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第一节中国共产党与机会主义(6)

第一节中国共产党与机会主义(6)

　　中央最后一点“进攻”勇气也完全消失了。反抗许克祥屠杀的示威运动也变成欢迎唐生智、张发奎班师了。随着，何键准备反共的传言，一天天盛起来。于是有所谓东征问题。东征问题的本身，其实不是什么问题，而是如何骗那些“革命军人”先反蒋再反共不迟呵。这也算是“缓兵之计”（当时鲁易反对东征，主张南伐，他自己亲向汪精卫去提议：教他联络张发奎，离开唐生智，而以扩充共产党的军力为“条件”。这是他最后不作降将的勇气。但是这仅仅是帮助汪精卫）。

　　于是讨论东征的政纲问题。因为当所谓第三派军人主张反蒋亦反共的政纲，何键等更是声明“不愿为共产党去打蒋”，所以中央的政策是亟亟乎要发表一宣言与政纲，总意仅仅是声明必须实行三大政策，所以国民党必须反蒋而联共。可是当时中央政治局内部的意见纷乱不堪，独秀、秋白、国焘、和森四人各起草一篇宣言，都不能通过。政纲呢？汪精卫所需要的是资产阶级政纲，可以拿来与蒋介石争夺东南资产阶级同情的政纲。共产党要他们东征，他们就要说共产党“服从那个，服从这个”。于是有名的武昌会议（七月一日）的中央会议便开了。这会议是要议定东征政纲的。其实，政纲已在实行！六月二十七日（？）中央开会，决定十一条国共两党关系的政纲；当晚便自动执行解散武汉的工人纠察队，谭平山已请病假了，湖北省政府的“共党分子”也早已退出了。——中央秘书厅也在这几天内慌慌张张的逃过武昌去。不问当时主张“迁都”武昌的主观如何，客观上的形势是：避嫌与逃命。现在说起好听：那时国民党左派已经无希望，我们去独干吧（群众呢？谁亦没有管群众，各工会、各团体、各机关的负责同志都慌张得不堪，谁也不能说，他是逃到武昌去发动群众的）！其实呢，是让开地位说：“国民党左派呵，你们独自去领导吧，我们告诉你们，我们忠告：你们不要任民众看了，只有无产阶级是三民主义三大政策的忠实继承者！——这是救国、救民、救党的唯一政策，联合战线的政策。你们不信，我们可走了，让你们吃了亏，回头来想老人之言呵……”。或者说：“反蒋本来不是投降或附属于无产阶级，只是实现工农与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我们这样劝你们不听，我们只好走开了，只怪你们太多疑了，我们的走是可以证明并无夺取革命领导权的野心。”这样的临别赠言。——这十一条政纲是与国民党左派合作的最后尝试，更后的拉彼，一面逃与避，一面拉与拽。武昌会议开会决定了一个议决案，一个政纲。这两件东西是十分符合的。议案上说：我们要领导左派，要批评左派，要单独进攻反动派，要准备着这些小资产阶级的左派最终离开时，我们能号召群众（以及国民党群众）与地方，反对现在的中央与政府（其中引用国际第八次执委决议之一节）。政纲上却说，革命的领导地位是国民党的，群众不得批评，不得自由行动。中央的不一致，在这会上表现得很明白：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要求发表其土地革命的主张，而被禁止，他们对议决案勉强可以接受，对政纲是反对的；结果，冲突而散会。这会一开始便亦是从冲突起的。代英[58]同志说：“现在中央很奇怪；我听说秋白同志到处报告是‘进攻’、‘进攻’，中央又是决定要‘退让’、‘退让’；中央内部是否有不一致？”——独秀同志说：“正因为不一致，所以要开会呵！”第三期，七月四日——徐谦、顾孟馀、冯玉祥先后几个电报来，报告蒋、冯的徐州会议，他们是公开的说：去鲍[59]，驱共，武汉领袖也要“引咎辞职”。随后，冯玉祥委何键为“第八路总指挥”的消息也到了。唐生智到湖南去是清乡的消息也“证实”了。武汉每天都可以有政变的传言。汪精卫的态度，表面还是“摇动”，还骂徐谦，还来到国共联席会议讨论店员问题（国共联席会议从汪精卫到汉开起，一直开到七月七日（？）——向来是没有党团的）。实际上，汪精卫此时已不是动摇于共产党与反动派之间，而且动摇于张发奎与唐生智之间，——张发奎部下共产党员众多而无出路，还带着许多幻想：是否共产党可以在政策上让步些，他来与之合作而得些钱和粮以南征广东呢？汪精卫的幻想却有另一方面：是否不一定全靠张发奎，还可以站在武汉之谭、唐、朱[60]与南京之桂系等的所谓第三派军人之上，反共反蒋而从武汉之“领袖”，变成全国之“领袖”？共产党中央却亦因张发奎的动摇而为最后的动摇。退出国民政府是不成问题了。但是，如何退出，是否同时退出国民党，如何与张发奎继续合作，还成问题。这时候，真正不能说有中央了。独秀的倾向与鲍罗廷的倾向，一直维持合作至今，也不能不露裂痕了。邓演达是左派中最后所剩的一个，孙夫人也反对分共。鲍罗廷这时的主张是：不退出国民党，领导这一部分左派裂出国民政府，反对汪精卫，——这是他在十一条政纲[61]后几天（七月某日）新变更的态度。他在十一条政纲之中，关于退出国民政府是反对独秀的主张的，是反对避嫌式的退出国民政府的。独秀的主张是：是否索性退出国民党，“为图减少政局之纠纷”而退出国民政府，并非反对汪精卫的示威式的退出国民政府。谭平山呢，他这时早已请假，并发启事对国民党及豪绅、地主抱歉，说不能“纳农运于正轨”，理应引咎辞职。独秀也反对他自由行动。总之，中国共产党中央已经实际瓦解了。

　　“为减少政局纠纷起见，共产党亦可以应允退出国民党，只要国民党此后还能继续革命而且给共产党及工农以自由”——这一犹豫不决的思想与谈判，便是五次大会之政治局最后向国民党与世界告别的政见，便是中央重新从武昌迁回汉口的几天之内的最后“奋斗”。鲍罗廷是反对这一意见的。十一条政纲是集机会主义之大成，亦是机会主义之顶点，过此一往，机会主义自身已崩溃而粉碎，中央政治局也是不能不散伙了。

　　于是七月十三日中国共产党令其党员退出国民政府的宣言发出了。那时政治局已经最后决定缩小，付与其职权于推定之五人的临时政治局（国焘、维汉、立三、恩来、太雷）。

　　共产党遵国际电令退出政府，同时国民党七月十五日的分共会议也开了。武汉的反动已经开始，何键等已经动手拿共产党，他们的兵士“示威游行”，群众是丧失了“头脑”，他们的“头脑”是自己渐渐的掉下。共产党中央最后的宣言，只是从掉下来的头里所发出的骂人的呼喊，但仅仅只是呼喊。王荷波同志说：“我们工人看了这宣言，虽然还未扬眉，但觉吐了一口气——晦气”。

　　此后，中央经过一个散乱的状态，转到反机会主义斗争的八七会议（这期间的详情我不知道，因为我不在汉口）。八七会议，真所谓接受的遗产太坏了。八七会议之前夜，中央经过一时期的犹豫，决定要召集紧急的中央全党会议。但是，因为当时交通困难，时期迫促，所到不足人数，只有湖南代表及尚未赴沪的新书记邓中夏[62]同志能来。这会议是有国际电令及新国际代表的指导而召集的。虽然人数不足（中央委员十二人，候补三人，青年团中央委员五人，地方代表二人），不能作为正式的全党会议，但是因为反机会主义的斗争之紧迫及改变党的路线之重要，决定宣布开会，作为中央紧急会议（并非什么“改组会议”），并预定改选中央政治局，作为临时政治局。八七会议之前，中央即：（一）决定湘、鄂、赣、粤四省秋收暴动计划，（二）决定叶、贺南昌暴动之举行，（三）发布《中国共产党告国民党同志书》（七月二十九日）。这已经是新的路线，主要的意义是发动湘、鄂、赣、粤的群众暴动，重新团聚已受很大损丧而散乱的革命力量，发动共产党员军官之下级军队独立奋起与国民党左派军队（贺龙）共同反对国民党的武汉中央及蒋介石、李济深的统治，以革命的政纲号召左派国民党群众起来共同奋斗。这是八七会议之前夜。

　　【注】

　　[58]代英，即恽代英，祖籍江苏武进，生于湖北武昌。1921年7月加入中共。1923年8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二大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任团中央宣传部长。1924年参加国民党上海市执行部的领导工作。1926 年1月当选为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3月任黄埔军校政治总教官兼军校中的中共党团书记。1927年1月到武汉主持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工作。5月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59]鲍，即鲍罗廷，当时武汉政府的苏联顾问和共产国际驻中共的代表之一。

　　[60]武汉之谭、唐、朱，指谭延闿、唐生智、朱培德。

　　[61]十一条政纲，指1927年6月30日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在《国共两党关系决议案》中提出的国共合作的11条政纲。主要内容有：承认国民党“当然处于国民革命之领导地位”，共产党人参加政府，并不含有联合政府的意义；现在参加政府工作之共产分子，为图减少政局之纠纷，可以以“请假”名义退出政府；工农等群众团体，均应受国民党党部之领导与监督；工农武装均应服从政府之管理与训练等。

　　[62]邓中夏，湖南宜章人。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是北京学联领导人之一。1920年参加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中共二大当选为中央委员。1923年任上海大学教务长，6月赴广州出席中共三大，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省港罢工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27年5月，中共五大当选为中央委员。八七会议上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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