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资产阶级与农民问题二农民式的马克思主义

二农民式的马克思主义

　　一、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　腊符罗夫派已经将马克思主义穿凿附会的应用到农民小资产阶级方面；但是，他们的组织和运动，及他们对于实际问题的解决方法，完全是民粹主义的。所以可以说：六十年代俄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始终还有些农民心理的背景，马克思思想初入俄国的时候，竟变相而成农民式的马克思主义。当时俄国的革命青年并不仅只是腊符罗夫派，而且反而是巴枯宁派，凡是渴求革命行动的方针的，格外倾向于马克思主义。不过他们只采取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组织论及革命政权论。至于马克思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理论，他们却不能彻底了解，尤其不能了解无产阶级与穷民的分别。这一派的革命家随后便发展而成所谓“耶各宾社”（Jacobintsy）[157]，他们主张应当有极严密的革命党组织，由革命党人按照预定的规划，举行军事的暴动，夺取政权。这种主张实在是和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相符合的，同时，也和当时的巴枯宁派的策略有些相像；不过这一派人的革命规划里，仍旧不注意工人，而且偏重于革命的智识分子，在这一方面，他们又和腊符罗夫派相近。所以他们在革命策略上，站在巴枯宁派与腊符罗夫派之间；他们的主张，与巴枯宁派迷信无组织的暴动既不相同，与腊符罗夫派专重和平的宣传亦不相像。这是俄国民粹派之中最早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一班人。

　　不但如此，“耶各宾社”的领袖杜嘉赤夫（Tkatcheff）[158]，而且是俄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实际政策，虽然仍旧带有小资产阶级的色彩，他的经济理论，却已经纯粹采取了马克思主义。所以如果不论耶各宾社的实际观察，而单就学术思想方面来说，那么，杜嘉赤夫的确是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虽不能应用马克思主义，去观察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及俄国无产阶级的形成，可是他在经济政治的理论上，却和当时的民粹派全不相同。他说革命的目的在于“革命党人夺取政权，将守旧的国家，变成革命的国家”。所以杜嘉赤夫在经济学理方面，既然竭力反对资产阶级式的经济学，在政治主张方面，也反对巴枯宁及腊符罗（夫的A非p政o治l主i义ticism）和（无A政na府r主c义hism）。(23)

　　二、定期革命说与革命纪律说　当时腊符罗夫主义大致不能得着革命青年的信仰，巴枯宁派的优势是很明显的。然而巴枯宁派之中也发生了些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很像预定后来的布尔塞维克主义。布尔塞维克主义的策略，是主张定期革命说的（“Raznatchennaya Sevolutsia”）；而俄国最早主持定期革命说的，却是巴枯宁派的聂察叶夫（Netchaeff）[159]。当时第一国际之中，俄国革命党本来分为两派，一派以腊符罗夫为代表，一派以巴枯宁为代表。巴枯宁便遣派聂察叶夫回国，运动革命。聂察叶夫的革命计划是很具体的：第一步，“尽一八六九年五月之前，分配革命党人于圣彼得堡及莫斯科，以及其他有大学的城市；这一时期之中，应当实行大规模的学潮，鼓动学生起来要求自由集会，指导学生去宣传穷民，成立穷民的组织。那年五月之后，逐渐将这运动扩大到各省的省城及县城，注意各省县中的杂职人员，学生青年及穷民群众。”第二步，“一八六九年十月之后，便开始将两京及外省的革命党人的工作，移转到一般民众（农民）之间；至少须从京城之中，调出四分之三的人力到外省去运动，尤其要注意从京城到外国去的沿路一带地方。”第三步，一八七〇年春天，便可以开始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而完成群众革命。巴枯宁派原本是反对严格的组织及纪律的，甚至于反对一切组织及纪律。但是，等到他们要实际行动的时候，却不得不定出这种具体的计划，要实行这一具体的计划，便非有严格的组织及纪律不可。所以聂察叶夫也和杜嘉赤夫一样，主张要组织严密的革命党。聂察叶夫甚至于对许多革命党人说：俄国的秘密结社已经布满全国，组织得极其严密，甚至于同社社员现在还互相不认识不知道。这种秘密结社的组织是五人团或十人团，各团团员虽然时常集会互相知道，但是各团之间的关系却只有团长知道，团长另有团长的秘密会议；合几团而成一地方的秘密党总社，合各地方而成全国的秘密党总社——聂察叶夫便自称为这一全国秘密党总社的全权代表；只要他发下一道通告，各团团员都应照分配定的工作去做事，自然而然便是全国发动，举行革命。这种组织事实上是没有的，不过是聂察叶夫个人的幻想：一方面固然是他自己安慰自己的“组织热”，别方面他也利用“各团互相不知道”的说法，暗示革命党人以“全国已经普遍了革命结社”的虚造事实，使大家壮胆，而且服从他的命令。聂察叶夫的这种虚造组织及严格纪律的“神话”，虽然也和他的定期革命计划，一样的可笑，一样的幼稚；但是，他的这种原则，在理论上的确是每一革命党都应当采取的，这一原则的主要之点，是在于有规划、有组织、有纪律、有指导。可是无政府派的革命党，如果是真正肯去实际行动，无意之中也不免受着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因此，聂察叶夫的理想自然和杜嘉赤夫相接近。

　　后来聂察叶夫社——所谓“民仇社”（Obshtehestvo raspravy）或“斧头社”（Obshtchestvotopora）[161]，却没有能实现这些计划，也和耶各宾社一样，得不着大多数革命青年的赞成。而且当时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党人大半都反对他，说他胡闹。这是因为当时革命界里，巴枯宁的正统思想始终占着极大的优势；而且聂察叶夫自己也不明白这类有规划有组织的革命行动方法，只有无产阶级的政党能够实行，聂察叶夫根本上没有看见当时已经兴起的俄国工人阶级。反聂察叶夫派，固然是自由职业式的小资产阶级心理；聂察叶夫派自己，也只是官僚胥吏式的小资产阶级心理。自由职业者的智识阶级，根本上只知道尊重个人的自由，反对组织和纪律。官僚胥吏式的书生，却也只知道按照着呆板的法令条例，去指挥民众革命，他们始终还没有明了群众的革命党之组织及纪律，是要靠群众行动里锻炼出来的，是要革命领袖向群众的无产阶级斗争中去学习来的。聂察叶夫社不久便被政府发觉：因为这一社里出了一个奸细，聂察叶夫施行纪律，将他杀死，于是因刑事杀人犯的征查，而发现了聂察叶夫社的秘密组织，是即有名的聂察叶夫之案；这案所牵涉的有三百人之多，其中八十七人被捕而处徒刑。聂察叶夫自己虽然逃到瑞士，但是俄皇政府竟以刑事犯为名，得以要求引渡，他不久便被捕，拘囚于狱中而死。(24)

　　三、穷党革命之规划　腊符罗夫及巴枯宁两派，因为都反对政治斗争，所以只有民间去的运动之规划；至于杜嘉赤夫及聂察叶夫，一则主张成立革命政府，一则主张创设秘密政党，他们便自然有一种大举革命之规划，这种规，尤其在聂察叶夫的定期革命说及革命纪律说中，表现最明显。聂察叶夫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注意到了城市里的穷民，他明了城市在革命运动中之重要，这亦是他接近马克思主义的地方。但是，通常总是将穷民和无产阶级相混，其实所谓无产阶级是指机器工业的工人而说，决不是指一般穷民的。所以无产阶级革命与穷民造反的意思完全不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中国哈尔滨等处和俄国很接近，一般市民都听见说俄国起了革命，西伯利亚归国的华侨尤其亲眼看见了革命的景象；他们这些小资产阶级，却只知道这是俄国的“穷党革命”了，那时哈尔滨一带的中国人，都称俄国共产党是穷党，这是著者亲自所听见的。其实共产党决非简单的穷党。聂察叶夫式的革命党和革命计划，才真正是穷党革命之规划呢。聂察叶夫虽然注意城市，他却不注意城市工人——无产阶级，而注意城市穷民——流氓、乞丐、光棍、无赖之类。他的注意城市，固然是脱离民粹派专重农民的习惯，而接近马克思主义；但是他的不注意工人而只注意穷民，却是与马克思主义根本不同的地方。后来俄国一九〇五年革命的经验里，便证明穷民未必尽是革命的，而且往往为反革命所利用。无产阶级的确是穷的，但是他们在极大的汽机电机工厂里做工，他们的特性是：（一）受机器生产的管理方法所锻炼，很有团体活动的习惯，如分工合作等等；（二）大家都有共同的利害，容易共同感觉到阶级的利益，反抗资本家的剥削及压迫，因此也就容易团结而有严密的组织。流氓、乞丐、光棍、无赖之流的穷民却正相反：（一）他们很没有团体活动的习惯，智识程度很低，只含有乌合之众的盲动，而不会有秩序有规划的共同行动；（二）他们没有阶级的共同利益，只会在穷极无聊时，去冒险投机，敲竹杠，打秋风之类。无产阶级是一个阶级，他们的解放非社会主义的革命不可；穷民却是一大堆的穷光蛋的个人，谁能拍马吹牛而敲着些竹杠之后，谁便不顾大家而反革命了。而且穷民的生活如果是经常的无业游民，那么，他们的穷迫太甚，无暇去过问革命与不革命，无所谓廉耻，无所谓信义，所以只须每人给几角钱，便可以雇来做打手。一九〇五年俄国第一次革命时，俄皇警察雇了许多流氓，组织所谓“黑百团”（Tchornosotentsy），以鼓吹忠君爱国，反对革命为口号，以包打工会工党，包杀革命领袖为职业，杀人放火无所不至，尤其是对于犹太人。现在西欧各国的法西斯式的棒喝团[162]，及美洲的三K党[163]，都是这一类的东西。中国的警察、巡捕、包探、工贼等也差不多都是流氓出身，都和流氓有关系，都是受政府官厅所收买的极少数的穷民。总之，无产阶级固然是穷民，穷民却不尽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是能革命的，穷民却须由无产阶级革命去解放他们。所以当时聂察叶夫的穷党革命，始终是空想。

　　[155]巴黎公社，见本卷第247页注109。

　　[156]民意党，见本卷第251页注145。

　　[157]雅各宾社，19世纪60至80年代俄国民粹派扎伊奇涅夫斯基和特卡乔夫的拥护者，史称俄国雅各宾派。

　　[158]杜嘉赤夫，今译特卡乔夫（Пётр Никитич Ткачёв，1844—1885／86），俄国政论家、革命民粹派思想家。参见本篇第675页作者注。

　　[159]聂察叶夫，今译涅恰耶夫（Сергей Геннадьевич Нечаев），俄国革命家，秘密团体“人民惩治会”的组织者。参见本篇第701页作者注。

　　[160]《民铎》，今译《警钟》，俄国和波兰雅各宾派小组的革命刊物。1875年至1881年在日内瓦出版，共70期，编辑为特卡乔夫等。

　　[161]民仇社或斧头社，今译人民惩治会，见本卷第250页注136。

　　[162]棒喝团，即法西斯党，因法西斯在拉丁文中意“束棒”而名。1921年墨索里尼在意大利建立的反动政党，1922年至1943年在意大利施行独裁恐怖政治，1943年战败后瓦解。

　　[163]三K党，见本卷第125页注13。

　　(23)杜嘉赤夫（P．N．Tkatcheff），曾经组织一个秘密结社，名为“耶各宾社”。“耶各宾”，本来是法国大革命的左派政党之名，杜嘉赤夫采用这一个名称，是标明政治斗争》（Nabat）[160]。杜嘉赤夫还说：“革命党人决不应当只去准备革命，而应当去做革命。”——这是他反对腊符罗夫的和平宣传的主张。

　　(24)聂察叶夫（Netchaeff），生于一八四七年。他是一个小学教员。一八六一年因参加学生风潮被逐，逃到外国。一八六九年之初，他便受巴枯宁的委托，做第一国际俄国部的组织委员。他回国后即组织“斧头社”，有极严格的纪律，主张社员一律应当服从中央总社的命令，甚至于必须盲目的服从。他著有《革命家之格言录》，说革命家应当与国家政府，资产阶级的社会，家庭道德等一切旧关系，完全断绝；为革命的目的起见可以不择手段：欺骗、造谣、杀人等等，都可以做。斧头社之中有一个学生伊凡诺夫（Ivanoff）不肯听他的命令，他渐渐疑心他是奸细，便把他杀了。结果，便发生“聂察叶夫之案”，时在一八六九年之冬。到一八七一年，被捕的斧头社社员都处徒刑，流配西伯利亚。他自己是在一八七二年被瑞士政府引渡给俄国政府的，当即被判处二十年的徒刑；最初是拘囚在彼得保罗狱中的，他在狱中还私自和革命党人来往通讯，后来他移到史里塞尔堡狱，一八八三年死于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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