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民权主义至社会主义|瞿秋白

自民权主义至社会主义

　　自民权主义至社会主义(1)（一九二三年九月二十三日）

　　落后的国家之无产阶级参加民权革命之职任愈大。资产阶级性的革命却须无产阶级领导才能胜利。平民之革命民权独裁制是中国到社会主义的唯一道路。

　　中国宗法社会的皇帝制度破败之后十二年，方才露出一些民权主义的可能性，然而已经处于世界社会革命的时代；中国“四海之内莫非王土”的国家观念受枪炮、飞机、潜艇、新银行团[1]的恐吓，方才烟消云散，想建立“民族国家”，然而欧美各大民族国家却已显然表露他们是“阶级国家”。中国民权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开始，恰好在世界的民权主义和民族主义崩坏的时期。于是中国的社会思想和社会运动的倾向便有些“徘徊不定”不能自信的状况。实际生活要求民权主义，而思想的先驱却揭橥着社会主义。民权主义和社会主义究竟那一个要实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究竟那一个能取得革命运动的领袖？

　　中国的“第三阶级”，诚然不错，要求革命了；然而他的目标只限于民权主义，他的力量只能做“无血革命”。天下的革命有无血的么？中国的无产阶级确是幼稚；然而他的目的必然在于社会主义，他的力量却能彻底的扫尽旧统治阶级。然而现在的统治阶级去了，社会主义便能实现么？——天下的革命没有无血的，现在的统治阶级去了，社会主义也还不能实现。那么，无产阶级是否应当参加推翻现存统治阶级的运动，使无血的革命变成有血的呢？社会主义的实现是否有赖于这民权主义的革命运动呢？世界的社会革命对于中国的民权革命有何等影响，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究竟是资产阶级的还是无产阶级的？

　　我们请细细的论一论这中国现时很迫切的问题。

　　一、无产阶级参加民权革命之天责

　　先从无产阶级之革命策略的总原则说起。

　　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职任，应当依社会进化中之客观的可能和必要而确定。资本主义是一种经济制度，由于所谓“国民经济”之自然的发展而成，——不管你心上喜欢不喜欢。况且只有资本主义的发展中能生出社会主义来，只有他能造成社会主义公有生产资料之技术上的基础，只有他能造出数量多而觉悟深的革命无产阶级。没有受大工业大都市锻炼集合的普通劳动者，或简直是游民，只能“穷人造反”，而不能革命。没有集中的资本和生产，只能均分（抢掠）而不能建设社会主义。中国历史上穷人造反的实例很多，而丝毫社会主义亦没有看见，便是明证。要知道：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民权主义）的基础上，社会主义的种子才能开始萌动，——那时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才显然暴露。至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共同出发反对君主封建制度的时候，阶级矛盾不期然而然隐匿掩藏不甚显露。在民权主义的资产阶级社会之中，无产阶级方才有活动之自由及广泛的政治运动之可能，——这是无产阶级的成熟及经验之必要的前提。因此，凡资产阶级社会还没成就的地方，“资产阶级还能做革命的进取”的地方，无产阶级应当和资产阶级联合而反对“君主诸侯及军阀”，同时亦就为工人阶级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建立资产阶级的社会；无产阶级最高的目的固然是社会主义，而达到社会主义的途径上，随时有切近的目标和利益，——就是政治自由及经济改善。然而这种斗争之时，“务必时时刻刻使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矛盾确实深入于群众的意识”，又以备工人能利用资产阶级政治之下所发现的新式的社会政治关系，立刻就反对资产阶级。

　　马克思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初期曾经希望革命转向社会主义方面，然而他仍旧认政治斗争、结社自由、普遍选举是必要的。他论德国无产阶级在革命时代（一八四八年）的责任说：

　　实际上，既然工人独立的出发还没有基础，还没有直接普选的制度，大大小小三十六个国家还在分裂德国；这时候除出紧随巴黎运动[2]之后（巴黎运动的胜败对于德国运动有生死的关系），在这个时候，除出与小资产阶级共同争政治权利（有这些权利再能行自己的斗争），此外无产阶级的政党还有什么可以做呢？（《德国之革命与反革命》——马克思）

　　马克思自己在一八四八至一八五一年之间断然实行上述的见解于德国资产阶级革命之中。他和昂格士[3]在德国革命初期，不到“资产阶级勉强发生只有口硬手软的市侩和绝对还没有开通的工人”之柏林去，而到莱因省城的柯仑[4]，——那时是最开通的地方，已受法国革命的冲刷，旧国家的形式破坏，工业亦最发达，而资产阶级受新式社会生活的波动亦最甚。他们不象白恩（Born）[5]等人（亦是共产主义联合会的会员）在这革命时期去专做所谓“纯粹的工人运动”，却以全力来办一资产阶级民权主义极左派性质的机关报《新莱因新闻》（罗兰霍尔斯德《论资产阶级革命中之马克思及无产阶级》）。马克思既然以无产阶级的观点考察得社会进化的公律，断定革命的进程是如此，所以先提出民权派各阶级的总利益以反对封建君主制度，而暂时不及于无产阶级的特别利益。马克思之所谓无产阶级赞助资产阶级革命，乃是利用时机推动资产阶级前进，即此突现革命运动中之最彻底最热烈的无产阶级及半无产阶级的份子。——资产阶级本来亦必定要提出普通平民的要求，而无产阶级的政党便当逼迫他实行到底，勿使中途让步。

　　所以无产阶级赞助资产阶级革命是为无产阶级自身的利益。可是这种赞助必定不能永久的。马克思以为“在某种程度之内各阶级的联合常常是革命所必要的先决条件”；然而等到革命开始进行，却亦就是阶级矛盾暴露的起点，革命进程愈速，阶级矛盾的爆发亦愈激厉。“共同的仇敌刚刚打倒，胜利的军营里，立刻就要分裂成几派，而重起相互的斗争。”（《德国之革命与反革命》）所以等到革命的进行既已变动了局面，如一八四九年春天，德国资产阶级的民权派已经不往前进而向后退，那时《新莱因新闻》也便变更其策略，马克思等也就退出莱因区民权委员会。于是开始预备革命行动的组织。结果反革命占胜利，《新莱因新闻》被封，而德国革命也就失败了。

　　再则象一八四八年的法国革命。二月革命[6]固然还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然而比起一七八九年及一八三〇年[7]来已经大不相同。那两次无产阶级的出发必定在革命已到高度发展的时候，而这一次却在革命的最初期，无产阶级的特殊利益即不期然而然占了畸重的形势。六月之役[8]无产阶级失败，那时“国内的阶级战争”已经非常明显。然而一八五〇年春反革命地位渐稳而国内民权派各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及一切中等阶级——又重新兴起要想与治者阶级反抗而围拱“革命中心”的无产阶级。这一民权派的联盟反对那所谓“秩序党”[9]，居然在三月选举[10]时取得胜利。革命有重复前进的形势。可是，这时的封建阶级已经很弱，耐不起战斗，他们宁可让步，于是高等阶级得到让步的利益而退却，联合战线分裂，革命大受打击。高等阶级不但退却，而且用种种卑劣的手段反对“赤党”。

　　这种革命失败的原因乃在于经济的变动——一八四九年欧洲经济渐渐的兴盛起来，革命的潮流不期而缓和许多；其次，民众的政治智识虽经屡次的革命教育而还不能算成熟，所以那时国王背誓破坏普选而竟没有大反响。现时就大不同了！一九一七及一九一八年的俄德革命[11]尤其给了不少教训。现时德国、法国无产阶级的政治程度，就是从那时参加普通的民权革命，经过长期的锻炼而得来的。可见虽失败而对于无产阶级还是有益的。

　　无产阶级方面固然受此训练，而资产阶级方面却亦有很大的影响。从一八四八年以来大致欧陆无产阶级的力量一天增加一天。即使君主政体还没推翻的地方，资产阶级亦已恐惧不宁，他们要革命，却又怕革命时政权被无产阶级夺去了。因此连资产阶级的革命都不能成功。然而无产阶级却利于这一革命早些爆发。社会结构进化的原则确要有资产阶级制度（民权主义）的发展，那是无产阶级斗争的完全正当发展之必要的前提。因此往往无产阶级在此等国家内反成资产阶级革命之组织者、指导者。大资产阶级愈弄愈胆小，而同时就是大资产阶级变成君主封建制度之政治的附庸；这种情形愈过愈明显，那时一切反对旧统治的毒恨都转移到大资产阶级身上，而可以不用大资产阶级的掌握政权已经显然的暴露阶级矛盾。所以不论先进或落后的国家里，在封建军阀政治之下无产阶级必定参加或进行民权革命，可是愈落后的国家，他的无产阶级在民权革命中愈有势力，他的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变成无产阶级革命的机会也愈多。

　　马克思说：

　　数量多而且集中强大的有智识的无产阶级之存在条件，常常和那多而且富又集中有力的资产阶级之存在条件同时并进的。资产阶级的各部分，尤其是他那进步的一部分，——假使还没有取得政权而改组国家制度以应其需要，那时的工人阶级运动无论如何还不能成为独立的，而且不能有纯粹无产阶级的性质。只有资产阶级式的政治制度成立之后，工人与企业家之间的冲突才大大的发现，那时已经不能再推动资产阶级前进；那时资产阶级亦不能再拿好话来骗工人，满口答应而不实行；那时无产阶级的解放问题才完全明晰的暴露于全世界。

　　无产阶级曾经参与这一反抗运动（一八四八年），他本来对于这一类的革命运动没有不参加的，他的希望不外两种：（一）或是这种运动能扫除行向社会革命及无产政权的道路中之几种障碍；（二）或是这种运动至少使势力较大而勇气较少的阶级行向更果决更革命的道路。工人拿着武器参加反抗运动的时候，明明白白的知道：这一次的斗争还不是为他自己的阶级利益；可是他在这时候唯一正当的策略，却是：假使高出于无产者的任何阶级（如一八四八年的资产阶级）不能给工人阶级以“为他自己利益而斗争”的自由战场，那就无论如何不让这种阶级的统治得以稳固；并且无论如何都要引起政治危机，使全国非决然行向革命不可，否则索性回复旧统治的“不变状态”（Status quo），使新革命不能免。两种假设之中，工人阶级都是真正的全国利益的代表，——因为欧洲的一切旧社会（各国）都应当及早革命，谁也不能想安安稳稳有条有理的发展自己的力量（假设真正如此，欧战便是梦中事了！〔译者注〕），而工人阶级却是真正诚意的在可能范围内促进革命的阶级。（《德国之革命及反革命》）

　　二、民权革命中无产阶级领导革命的问题

　　无产阶级对待民权主义运动的态度和参与民权革命的方法，大概在原则上是如此。

　　现在我们再取现实社会进化中的实例作更详尽的说明。欧洲落后的国家，第一就算俄国，俄国一九〇五年革命[12]时，离法德资产阶级的民权革命已经百年五十年。俄国那时已经有二百三十五万七千八百人的无产阶级（五十人以下的小工厂不算在内——见杜洛茨基[13]之《一九〇五年》），而且有社会民主党，似乎可以直接行无产阶级革命了。何况实际上革命是社会民主党指导的，大多数罢工工人所参与的。然而列宁说：“马克思主义者无条件的断定俄国革命是资产阶级的性质”（列宁之《两个策略》）[14]。这是什么意思？原来那时的俄国，已经有民权主义的政治上、经济上的改造之必要。这种改造运动不但还不足以表明是资本主义的崩败，资产阶级统治的崩败；而恰恰相反，正要有这类民权主义的政治经济的改革，才能扫清障碍，让俄国的资本主义好好的发展，进于纯粹欧洲式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不永滞于亚洲式的半自给经济；有这种种改革才能使俄国有完全资产阶级式的统治。俄国社会革命党（Partei des Sozialist revolutionärs），俄国的农民党，自称为最激急的社会党，其实不懂社会主义，当时就不明白这层道理。因为他们不懂得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是什么。他们决不知道：就算农民暴动得了完全的胜利，田地完全均分过，或者干什么“农村立国”[15]的鬼把戏，始终对于资本主义并无丝毫损伤，反而促动农村中的资本主义发展，而农民之间自己便要受“阶级的分化”。民权主义的改革必然引导资本主义的发展。既然如此，或者有人可以说，无产阶级很可不必帮助民权革命了。那却不然！

　　民权革命之社会及经济的内容，本来就是资产阶级的；然而并不因此而对于无产阶级没有很大的利益。民权革命在形式上可以有好几种：也许在这种形式的民权革命中，大资本家及财阀可以得到很多的利益；也许在那种形式的民权革命中，却是农工平民可以得到很多的利益。

　　民权革命表示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虽然眼看得是革命，是暴动，反对上等人，反对资本家或帝国主义，然而这一革命不但不消灭资本主义的基础，而且扩充推广他的发展。民权革命不但代表劳工平民的利益，而且代表全资产阶级社会的利益。因此，既有资本主义，则资本主义之下，资产阶级之统治工人阶级是不可免的；所以可以说：民权革命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多，而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少。然而说民权革命绝对不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那却是蠢话。俄国社会思想发展的最早一期曾经有过这种论调，所谓“民粹主义”（俄文Narodnitchestvo），他们以为无产阶级用不着资产阶级的政治自由；这种思想，往往可以倾向于无政府主义，否认一切政治斗争，否认资产阶级的代议制，否认资产阶级的革命。这种思想根本与科学的经济学相冲突：在商品经济的基础上，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不可免的，无论怎样不能禁止资产阶级的生长，要想跨过资产阶级立刻实现乌托邦[16]是必不可能的事。马克思主义说：凡是一个社会，根据于商品经济而与文明的资本主义各国发生交易关系，到一定的程度他自己亦必定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俄国当初是如此，中国现在亦是如此。马克思主义绝对与非科学的民粹派或无政府派不同，决不想用什么手段跳过资本主义直接行社会主义；路只有一条——就在这一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就在这一资本主义的范围内，行阶级斗争。

　　马克思主义的这几层意思已经有一大部人类历史——如俄国、如印度、如埃及、如土耳其——足以证明是科学的公律。所以假使有种学说，要除出“更加发展资本主义”之手段，而另求别法来救济工人，——这种思想，自不免是反动的。列宁说得好：“象俄国这种国家里的工人阶级，受资本主义本身的苦，实在比受‘资本主义发展不透’的苦少。”（《两个策略》）工人阶级确利于资本主义有很广泛很自由很快的发展。工人阶级确利于很彻底的破坏一切旧制度、旧习惯（如行会制度、艺徒制度、同乡观念、门阀观念等），因为旧制度是资本主义自由发展的障碍。民权革命就是这种彻底的改革，应当扫除一切旧迹和那便于军阀官僚营私舞弊的制度。

　　所以资产阶级的革命对于无产阶级也是很有利的。资产阶级革命愈彻底愈普遍，那无产阶级为社会主义而与资产阶级的奋斗也愈有保证愈易开展。只有那班根本不懂科学社会主义的人，才听着这一结论诧异呢。因此，有的时候由某一方面说来，资产阶级革命也许对于无产阶级比对于资产阶级的利益更大些。资产阶级有时候很可以靠旧制度旧习惯来抵制无产阶级（如西欧、俄国当时的帝制政府，中国的军阀警察等）。资产阶级所以往往利于革命的不彻底，所谓“不为己甚，过犹不及”。向来欧美革命史里社会党和共产党往往论述到这类的事，习惯上总说：资产阶级自卖，他竟背弃“自由的原则”，或是资产阶级不能行彻底的民权主义。事实上是一样的。资产阶级宁可使必须的资产民权主义的改革，也慢慢的进行，——小心谨慎的用改良的手段，而不用革命的手段。资产阶级很愿意这些改革不促进平民农工等阶级之革命的独立性及建议力；因为假使如此，正象法国人的俗语，平民“掉过枪来”也来得容易，于资产阶级自身先就不利。所谓“掉过枪来”便是：民权革命的成功，使那些自由民主的机关及舆论集会的权利等等，都可以用来反对资产阶级自身。

　　至于工人阶级呢，却正利于民权主义的改革不以改良的手段实现，而以革命的手段。因为改良手段是使社会的腐败部分慢慢的烂掉。无产阶级及农民阶级正是受这“腐败社会”的苦最利害的人，非得一刀把他割掉不可。革命的手段就是用果决的行动和群众的势力有组织有系统的努力扫除一切封建君主时代的遗迹。所以资产阶级革命的实现，若愈无组织系统愈不集中愈不彻底，则对于资产阶级的利益愈大；他若愈有组织系统愈集中愈彻底，则对于无产阶级及农民阶级，愈能多保证他们在民权革命中的利益。

　　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无产阶级远避资产阶级革命或不参加资产阶级革命，不是教无产阶级：“因为革命是资产阶级的就放任资产阶级，让他单独去干”。而是教无产阶级竭力引导革命到底并且全副精神的去参与，是教无产阶级：“不要专守着经济斗争而要参加总的政治斗争，努力去争民权主义，争那最彻底的无产阶级的民权主义”。

　　俄国一九〇五年革命时，列宁说：“我们不能跳出俄国革命之‘资产阶级民权主义的范围’，可是我们能够竭力去扩大这个范围；我们能够并且应当在这范围之内争无产阶级的利益，争他们生活里迫切的需要，争他们预备将来再战而能彻底胜利的条件。”一九〇五年的革命固然结果为反动所摧残，然而俄国无产阶级在此中得了不少政治上的教训，——创立苏维埃制度。

　　无产阶级的政党因此必须参加民权革命的运动，当然要和资产阶级的政党发生关系；甚至于在革命潮流汹涌的时机，可以加入革命政府，在代议制范围扩大的时候，可以从事于选举运动。于是有些“洁身自好的社会改造家”，好一似黄花闺女、《柏舟》孀妇[17]，要大叫起来：“这不是要玷辱我们无产阶级的‘家声’吗，抛头露面的象个什么样子！”其实大谬不然。现今时代开通，男女社交已经司空见惯，——难道社会改造家还做高节的隐士吗？无产阶级的参加民权革命，诚然有改良派化的危险，然而却并非不参加便能免祸的。

　　无产阶级政党参加民权革命运动能否不受资产阶级的恶化，并不在于某人某领袖要想投降资产阶级，亦并不在于党中某一派保存了形式上对于民权运动的“独立”。这种独立派，其实往往只是形式上的；不管他组织上怎么独立，而实际上因为政治标语落于实际生活之外：若不问政治便与群众脱离，若问政治往往又只是跟着群众已有的情绪移转，不能尽领导之责。因为若是当时社会只有民权革命的需要，那初入政治战场的群众，往往反而容易跟着“自由派”的模糊标语走；保持所谓“独立”的社会党尽着放空炮，实际上反使革命运动的领袖地位落于资产阶级之手。最后一着，这种独立派反而为资产阶级所恶化。所以这一问题的解决，完全在于各阶级之客观的现实的社会力之消长：当时社会中的各阶级，各以实力参加总的革命运动，暂时亦许力量大的得到最近的胜利，力量小的却仍旧继续着往自己的目标走。无产阶级政党的责任便在于指示劳动群众以一定的合于实际生活的标语，——实质上就已经决不会和资产阶级同化了。因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政治标语可以同是一“民权主义”的形式，而他的经济内容却决不会同的。这种“标语的阶级实质”，只要会运用，自然能引导民权革命到底，造成社会革命的一切可能的条件。很用不着拼命的直叫：“我们要革命，不要改良；要社会主义，不要民权主义。”

　　譬如一九〇五年的俄国，那时的马克思主义者说：

　　我们无论如何不应当只听好听的“革命”字眼。我们应当考察切实，究竟反抗俄皇政府的有那几个社会实力。……只有“平民”，便是劳工和农民，乡村的和城市的小资产阶级。至于革命，却并不因此而失其资产阶级性，民权主义的改革决跳不出资产阶级式的社会经济关系之范围；然而这一革命对于俄国及世界之将来的发展实有非常之重大的意义。（《两个策略》）

　　无产阶级运动处于资产阶级民权革命期间，往往可以有两派似是而非的倾向：一，乱叫社会革命；二，只管经济斗争。我们再举俄国的实例：

　　一九〇一年至一九〇二年的运动离现在还不十分远呢，并不是什么古代神话（列宁写这段文章正在一九〇五年）。那时示威运动刚刚开始。“庸俗的革命主义派”（Revolutionarisme vulgaire）就大叫起“猛烈攻击”来，发布血色传单（《劳工事业报》，当时少数派的机关），骂那提议创办《全俄宣传日报》的人（列宁等），说他们是文学迷，学究派。而那所谓“尾巴主义派”（Khvostisme）——专门只跟着群众或别的政党后面叫，不是迁就庸众，就是迁就自由派——却又竭力主张：“经济斗争是政治宣传的最好的手段”。那时真正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多数派）怎样对待他们呢？他两方面都反对。他反对庸俗的革命主义派，因为这一派的确是轻躁妄动，——所谓“猛烈攻击”和群众的公开的出发明明还是将来的事。他亦反对“尾巴主义”，因为这一派确是假清高怕多事，喜欢在小范围内当领袖而实际上没有政治能力。他那时所决然提出的，就是全体平民暴动反抗的标语；可还不是直接号召行动的意思，而仅是宣传的意思，说明客观上必然的结论是要平民反抗。那时宣传和鼓动的确是第一等重要的责任，那时全俄的《政治评论周报》还算是很难能的事。……庸俗的革命主义派不懂得“文字”（宣传）也是“实事”。总观历史的全部都是如此，尤其是在公开的群众政治运动不可能的时代，——本来群众的政治运动不是人力可以任意制造的。“尾巴主义派”却又不懂得当革命时机临头，便不能再死守着旧“文字”，而应当有直接行向“实事”的标语。（《两个策略》）

　　这两派都是真革命运动的障碍。

　　再则，还有小资产阶级误解民权主义为放任主义的一派，亦很足以危及革命。凡是革命的成功，必不可少的革命的独裁制；——在无产阶级革命时是社会主义的独裁制，在无产阶级参加资产阶级革命时便是民权主义的独裁制。孙中山的“军政时期”确与此意有些暗合。然而革命的独裁必定要求社会某一方面的巨大牺牲，所以非有民众的实力后盾不可，不然就变成个人专制。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中正须得此政治机会，以促进自民权主义至社会主义的途程。

　　“平民之革命民权的独裁制”——是民权革命中最近的目标。或者，如香港《南华晨报》（英文）对于中国各公团（商会、工会、学生会）召集国民会议的提议之批评，说这是水与油混合的药方。固然！真可以说：所谓“独裁制”必须有“统一的意志”，而无产阶级和其他的平民不能有统一的意志。这一驳议其实并无价值，因为他抽象的形而上的来引用“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有种种不同的“统一的意志”。可以有各方面完全相合的统一意志，亦可以有一方面统一而别方面不统一的。对于社会主义不能有同一的意向，而对于民权政权及共和主义却可以有统一的意志的。假使不记得这一层，那便是不明白民权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逻辑上历史上的差别；那便是忘记了民权革命是有全民的意义的：革命既是“全民的”，就有统一的意志在。民权主义的要求以外，当然无产阶级与农民资产阶级更不能有什么统一意志。所以无产阶级在革命期间，尽可以执此统一意志要求严厉的克服反革命——就是平民的革命独裁制。

　　无产阶级应当引导最大多数的农民小商行民权革命到底，而以严厉手段镇服君主派或军阀派的反动，并且遏制资产阶级的畏怯妥协。无产阶级应当引导大多数半无产阶级的份子，成就社会主义革命的事业，而以严厉手段镇服资产阶级的反动，并且遏制农民及小资产阶级的畏怯不前。

　　无产阶级的斗争是为着全体平民的。封建军阀之下首先要的是平民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反对资产阶级滥用“平民”一词，空泛的说平民而掩藏着平民里面的阶级对抗性。马克思主义断然的要求无产阶级政党之阶级的独立。然而他分“平民”为“阶级”，并非为着使这先进阶级闭关自守只干工会运动，而让资产阶级的政治运动单独发展；而是为着要使无产阶级以最大的毅力为全体平民的事业而奋斗，领导全体平民。——当然不是在某某委员会里占着几把交椅，就算得了领导权；而要组织群众以实力表示无产阶级在政治中的影响。

　　民权主义革命是资产阶级的。俄国民粹派的“平民均分土地主义”（Tchern ey Peredel），中国国民党的所谓“民生主义”亦是资产阶级的。然而马克思主义者应当知道：没有别的途径可以使无产阶级得到真正的自由，只有经过资产阶级的自由和资产阶级的进步。我们应当知道：在封建军阀之下没有别的方法行向社会主义，只有完全的政治自由，民权主义的共和国，平民的革命独裁制。所以无产阶级在这种时代，当有正确的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之关系；这件事非常之重要。经济斗争的工会运动固然要紧，而尤其要注意民权主义的总的政治斗争，“我们应当做‘平民使者’，而不应当仅仅做‘工会书记’”。必定要如此，方才能尽无产阶级的天责。无产阶级是资产阶级社会的产儿，亦就是颠覆资产阶级社会的健将；他的力量，正在他阶级意识明显，并且有组织有系统的奋起而为政治斗争之时。

　　阶级的政治意识只能从外面输入工人阶级，就是在经济斗争之外，在工人对工厂主的关系之外。此种知识所由来的地方，乃是各阶级对于国家政府的关系，各阶级的相互关系。所以对于“怎样为工人求得政治知识”的问题，决不能像普通的实际运动家（更不用说偏向于“经济斗争主义”的实际运动家）永久只有一个答覆：“往工人间去”。要与工人以政治知识，社会民主派（共产派）应当往各阶级间去，应当派遣自己军队到各方面去。……试举一个最近几年的社会民主派（共产派）的机关，看一看他的工作。他和工人有连络，就此自以为满足了，只知道发发传单，专说工厂中的虐待，政府帮资本家，警察的凶横；和工人开会谈话，大致也不过谈这些事，几乎绝对不出此等范围。至于讨论研究革命运动史，俄国内政外交问题，俄国西欧各阶级在现代社会中之状况及现代社会的经济进化等，则可以算绝无仅有；更不用说有系统的实行扩充对于各阶级的联络关系，那更梦想也想不到。实际上大多数此等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里的党员，只想着应当做一个工会书记，而并非一个社会党员——政治的领袖。其实英国的工会书记，亦在时时帮着工人行经济斗争，揭发工厂里的恶弊，解释一切法律规则的不公道，说明此等法律妨碍罢工自由及工人纠察队的职权，说穿罢工调和人的偏心等等。总之，凡是工会书记亦在帮助工人做“反对东家及政府的”经济斗争。可是这还不是社会民主主义（共产主义）；理想的社会民主派不应当仅是“工会书记”而要是“平民使者”；——应当对于一切压迫和专制，不论他是关于那一阶级的，都加以攻击；汇合一切现象而与人以警察、政府、富豪、地主之残暴的总概念；利用每一件“小事”，证明自己的社会主义见解和民权主义要求之正确于人人之前；对于一切人和每个人解释明白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有世界的历史的意义……“往各阶级间去”，我们是以理论家的资格，是以宣传鼓动家的资格，是以组织者的资格。自然，最重要的是平民的各阶级间的宣传和鼓动。……谁实际上忘了“共产主义派赞助一切革命运动”，谁忘了我们应当在全体平民之前，既不隐藏我们社会主义的见解，又要明白指出民权主义的总责任，——那人便不是社会民主党（共产党）。谁实际上忘了自己应当在人人之先提出激动并解决一切民权主义的总问题，——那人亦不是社会民主党（共产党）。（列宁之《怎么办》，一九〇二年）

　　三、中国国民革命与世界社会革命合流直达社会主义

　　自民权主义至社会主义的革命策略应当如此的去实际应用。中国现时的状况究竟在社会进化史上占何等阶段，社会运动的趋势和民权革命的方向及两者之间的关系又怎样呢？

　　“中国十二年前的暴乱，近因起于国内两个新兴阶级争取统治者的地位：一、军阀阶级（财阀、政客附），二、商业资产阶级。中国商人阶级不能如英法当年，由商业资本直进于工业资本以组织生产；他们为数不多，经济力为列强资本主义所掩；——所以辛亥革命时他刚一抬起头就受北洋军阀的当头棒击。治者阶级实际上已是军阀；然而军阀一则始终见此隐隐中的资产阶级力量，二则内部之间无力统一，三则现代中国处于文明的外国人监视之下，四则‘官僚资本家式’的军师（政客）要有新的运用方法，——所以必需国会，以便涂饰耳目巧于操纵”；因而有此畸形的“民国”，其实还在封建宗法社会时代。

　　虽然，“中国经济生活的现状，却已经渐出于商业资本的阶段（欧战的影响很大）。所以近年来最大的现象：海员罢工，铁路罢工，矿山罢工，纺纱业罢工以及其他罢工，工人已渐团结积极组织；亦自然趋于运用自力争取立法权、政治权，要求最普遍的代议制”。资产阶级更大有进展，起而要求裁兵、理财、制宪，试组织“民权委员会”。可见“中国……政治运动之中已有资产阶级民权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劳动运动混流并进的现象，——这是中国国际经济地位使然。中国工业发达的途径与欧美大异，政治运动也必不同（民权与社会两革命间的进程紧凑得多）。中国资产阶级要自力发展，非去军阀不可，非去帝国主义不可。然欲去此二者，则必须借重中国的劳动平民及世界的无产阶级；——中国的资产阶级亦就非对社会主义让步不可”。（参看《现代中国的国会制与军阀》）

　　虽然，我们考察中国经济政治现状所能下的断语，仅仅是：“中国已渐进于资本主义而需要民权主义的改革。”至于本国资本主义的程度，是否已经发达到成就社会革命的物质基础的阶段，那却还待考虑。并不因为中国革命运动或所谓新思想带着一些社会主义色彩，便足以证明现时所需要的革命是社会主义的。

　　中国实业虽受外国压迫，而五十年来确不能说没有进步。帝国主义当然要变中国成资本主义的而完全破灭中国原来的“半自然经济”。即使帝国主义能行妥协手段而缓和一部分大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排外性，然而因此而实业又进一步；或者外资直接经营实业于中国境内，以至于和中国人合办，实际上夺去中国资产阶级的地位，然而实业因此亦有一更大的进步；在中国境内（在此一经济区域内）而有实业发展，则必要求更宽泛的市场；因此，中国内地之资本主义化的速度愈增，外资愈侵入，中国资产阶级在此经济机体内愈膨胀愈深入，——外国对于中国资产阶级缓和了这一部分，又‘培植’了那一部分，再缓和了那一部分，又激起了第三部分。帝国主义的经济上的让步是有限度的，若无限度他便不是帝国主义了。因此，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需要，无论如何，确在一天紧迫一天。

　　譬如中国绸缎之输出，光绪二年（一八七六）为四百万余海关两，至民国九年（一九二〇）便已涨到二千八百万。中国矿产物之需要，在五十年前为二千五百余万两，至最近便已达二万二千八百万，差不多增加十倍。中国境内资本主义的发展是显而易见的。

　　然而这一发展前面有非常之巨大的障碍物。军阀制度沿袭皇帝对商人的政策而变本加厉：重征暴敛，就地筹饷；更加以争城夺地，内乱不息。不但如此，更有类似于英法当年的“贵族与市侩”之争：“今之政客军人失势则办工厂，曰吾将以实业救国也；既办厂矣，朝开会，暮投机，明日又为官，工厂遂为传舍。”（杨铨：《五十年来中国之工业》）——这确是扰乱市场的大害，然而也是不可免的经济斗争，不可免的军阀官僚之资产阶级化。中国的市侩又怎么办呢？他们但“愿吾国之工业家专心本业，尤愿吾国军政界之伟人，勤修己职，勿污工业界之干净土。振兴工业之道亦至简：（一）政府与工业当合作，凡妨碍工业之法令制度当皆革除；（二）工业组织当大，则资本与人材皆可经济，而得多所制造之益；（三）当多设制造机械之厂；——机器为工业最要之资本，故孙中山有机器借款之议。然中国本有煤铁，与其仰人供给不如退而自造，仅购基本之机械，即可源源供给各业之需要。”（同上）这是中国资产阶级的梦想。理财、制宪、裁兵及民权委员会的尝试又是个什么味儿？哼！美国公使休门[18]尚且教训你们说商人当自组政府。颠覆军阀的民权革命始终是不可免的。

　　复次，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还有一种更大的障碍。我们看：（一）“一九一六年以后吾国之棉织业遂呈空前之活跃，……至一九二一年底，全国共有纱锭三·二六六·六六六枚，计华商一百三十四万枚，日商八十六万七千枚，英商二十五万九千枚，其余未开车者一百三十万枚……”（穆湘玥之《中国棉织业发达史》）外国人在中国棉织业中占二分之一的势力。（二）最近几年（一九一八）中国铁的产额约共三五五·〇〇〇吨；而日本之山东金岭镇铁矿，二十一条所要求的奉天海城等地铁矿，奉天庙儿沟中日“合办”的铁矿，总共的产额就是三三六·五六一吨；简直是全数。——至于汉冶萍等的“官办”、“借款”式以及其他形式的铁矿（亦大半是外国资本家的），所产有限。（三）最近几年煤的产额约共二〇·〇〇〇·〇〇〇吨；而日本之奉天抚顺及山东淄川中英“合办”之开滦等煤矿，所产却有九·九一八·八六三吨；——几乎占二分之一。中国自己还打算制造机器，岂不是笑话！

　　中国的资产阶级对这有什么办法？他只知道“今者，关税已有修改之机会，各国对于中国通商之待遇亦将渐趋平等；此正吾人发展国外贸易之日，工业革新不容更缓，自动发展时期之后若继之以通国合作，吾知中国工业史上之黄金时代，不难立致也”。（杨铨）唉！临城案[19]时留华美侨已经主张撤销华会优待条件；临城案后铁路共管问题已经紧迫万分；等到“中国各要地都驻外兵”（美侨主张），等到“美国派委员会来替中国组织政府”、整理财政（《密勒氏评论》[20]），那时关税虽增加，于中国还有什么利益？那时难道还有中国？人家筷头子上落下来的骨头，不是好吃的；吃了就要套上嘴套系上链条的。独立自由平等，都要自己花气力去争。那颠覆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实实在在是必须的。

　　中国的现状约略如此。解决这中国问题的主张，最近几年随欧战而兴的“新文化运动”里约略可以分为三派：一、士绅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二、小资产阶级的浪漫革命主义；三、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共产派）。

　　虽然主张的人亦许事过遗忘，而我们研究的是社会现象，不管个人。现时明明还是可以看见社会之中隐隐有此三种心理。

　　第一派的心理，可以看两年前张东荪、梁任公等人驳社会主义的论调。——当时虽是东荪发难，而实是任公综合这派的见解（一九二一年梁任公《复东荪书论社会主义》）。

　　他的意思：一、“中国目前最迫切之问题在如何能使多数人民得以变为劳动者……盖我虽将国内资产均之又均，若五雀六燕铢黍罔失其平，而我社会向上之效终茫如捕风。……故吾以为在今日之中国而言社会主义运动，有一公例当严守焉，曰：‘在奖励生产的范围内为分配平均之运动’。”二、“欲行社会主义必须先以国内有许多现行之生产机关为前提”。三、“中国生产事业若有一线之转机，则主其事者，什九仍属于将本求利者流，吾辈若祝祷彼辈之失败耶？则无异自咀咒本国之生产事业以助外国资本家张目”。四、“惟当设法使彼辈（资本家）有深切著明之觉悟，知剩余利益断不容全部掠夺，掠夺太过必生反动，非彼辈之福。对于劳动者生计之培养，体力之爱惜，智识之给与，皆须十分注意”。五、所以“第一灌输工人以相当之智识，第二助长其组织力。先向彼辈切身利害之事入手试办一两件（如疾病保险等），办有成效，彼辈自感觉相扶相助之有实益，感觉有团体的好处，则真正之工会，可以成立”。任公末后居然说：“谋劳动团体之产生发育强立，以为对全世界资本阶级最后决胜之准备。”然而他主张对于资本家之“取偿较优亦可姑容”；他主张的社会政策，原是因为“生反动非彼辈（资本家）之福”；他主张不要逼迫中国资本家“助外国资本家张目”。可见他完全站在士绅资产阶级观点上来论社会主义。他的社会政策以至于工会运动无非是喂猪的食料，人要吃猪，当然愿意喂肥再吃。他的意思是说：“我只要你们工人容许这‘在奖励生产范围内’一条件；我们资本家当然来行些社会政策，使国内有生产事业，将来可以交给你们（？），现在且慢。至于要国家来办亦可以，只求你们不助外国资本家张目，暂时让我们多剥削些罢。”而他偏要“冀普天下同主义之人有以教之”，——他实以分配平均为社会主义。不知道谁和他同主义！他的平均分配及社会政策只可以算得“喂猪的社会主义”。梁任公以唤醒资产阶级觉悟自任，与我们劳动者或游民何与！无业的平民只知道自己组织起来，以革命的力量要求应得的权利；劳动没有生产机关，我们就要求他有，没收军阀来办工厂。无所谓奖励生产！我们穷无所之，奖励什么生产！关心奖励生产的，自有人在，如梁任公——士绅资产阶级的代表。劳动者和无产阶级只知道积极为群众的政治经济运动，——既然要我们做工，当然你们便该给我们优越的劳动条件，优越了再优越，一直到政权交给我们。什么叫妨害中国生产？要赚钱的资本家为什么不看见军阀和帝国主义妨害中国生产？我们只知道以革命的手段逼得资本家推覆军阀等等，——劳动运动所取于资本家的，资本家当取偿于列强及军阀，不应当反来请我们姑容！我们无产者怎样有姑容你们大人的资格？罪过罪过了！

　　总之，中国的民权民族的革命运动（国民革命），万不是和平的“试办一二件”的方法所能了事。必须以革命的社会主义的见解及手段来行。中国资产阶级的觉悟亦要在这实际运动里才能发生。何况他非受无产阶级的促进不能举步。中国军阀及列强存在一日，便一日不容你“试办”，资本主义都不能十分容你试办，何况社会主义。革命貌似破坏，而实是彻底廓清旧社会，开新社会建设之门。英法资产阶级的革命如此，到一八四八年的德奥匈，一九〇五年的俄国革命亦是如此：革命之后即开一生产力发展之长时期。现代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更是如此。任公派的猥琐懦怯正足以证实中国资产阶级的无力。他的社会政策正是瞿秋白所谓对社会主义之让步，——对无产阶级的让步，目的仅在于保证资本主义的安全发展。——因为中国资产阶级之“社会的下意识”早已觉得：只有唐山矿工、太平洋中国海员、京汉路工、上海纺织工敢于直接行动，以及最近长沙之五六万劳动平民的国民外交委员会能外慑日本且内夺赵恒惕之胆；——只有真正的劳动平民能行国民革命。

　　虽然，中国的国民革命，却并不因此而失其资产阶级的性质，这一层应当非常之注意的。

　　现在要说那第二派的心理了。第二派的解决法，大致说中国要社会主义，从完全否认政治运动起到相对非难民主运动止，其中阶段非常之多。然而最主要的就是：（一）以为现在社会主义时髦，是“理论上之极致”；（二）或者是宗教式的信仰抽象而不着边际的“无产阶级”。假使真正无产阶级的政党从精密的社会科学来运用他的策略——竭力参加民权革命并组织一切劳动者及平民，他们就说：“那就要这些国民党都变成社会主义者才行”；或者简直说：“那么，这一党是失节了。”其他种种无政府派的论调，大致相仿佛。那前一种的代表便是《努力》（六十六期时）的高一涵[21]，后一种的代表可以随手推举《今日》杂志（二卷四号时）的初民[22]。（虽然今日之初民已非那一“今日”之初民了，——他最近在《努力》六十六期已是另一主张。可是他个人不成问题。中国社会思想中现时确还存在这种心理。）这第二派的两种心理可以并合批评。如高一涵的意见是：国民运动是好的，可是必须是单纯的社会主义的国民运动。他说“要国民党自身完全变成社会主义的政党”。殊不知道，中国现时需要国民运动的真正国民党，正因为没有发生可以公开的社会党，——而且必须有民族民权主义的广大联合战线。

　　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程度还很浅，当然没有大生产中之纯粹无产阶级（参看《中国现代国会制与军阀》及《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23]）。俄国发生小小的一个社会主义团体，——五六个人的劳动解放社（Grouppa Osvobojde'nya Trouda）——朴练汉诺夫（Plekhanoff）[24]、乍苏黎池女士（Ve'ra Zasonlitch）[25]等的组织，时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那时俄国集中的工业资本已经有五万四千一百万卢布；他们那时的社会主义运动，尚且还只是参加民权运动，宣传学理和指导工会组织，绝不能称政党。社会主义的政党，必定要能明显的拿着主义的旗帜走入劳动群众，而不为群众所诧怪；必定要能对于日常政治生活次次提出社会主义的解决法，而不为群众所不了解。而那时俄国并不单因为政府压迫，而因为资本主义改组社会生活的火候还没到：虽有许多工人，而都是刚从农村来的，或尚未完全失私产，或方失私产而求恢复之心甚殷；他们不诧怪而能了解社会主义的运动之心理的物质基础还没有筑就；——所以那时俄国社会运动发展之限度还只到民权主义之最左翼的地位（沃尔洛夫斯基Orlovsky[26]之《俄国马克思主义史略》）。中国现时工业资本仅仅一〇八·九〇二·八一一元（一九一八年），约比俄国当年少四万万元，仅有其五分之一。不但如此，俄国一八九七至一九〇五年间，资本主义发展已大进步，——纯粹工人有二百余万，工业资本已达十八万万一千六百万卢布，社会民主党（共产党）已经成立而稳固，那时列宁尚且说：“往各阶级间去！……做总民权主义的革命运动。”中国现时真正的社会党（共产党）并非仅仅代表国内六十一万的工业无产阶级而存在的（这普通工人数是一九一五年的统计，现在至多不过一百二三十万）。假使仅仅有此，他早已不存在了。他的能存在，乃是因为中国无产阶级所处的时代是世界革命的时代，全世界无产阶级已经开始征取政权，他不得不赞助各殖民地的国民运动，尤其是辅翼其幼稚的无产阶级，以行世界的扑灭帝国主义的总斗争。中国幼稚的无产阶级，在世界的斗争范围之中，与国际无产阶级同具最终的共产主义目的，所不同的是斗争方法：先进国是无产阶级统一战线以至于劳工独裁制，中国是国民运动联合战线以至于革命独裁制，然后再进；中国一千万人的手工业劳动者、四千二百万户的农民劳动者之中的一百二三十万无产阶级，在中国的斗争范围中，与普通所谓“平民”同有民权革命的需要，所不同的是目标：资产阶级是要法律上的平等，无产阶级是要事实上的平等——最彻底的民权主义，所以中国有无产阶级政党自有其独立的政治主张。并非采取了白字黑纸的理论就算社会主义的政党；没有物质基础及实际运动是不能凭空造的。至于国民党尤其不能变成社会党；——真社会党在中国尚且只能以世界共产党支部的资格勉力栽培无产阶级之组织及训练的根本，而同时在总的民权运动中勉力做主干。何况国民党历史上就是纯粹的民族主义的政党，——那时的所谓民生、民权主义都只是“富强”——资本主义发展的手段，看孙文《建国方略》便可了然：他说的民主共和是他教小孩子似的教中国国民的功课（第一册第六十页），——原来并非中国平民真要民权而他代表这种心理来抗争的，乃是因为要“富强”非共和不可。直到五四运动之后，国民党才渐渐接近民众，接近那真正要自由的学生会，真正要平等的海员工会等等。国民党到现今方才开始走上民权主义的路，渐渐想代表平民群众而抗争，行真革命；以前是浪漫的革命的政党，首领制个人主义的义侠策略——哥老、同盟会的祖传，如此而已。现今国民党所以能有如此的大概的倾向，也只是因为社会中实际上有了学生、工人、商民等的运动，——“社会的物质”已经稍有端倪。然而至今他的根本观念还是在政治清明国家富强而已；同时一方面，宣誓“维世界之和平”，这不是对帝国主义畏怯，便是对社会主义让步；可见仍不离一种“民族的资产阶级”的意识，他的国家社会主义的价值，也不过如此。

　　既然这样，国民革命的真国民党是现时实际生活所需要的，却还不是立刻实行社会主义；然在此总运动中，只有以世界无产阶级的观点为根据的政党，才能用社会主义的见解及运动方法来促进这一国民运动，或者简直改造国民党；同时这亦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最正确的策略。

　　于是可以说第三派了，——就是无产阶级政党的策略。

　　中国客观的政治经济状况及其国际地位，实在要求资产阶级式的革命；同时此种绝对资产阶级性的所谓“民族民权革命”却非借重国际的及国内的无产阶级不可。独有无产阶级能为直接行动，能彻底革命，扫除中国资本主义的两大障碍；就是以劳工阶级的方法行国民革命。劳工阶级在国民革命的过程中因此日益取得重要的地位以至于指导权。劳工阶级的最后目标在社会主义，那么，到国民革命的最高度，很可以与世界革命合流而直达社会主义。然而现时真正共产派的运动在中国亦不过是“耶各宾”[27]——最彻底的最左的民权主义运动。大概而论，要劳工阶级真正彻底觉悟资产阶级假民权主义的不可信，决不是几本书可以办到，而必须实际普遍的政治经验——小孩子不烫手总是要弄火，而且应当弄一弄火，至少也要远远的试一试火的热性，那时群众意识再能实实在在进而求无产阶级的独裁制。劳工群众应当参加国民革命，第一、就是要拿“耶各宾”的方法加速革命的过程；第二、就是实际上去感受感受资产阶级革命之不彻底（不完全反对列强及军阀到底），第三、就是在这运动之中无产阶级能得必须的政治智识及经验，增高一般的程度。

　　所以参加并促进国民革命——是现在中国无产阶级的职任，——在原则上，在实际应用上，在国内政治经济上，都是绝无疑义的。既然应当促进国民革命，便当有国民革命的中心。——列宁说：“我们应当组织反对政府的一切势力成一全民的运动。……这样去实行各方面的政治鼓动，应当有一个政党，能结合一切攻击政府的‘军队’成一统一的集中的中心，以全体平民的名义去斗争。再则，实行那无产阶级之革命的训练工夫，一方面严格的保存政治独立，并领导劳工阶级的经济斗争；别方面利用一切剥削者与受剥削者之自然冲突（剥削者本来日益替我们‘拉拢’新的各种无产阶级份子）；凡是这些工作都要集中于不可分的统一行动。”（《怎么办》）——中国国民运动的主干，亦应当如此，并应当由此主干扩大国民运动的中心，那时势力才能凝聚。

　　然而要造成运动的中心，必定要用社会已经有的实力。我们理想一个乌托邦是幻想，理想一个“理想的国民党”亦是幻想。中国现存的国民党，因其宗法社会的出身，旧历史的关系，军事崇拜的习惯；中国旧式下等阶级的会党遗传等等，他所有不良的地方也是自然的现象。他当时亦的确只能如此，而且正唯因为如此而能行一部分历史使命。——与他同时的其余一切维新派，却因完全是上等社会式的，而绝无革命性。只有国民党能秉此革命性而适应进化。可见中国现有的革命材料，旧的只有国民党，新的尚未集中。所以只能并且十分应当适合现时社会的动象，就现有的材料努力改造，——集中实际生活所涌出的一切新的革命派份子于此党。况且时过境迁，国民党以前的不纯分子，当然要在淘汰之列。不过应当就在集合新份子的过程中。因为我们“年纪也大了”，既要组织政党也可以不像以前那样“儿戏”了，什么罚咒打手印等；我们现在必定要有明切的政治主张来号召，不纯份子的行动如不能与之适合，就立刻请去。于是劳工派在国民运动之中的基础，亦就因此而凝聚起来。换句话说，便是根据于现时实际经济动象而改造国民党，使从模糊的革命主义进于真正的民权革命及民族革命主义。那时的国民党方才能做国民运动的中心。

　　如此的去造成国民运动的中心；正因我们参与其事，我们阶级的政治独立性便亦建立，而得日趋巩固。在这运动的急速的过程里和社会经济的动象中，“阶级利益”必定渐渐突显。到那个时候，即使仅仅是国民党左翼的份子，亦就很可以勇往直前，走上他们所应当走的路。何况无产阶级呢！

　　中国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如此的去参加民权主义的群众政治总运动，并指导劳工阶级的经济运动，绝不使政治经济相离，他那时必定能成为群众的政党。那时简直实现对等的联合战线。可是这种群众党的基础，正要筑在国民运动中。

　　于这一过程中，世界的社会革命同时必努力提携中国的国民运动；中国国民运动里的最大多数的社会力量因之可以急速的长成，而与世界社会革命结合。不论这中间要经多少波折，革命与反革命互相激荡，而结果那最终的胜利必定在世界及国内的无产阶级。所以现时必定要：

　　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使中国革命份子集中于国民党，以应目前中国国民革命之需要。同时我们特别的工作，须努力促成全国总工会之独立的组织，从事于经济的及政治的斗争。我们须努力引导劳动群众由日常生活的斗争到政治的斗争。目前政治的斗争，自然是国民运动，——排除外力及军阀的运动；因此，在劳动群众中须有大规模的国民运动宣传，扩充国民革命的国民党。同时凡已了解国民革命之必要更进而有阶级觉悟的革命份子，当尽量加入我们自己的组织；并当于群众中普遍的宣传“国民运动里拥护劳动阶级利益的目的”。（陈独秀之《论国民运动及国民党》）

　　原载1923年12月20日《新青年》季刊第2期

　　署名：屈维它

　　注释

　　[1]新银行团，见本卷第67页注①。

　　[2]巴黎运动，指1848年的法国二月革命。1948年2月22日，巴黎工人、学生、市民举行规模浩大的示威游行，反对七月王朝的反动统治。次日，和平示威转变为武装起义。24日，国王路易·菲力普逃往英国，资产阶级共和派领导建立了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结束了七月王朝的统治。这次革命直接影响和引发了德意志三月革命。

　　[3]昂格士，今译恩格斯。

　　[4]柯仑，今译科隆。

　　[5]白恩，今译波尔恩（1824—1898），真名西蒙·布特尔米尔希。

　　德国排字工人，共产主义者同盟会员，1848—1849年欧洲革命时期德国工人运动中改良主义的代表人物。后来脱离工人运动。

　　[6]二月革命，见本文注②。

　　[7]此处指1789年及1830年法国两次资产阶级革命。1789年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法国的封建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政权。1830年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1815年复辟的波旁王朝。但金融贵族和大资产阶级夺取了胜利果实，他们拥戴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力普继承王位，建立了七月王朝。

　　[8]六月之役，指1848年6月巴黎无产阶级的武装起义。法国1848年二月革命后，资产阶级控制了临时政府，他们拒绝工人的政治、经济要求，并且开始向工人反攻，6月22日，巴黎无产阶级发动武装起义，因遭到资产阶级共和派政府的镇压而失败。

　　[9]秩序党，法国大资产阶级政党。1848年由波旁王朝的统治者正统派和七月王朝的拥护者奥尔良派组成，至1851年12月路易·波拿巴政变之前，该党在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的立法国民议会中一直占据多数席位。

　　[10]三月选举，指1830年3月法国立法国民议会补选。小资产阶级共和派新山岳派在补选的三十一席当选议员中获得了二十席，取得优势。

　　[11]1917及1918年的俄德革命，指1917年在俄国爆发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以及1918年11月在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发生的德国革命。

　　[12]俄国1905年革命，指当时反对沙皇统治的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次革命由于阶级力量悬殊和没有形成巩固的工农联盟而失败，但它成为十月革命的预演。

　　[13]杜洛茨基，今译托洛茨基（Лев Давидович Троцкий，1879—1940），原名列夫·达维多维奇·布隆斯坦，苏联共产党反对派托洛茨基集团首领。著有《一九〇五年》、《我们的政治任务》、《社会民主党和革命》、《十月革命》、《不断革命》等。

　　[14]《两个策略》，全称是《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

　　[15]农业立国，见本卷第61页注11。

　　[16]乌托邦，见本卷第12页注③。

　　[17]柏舟孀妇，见《诗经》《柏舟》篇。卫世子之妻共姜宁愿为丈夫守节，坚不改嫁，怕败坏了自家的声名。此处借以讽刺那些所谓的社会改造家。

　　[18]休门，今译芮恩施。见本卷第85页注11。

　　[19]临城案，见本卷第65页注①。

　　[20]《密勒评论》，即《密勒士评论》。见本卷第189页注16。

　　[21]高一涵（1885—1968），安徽六合人，当时任北京大学教授，曾任《新青年》杂志编辑。

　　[22]初民，即邓初民（1889—1981），湖北石首人。当时任北京大学教授。

　　[23]二文已收入本卷。

　　[24]朴练汉诺夫，今译普列汉诺夫（Георγий Валентинович Ллеханов，1856—1918），俄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后成为孟什维克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首领。著有《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我们的意见分歧》、《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论艺术》（又名《没有地址的信》）等。

　　[25]乍苏黎池，今译查苏利奇（Вера Ивановна Засулич，1849—1919），俄国著名的女革命家。1883年参与创建劳动解放社，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后成为孟什维克首领之一。

　　[26]沃尔洛夫斯基，今译沃罗夫斯基，俄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曾和列宁一起编辑《前进报》。

　　[27]耶各宾，今译雅各宾，指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著名资产阶级民主派——雅各宾派。1793年6月，雅各宾派曾领导建立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专政，其首脑为罗伯斯比尔。1794年7月热月政变后被推翻。

　　(1)本文原载《新青年》季刊第二期，原题为《自民治主义至社会主义》，目录上印作《自民主主义至社会主义》。在收入作者自编论文集时，标题改为《自民权主义至社会主义》，文内“民治主义”一词也都相应作了修改，文前加了内容提要，各节加了小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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