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第二节八七会议

第二节八七会议

　　八七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反机会主义斗争的新纪元。新的策略路线，方才正确规定出来。但是有两个缺点：（一）因为土地党纲的始终没有确定，始终没有明晰的对于中国封建的亚洲式的生产之土地的特殊制度之观念，所以关于“没收大、中地主，对小地主则增租”的策略是模糊的，使地方党部往往仍继续对于土地革命的观念，认为农民自动的没收小地主时，党的任务仍是应当加以阻止，虽则八七会议对于这一点是很明显的规定出来。（二）因为对于国民党左派群众，号召其反对宁、汉反动中央在当时是必需的（南昌暴动发动期间），于是这种行动政纲过于伸张，而根据之来决定暴动时的政权形式问题，仍认为“革命的国民党的这种组织，可以使将来革命发展到更高的阶段时，政权形式将要进于工农兵代表苏维埃——那时的过渡更容易些，更没有流弊些。”——这当然是不对的。可是，八七会议始终有极重大的意义，当时共产党简直是在溃散的状态之中，它将党救出来；它只是洗刷旧的机会主义，建立新的布尔塞维克路线的第一步，没有它——共产党简直是要“亡党”的。八七会议改选五次大会的中央政治局，发出《告全党同志书》，将机会主义的错误都明显的、无所隐藏的指摘批评出来，这在政治上、组织上是有非常重大意义的，——政治纪律的执行是极严厉的，它要求旧的中央政治局承认这种严重错误。这会议开辟了共产党的新生命。会议上决定对于农民土地革命及职工运动的新路线，决定党的组织问题的新方针。会议批准七月二十九日《告国民党革命同志书》的政纲（会后即由临时政治局根据之而决定政治任务案）。这些不但是纠正旧的机会主义错误，并且是适应新的秘密环境——党自七月十五之后从公开的变成绝对秘密的新环境，关于这一点也是不能忽视的。

　　八七会议之时，第一便是领导武汉工人以总同盟罢工反抗汪精卫的反动政府“改组”工会及民众团体（七月三十一日军警枪杀汉口车夫，八月三日宣布总罢工）；第二便是指导叶、贺军队的南昌暴动。八七会议之后，南昌军队日渐前进到江西边境，交通与中央隔绝。中央的指导只能经过广东的南方局。再则，当时中央在全党散乱之际，又遭着严重的白色恐怖，许多小资产阶级的分子脱离；对于全国需要重新的大整顿，组织工作极其艰难而重要，中央尽自己的力量派许多新的同志到各地去指导，传达八七会议的新决议。同时，决定暂留武汉指导两湖的秋收暴动。

　　八七会议之后，不久，武汉的国民政府之“东征”变成了“宁汉妥协”。中央就发布告民众书，号召工农、兵士、民众以及国民党左派群众起来反对这些反动中央，从这时候起，到叶、贺汕头失败是一个时期。这一时期之中，中央继续的对党内实行反机会主义的斗争。机会主义是有很久的历史性，而且普遍于全国各省党部。不去掉这许多余毒，党的新策略是不能切实的执行。这时间，第一是叶、贺南征的问题。叶、贺南征是在八七会议以前很久就决定的。当时，已经决定取消叶、贺军中的“国民党中央里的共产党党团书记”谭平山之职，使他不能以此名义而为军中的最高指导者；另行指定前敌委员会，以恩来为书记，平山不加入，并在七月底派张国焘同志为中央代表，去军中督促举事。然而叶、贺南征中，曾经有许多机会主义的余毒爆发。最先是国焘同志为联络张发奎问题而踌躇动摇。可是前敌委员会始终决定了举事。叶、贺南昌暴动，在历史上的意义是伟大的，因为它是代表共产党及国民党左派群众，共同反对陆续背叛国民革命的宁、汉中央之最后的奋斗，因为这是真正的奋斗。但是我党在军中的指导机关与中央的指导隔离，仍旧余留着“国民党主义”的毒。这也是使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军队到潮、汕之间，工农群众说：“这是蒋介石第三的军队”，这还是要“耕者无其田”。为什么？因为一则军队中指导机关提出没收二百亩以上的大地主，二则军队并不勇敢的镇压扑杀豪绅、工贼。叶、贺南征之中，政策的客观倾向是继承国民党的革命方法：（一）纯粹想靠组织好的军队力量去取得地盘和政权；（二）以“王者之师”来解放民众，实际上是以仁君易暴君的办法，所以对于“安宁秩序”只是保护豪绅统治的旧秩序；（三）是偏重于用联络杂色军阀——某种军队或武力，勾结敌军的军官倒戈（并非鼓动兵士）之投机办法；总之，是不发动群众，不信任群众。中央对于这些错误的指正，因为交通的阻隔，一直到叶、贺差不多完全失败之时方达到；一直到失败之后才得到前方报告而详细报告全党。但是中央八七会议之后，便早已对于其他各省有类似的指示，例如江苏及湖南。第二问题，便是湖南秋收暴动的问题。湖南省委在秋收暴动的命令达到之后，虽然高谈着中国革命已经是一九一七年的十月革命（无产阶级的革命），虽然说土地问题上连没收自耕农土地也要提出；虽然说已经要提出苏维埃口号而不要国民党；但是，实际上省委是在想着：如何由党夺取政权后，实行法律的没收土地，安插老弱“以安人心”，并不实行派遣同志到乡村中去发动农民群众，去鼓动长沙工人领导他们起来斗争而暴动，却只要中央调发某某两团兵力于八月三十一日去打长沙。此之谓“暴动”，这显然是机会主义的某种遗毒，仍旧脱不了国民党式的军力主义与仁君主义。当时，湖南是直接在马变之后，农民协会的政权时期，还活跃于群众的回忆之中，唐生智军队大半在皖、鄂，豪绅自马变以来时时在受农协袭击的危险之中，在以中央八七会议决定以“农协政权”口号特别号召两湖秋收暴动，是实际的政策。当时就硁硁然的争着苏维埃口号，至多只有“科学的”意义，——书本上的意义。中央所以坚决的指正湖南省委再另规定两湖秋收暴动计划，而湖南省委忽然勇气消散，在醴陵、株洲等处暴动起来之后，反又取消长沙的九月十六日暴动。中央曾经与以严厉的批评，并召集湖南省委紧急会议，改组省委。第三是鄂北暴动问题，湖北秋收暴动期间，鄂南等处确能发动群众的斗争，直到截断武长路半月之久（虽然当时的发动方法，多偏于游击式的），鄂北却成了问题。鄂北有共产党员张兆丰的军队将到，中央在八七会议时便派特委去指导准备暴动，但是特委没有去认真发动群众，不去领导当地群众反对捐税及樊钟秀的统治，仿佛认为农民还未抗租，并无土地之争，即不能动，一面又有指令张兆丰去联络樊钟秀反对方振武的军事投机的计划。中央亦屡次指示这种机会主义的国民党式的余毒。第四是江苏蒋倒[63]时期的“暴动”问题。那时宁、汉妥协，蒋介石下野，上海政权在更迭反动人物之际。自然，反动统治因为内部纠纷而混乱。江苏省委便决定夺取上总[64]旧会所，而称之为暴动。这显然是不顾群众力量的冒险主义。当时国际代表便加以制止。同时，江苏省委那时还决定联络周凤歧[65]以打击蒋介石的势力，中央立即加以纠正，——因为这更是机会主义的表现，很危险的投机主义。幸而那时江苏省委在国际代表指导之下即时改变决定，取消已发出的行动大纲。再则，蒋下野时汪精卫东下，江苏省委之国民党左派党团书记王若飞[66]，竟在中央反对宁、汉反动之际，指导“国民党革命同志会”去欢迎汪精卫，这也是旧时取巧主义的机会主义的余毒，——国民党的联段反奉、联奉反吴式的策略，也是这样使他们党员取巧的在奉、段之下因捧奉、段而偷生，我们在国民党时期不幸也染着这种陋习，而其余波直到八七会议之后。第五问题是广东暴动的问题。叶、贺南征期间，广东的秋收暴动与两湖、江西的不同。江西是农运向来较弱，而八一南昌暴动之后，党在一时期散乱的状态。两湖是城市中心新受武汉反动的摧残，及党内机会主义政策影响最直接的地方，工人群众的行动被机会主义所麻痹得最利害的地方，武汉尤其在党内机会主义分子大批反叛的状态之中。两湖的秋收暴动，都差不多纯全以工农自己的武装的力量来战胜豪绅、资产阶级。广东就不然。叶、贺的南征是以潮、汕以至广州为目的，夺取全省政权的目标最为切近。然而正因为叶、贺南征，使广东继承旧有的等待主义（布置农民暴动的方法，很像湖南省委毛泽东的合拍主义，——就是死板的预计军队攻守的地域与时间，以规定工农发动的程序）。在国民党时期，各地总有些“等待北伐”、“等待东征”的心理，去做工农群众中的工作。现在广东便是“等待贺、叶”了。再则，暴动政纲上拘泥的规定对小地主减租至百分之三十，而农民暴动的指导，也差不多仅只是农军行动，与湖南的倾向相同。第六问题是顺、直“大暴动”的问题。北方奉晋战争[67]发生，北方局就立刻决定六区域的“大暴动”（三特区、南口、京津、唐山、京东）；一听到张作霖失败消息的传闻，立刻下令（十月十日？）叫天津、唐山暴动起来，原定暴动计划纯粹是军事的，并准备天津站不住退往热河去与外蒙联络，这不是发动群众的政策，这亦显然是国民党式的军力主义，而且显明的目的，不是建立工农民众的政权，而是想造成第三个五卅似的，以“大暴动”来发展工、农会和党的组织，及“建立我们的军事势力和根据地”。同时，玉田暴动之中，第一次是见着群众而指导者叫退，反去解散群众，第二次又干那单纯的离开群众的武装队攻城。

　　八七会议之后的第一时期，可以说是布尔塞维克主义的难产时期。机会主义的余毒牢牢的捆缚着党。中央的临时政治局以极艰苦的力量，领导全党同志开始反机会主义的斗争。“国民党时期”的旧习惯、旧方法，还很久的力争它自己的存在权。上述的几个例子，不过是最显著的。其余陕西、河南、福建、浙江、云南、江西、安徽，差不多没有一省不经过这种斗争，党内方才开始萌芽新的布尔塞维克的精神。国民党式的“革命方法”，军力主义，仁君主义，投机取巧的主义，用各种方式表现在我党党员的政治观念之中。机会主义不在于我党“工农、小资产阶级联盟”的政策，而在我党自己的小资产阶级化。国民党的真正左派，也只会主张以投机取巧的方法，仰仗军力来做仁君的革命。他们总算是的确要革命的，但是他们只会如此革法。共产党要刷除这种机会主义的侵蚀，当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是要经过思想上、政策上、组织上长期的剧烈斗争的。自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国民党时期的遗产，在八七会后还很久的保存在偏僻的省份。例如国民党党部在同志指导之下的，有安徽、福建、浙江、云南等省，从八七会议之后直到现在，先后陆续的来“请示”，是否还保存这些机关，以作“灰色运动”之用呢？当然中央回复是不要保存，因为国民党的旗帜已经是白色恐怖的旗帜，即使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分子也不能在它旗帜之下来反对它的中央和执政者了，那反是替它文饰一下，投机民众的革命意识。必须起来反对国民党，退出国民党，才有真正革命的意义。这是一种遗产。其次便是国民党军队中还有共产党党员的军官或其他职员（政治部等），如河南、陕西、安徽以及云南，至今还有小小的力量保存。他们也是常常想着怎样偷生在里面，亦许可以利用自己的“地位”来慢慢准备军事或“保护”工农吧？中央亦是指导他们果断的行动，指导当地党部坚决的利用可能而实行兵士运动。直到现在，直到一九二八年四月。国民党的遗产，真是久远而经用呵。

　　然而国民党时期的遗产，并不是因为与国民党合作而有如此之坏的废物，国民党时期的遗产之中，还有直接包含孕育着新时期的宝物——苏维埃革命。广州苏维埃暴动只是更显著的一例罢了。但是，这还可以等一等再说。至于那些废物呢？中央在八七会议时便已断然的抛弃。至于与国民党左派合作的政策，则南昌暴动后，江西、湖南许多左派领袖，以及中央的于右任、经亨颐等都纷纷宣言“我是没有参与南昌暴动的”，大大小小的“真正三民主义三大政策信徒”都避之唯恐不及，并自告奋勇去骂C．P、杀C．P，以表清白。我们的八七会议是错了这一着。群众先我们看见青天白日的旗帜，变成白色恐怖旗帜了。国民党左派已经是绝无生存的余地了。所以中央政治局会议，于九月十九日，便议决“暴动无论如何说不上再在国民党旗帜之下进行暴动”。国民党是已经死灭了，已经整个儿被豪绅、资产阶级霸占去了。自然，零星散乱的一个两个的国民党左派，还是会有的。普通反对国民党的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者，还是会有的。然而我党的责任，从此之后，便是举起苏维埃的红旗为中国革命唯一的旗帜。一切革命分子，不论是共产党与否，除非他不革命，否则都应当团结在苏维埃旗帜之下。

　　【注】

　　[63]蒋倒，指1927年8月蒋介石第一次下野。

　　[64]上总，指上海市总工会。

　　[65]周凤歧，浙江长兴人。早年加入光复会。曾在浙军中任军职。1926 年12月投北伐军，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军长。1927年率部进驻上海，任上海戒严副司令兼浙江省政务委员会军事厅长；7月任国民党浙江政治分会临时主席，浙江省政府委员兼浙江省政府主席。

　　[66]王若飞，贵州安顺人。1919年11月赴法国勤工俭学。1921年冬，与周恩来等在巴黎创立中国少年共产党。1922年加入中共。1923年转赴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1925年回国后任中共豫陕区委书记，后任中共中央秘书长。1927年5月中共五大当选为中央委员，任中共江苏省委常委。

　　[67]奉晋战争，指1927年10月2日张作霖发表讨伐阎锡山通电后奉军与晋军在京绥、京汉线上进行的激战。

梦远书城(guxu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