戈尔既要求他们慈爱待遇，又请他们以法律制裁，——太戈尔不是资产阶级绝好的“王者之师”吗？怪不得中国人这样欢迎他，原来他和孔孟是一鼻孔出气的。孔孟游说诸侯，原只为贵族说法：“你们待平民好些罢，不然，平民就要作乱的；你们快些严设礼法，不然，平民就要紊乱秩序。”

　　太戈尔先生，谢谢你，我们国内的孔孟多着呢！

　　原载1924年4月16日《向导》第61期

　　署名：瞿秋白

　　注释

　　[1]太戈尔，今译为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1861—1941），印度诗人、作家和社会活动家。著有《吉檀迦利》、《新月集》、《沉船》、《戈拉》、《红夹竹桃》等。

　　[2]读《孝经》退黄巾贼，见本卷第85页注13。

　　(1)本文原题为《太戈尔的国家观念与东方》，收入作者自编论文集时改成这个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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