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资产阶级与农民问题三农奴解放及革命运动的新纪元

三农奴解放及革命运动的新纪元

　　一、农奴解放令与劳动问题一八六一年俄皇亚力山大二世下令解放农奴，实行维新。这所谓“大维新政策”的动机何在呢？我们已经说过：十二月党革命之后，从一八二五年到一八五五年，农民暴动多至五百五十六次。维新政策的动机，是否这种农民群众的直接行动所逼迫出来的呢？不是的。因为俄皇政府虽受农民暴动的威吓，而实际上农奴解放令并非对于一般农民群众的让步；那时的农民暴动，完全是无组织无指导的，并没有集中汇合起来，成功巨大的革命力量。再则，我们也已经说过：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革命青年之中社会主义的思潮日益猛烈。维新政策是否是社会主义思潮所影响出来的呢？亦不是的。因为当时的社会主义青年不但没有和农民暴动发生关系，并且还没有开始暗杀运动，这种思潮对于政府是丝毫没有恐吓力量的。固然不错，社会主义的思潮，尤其是赫尔岑式的一般新思想的宣传，对于贵族资产阶级的自由派很有些影响，鼓励了他们的勇气，因此而立宪请愿、维新请愿的运动日益紧张起来，尤其是一八五六年俄国为了近东土耳其问题与英、法宣战，所谓克莱摩之战[133]大败之后。但是客观上社会主义派并没有指导这种维新运动；维新运动的意义根本上是资产阶级的自由派与地主巨商的守旧派之间的妥协。何以地主巨商与资产阶级能互相妥协而解放农奴呢？原来俄国商业资本进展到工业资本的程度已经相当的成熟；工业资本的发达已经使俄国社会之中发生一个新的阶级——无产阶级。当时俄国之中已经发生了劳动问题，使政府不得不解放农奴，以开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同时，却又保存农村公社的旧制度，以预防阶级斗争的危险。

　　俄国式的社会主义认为农村公社是社会主义的基础；俄国的地主资产阶级却认为农村公社是防止社会革命的工具。所以表面上看来，俄皇一方面解放农奴，一方面保存农村公社，仿佛是为了民粹派的心愿：不以解放农奴而放任资本主义的发展。其实，这是地主巨商阶级利用落后守旧的经济关系，阻遏社会的充分进步，同时，也替资产阶级预防阶级斗争。所以虽然因为农奴解放办法之极不彻底，而俄国资本主义也不能尽量发展，然而工业资产阶级却心服情愿的和俄皇妥协。俄国工业资产阶级的懦怯和薄弱，于此可见；他们也要利用宗法社会的落后守旧的经济关系，来阻遏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呢？既然这样，就可见农奴的解放是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农村公社的保存是因为劳动问题的发生。

　　当时俄国的劳动问题是怎样的情形呢？一八三五年，俄国政府已经不得不颁布工厂条例，规定工资应当每半月发给一次，开销工人应在两星期前预先通知等等。当时的财政部尚书康克令（Kankrin）[134]说：俄国工业发达得很快，但是俄国的劳动问题却不会和西欧那样激烈。何以呢？因为西欧的工人是无产者，所谓“无恒产者无恒心”，所以遇着失业问题，工人无路可走，自然要暴动扰乱；俄国的工人却是农民，他在乡村里还有些田地，工厂里没有工做，他还可以下乡耕田。如今却要解放农奴了，如果农民因为脱离地主而同时也要脱离田地，那么，岂非亦变成了“无恒心的”无产者了吗？于是乎想出一个妥协办法：一面解放农奴，一面还须给些田地。农奴解放令的起草委员会会员嘉维林（Kavelin）道：贵族反对解放农奴及颁给田地，这其实是不对的：“如此办法（就是颁给田地而解放农民），我们可以避免穷饿的无产阶级之发现；无产阶级始终是要幻想财产的平等，怨恨嫉妒高等阶级，因此而想社会革命的。”可见当时的解放农奴而颁给田地，是想一面发展资本主义，一面又预防社会革命的。这是解放农奴的真正动机！当然，并不是使人人都有富足的田地；如果这样，对于商业资本是很不利的：农民富足了，商业资本便不能以贱价勒卖农产品了。所以只要使人民稍稍有些田地，使他不能脱离田产的束缚，于是劳动问题便不致于激烈了。再则，田地的所有制度，仍旧要保存农村公社。这难道是俄皇政府相信了民粹派的社会主义？哈哈，这才是大笑话呢！农奴解放令的起草委员会说明这种办法的真正动机道：“工人的结社实在就是团体的反对派，自然要反抗资本家和政府，因而发生许多恶果，这种运动的所以会发展，差不多完全是因为已经解放的个人，不受任何田地财产的共同利益之束缚，因此便觉得个人力量孤弱，于是互相结合而成人造的联合会，一致的仇视政府、私有制度及社会安宁秩序”。可见当时俄皇政府的保存农村公社，是想用这种所谓“自然的联合会”，去防止“人造的联合会”——工会运动的。

　　二、农奴解放之意义及农民的反抗运动　这样，俄皇政府的农奴解放令，是因为资本主义发展而要预防社会革命的办法。农奴解放令的内容是怎样的呢？当然所谓预防社会革命及防止劳动问题都是梦想，但是，政府方面的目的确是在于阻遏农民之无产阶级化。一八六一年二月十九日，农奴解放令的谕旨颁布了，俄国全社会的高等阶级都颂扬圣德，称为“大维新政策”（Nelikye Reformy），甚至于农村公社的村长都号召农民开会游行，表示感恩戴德。可是不久农民群众都失望了。照农奴解放令的办法：（一）农民解放，从此在法律上他们已经不是地主的农奴；（二）农民现在所耕的田地，重新划分，一部分地产，尤其是森林、草场、池沼等归还地主，从此不得任意使用；（三）农民所分到的田地，准其按照官价向地主收赎，赎款暂由政府代偿地主，而令农民在四十九年的期限内按年摊还，由政府于征收田赋时附征；（四）农民所耕田地仍照旧例，作为农村公社所公有，农民不得公社村长之批准，不得自由脱离公社。实际上农民所得的田地，反而比农奴制度之下更少，从此农民所耕的好田大半划归地主；而且使用牧场、草地、森林等时，农民应当另外交付租用费于地主。有钱的农民固然可以立刻拿出钱来收买地主田地，但是这种“农民的田主”是极少的少数。大多数农民却都要在四十九年内摊还田价，所以多成了“负债的农民”。不但如此，照法令的规定，只能赎买法定的田宅，而且法定的官价比较当时的市价高出百分之三十五。法定的田宅以外，如果农民还要多买几亩田地，便须得地主的同意——这算是自由卖买了！如此一来，一则农民所分得的田地非常之少，简直不够养家活口，二则全国农民顿时欠政府及地主一笔大债，总数在八万六千七百万卢布以上。三则官价比市价高出不少（平均为百分之三十五），有些地方，例如莫斯科省：如果商人买地主的田原要二十六卢布一俄亩，则农奴向地主赎取自己房舍的地产及附近房舍的田地——原来是农民自己耕种的田地，却须按官价交纳五十一卢布三角三分，简直高出百分之五十。所以农民实际上不是得着自由，却是受着掠夺！

　　这所谓农奴解放的意义是甚么？工业资本主义得到些甚么呢？农民固然在法律上是解放了，但是，还是不能脱离农村公社的束缚，还是没有所谓绝对自由的雇佣工人；农民大多数都负着四十九年的长期田债，所得的田地又非常之少，一般小农迫不得已仍旧要替地主做苦工，交田租，或者兼做雇农，困顿窘急得很，还是没有所谓绝对自由的小农经济，工业资本所需要的国内市场，大多数农民的购买力仍旧是非常之低。表面上看起来，仿佛工业资本也决不能满意这种不彻底的维新。然而资本主义始终得着了发展的可能：（一）绝对自由的工人虽然没有，可是最小限度的自由雇佣劳动，的确因农奴之解放而得着了；（二）维新政策时期，刚刚是俄国铁道的大建筑时代，如果农民没有购买力，那么，建筑铁路的政府却有很大的购买力。俄国铁路的大建筑是农奴解放时期最重要的经济现象，这是工业资本和商业资本妥协之焦点。那时俄国地主巨商阶级所代表的商业资本也已经很需要建筑铁路，以便运输农业品到国外市场去：国外谷物贸易日益发达，使俄国的大地主愈加商业资本化。所以小地主贵族虽然反对解放农奴，而大地主巨商却已经可以赞成解放农奴。因此，代表商业资本的俄皇政府，在不损害地主贵族的利益之条件之下，毅然实行维新，同时建筑铁路。工业资本则仍本其“自上而下的”发展公式，而得与商业资本的俄皇政府妥协。商业资本说：好的，我解放农奴，给工业资本以相当的自由雇佣劳动，可是，我却要有很窘迫的小农民，使他们尽量将自己农产品卖给我，让我发展国外贸易。工业资本说：就这么着罢，我替商业资本大建筑其铁路，可以大大的发展钢铁工业，同时，对于商业资本也有很大的益处，以前只有内河运河可以运输农产品，以后却可以有铁路运输；但是，我却需要相当的自由雇佣劳动。于是工商两业资本的交换条件便成立了。因此，工业资产阶级的自由派，都表示满意那所谓“伟大的维新政策”。这所谓满意，当然是暂时的；可是照当时工业发展的程度，也只需要这么样“伟大”的维新。

　　虽然如此，资产阶级的改良派固然是满意了，大资产阶级的工业界固然得着了相当的条件；然而资产阶级的革命派却决不能满意，小资产阶级的农民受着很大的剥削，自然要起来反抗。一八六一年的维新政策，不但不能预防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且也不能预防资产阶级的民权主义革命。实际上恰恰相反。俄国革命运动史上的六十年代七十年代，智识阶级革命青年的组织和运动，以及一八六一年后的农民暴乱，双方都是俄国资产阶级革命进展的表现。农民解放令之后，农民群众既然大大失望，自然到处激起暴动，尤其是彭萨省（Penzenskoya gubernya）的勃兹德纳村（Bezdna）之暴动[135]为最大。俄皇政府早已预备好了。各地的暴动民众，都受着极残酷的屠杀。勃兹德纳村几乎完全焚毁，杀死五十五人，重伤者七十一人。俄皇政府军警的残杀非常之惨酷，所谓“解放大帝”的亚力山大二世，竟用大炮马队对付手无寸铁的农民！当时智识阶级的革命青年也自然更加反对政府，并且更加不满意于温和的自由派学说，而倾向社会主义。然而革命青年运动还和自然爆发的农民反抗运动没有直接联络。革命的思想界还须经过十年的锻炼和经验，然后再开始所谓“民间去的运动”。在这一时期，一八六一年的前后，还只是社会主义的黎明期，农民暴动的社会革命说还没有普遍，维新改良的请愿策略还很有势力。所以一八六一年俄国农民反抗所谓解放令的屡次暴动：如四月二十二日的勃兹德纳村暴动，四月二十四日嘉赞省（Kazanskoya gubernya）的暴动[136]，四月三十日康狄叶夫克（Kandeevk）的暴动[137]等，都只是自然爆发绝无组织的运动，而且革命青年还没有想到去结合集中这些民众革命势力。这种形势的原因，大半亦就在于当时商业资本和工业资本妥协的成功，俄皇政府因此而能够分裂农民，使其中少数的富农得到自由发财的机会，工业资产阶级满意于不彻底的维新政策，于是革命的联合战线破裂，而政局得到暂时的稳定。

　　三、俄国的学生运动　虽然如此，一八六一年的农奴解放令客观上始终开了革命运动的新纪元。革命虽然一时不能爆发，而社会中各种革命势力却正开始酝酿，逐渐雄厚起来，有一种深入而广出的趋势。正在这个时候，革命的进展，开始从理论的研究进于群众的组织，从言论进于行动，从散乱的暴动进于集中的运动。在此以前，我们只看见智识界里革命理论的思潮，在此以后，我们却看见革命青年里的实际反抗运动。一八六一年俄国教育部尚书蒲帖订（Putyatin）[138]下了几道命令，实行禁止学生结社集会等等的高压政策。于是乎各大学之中学生群起反抗，激起全国的学潮。当时学生之中，已经有许多秘密结社，单是圣彼得堡就有四个：大学的结社，贵胄学院的结社，文学社，《大俄罗斯》杂志社。发出《少年俄国》传单的萨衣赤纳夫斯基社，亦是这种学生结社之中的一个。各地大学学潮的结果，学生受着更加严重的压迫，被逮捕或开除的学生非常之多。当时学生运动的领袖，实际上是赤尔纳塞夫斯基，他领导许多团体，给他们以理论上的指导。就是赫尔岑也已经觉悟自己以前的请愿政策是错误的，他开始号召学生“到民间去”。著名的俄国诗人美海洛夫（M．J．Mihailoff）[139]发了一张传单《告青年》[140]，主张一切田地都应当归农村公社的农民所有，因此号召学生青年去努力宣传民众，也正在一八六一年的时候。政府为要镇压学潮起见，便将美海洛夫逮捕，处以苦役矿工的徒刑(19)。

　　四、波兰的国民革命　同时，俄国从彼得大帝以来屡次侵略弱小民族，并吞了波兰等国；到这个时候，西部的属国经济上原比大俄罗斯发达得早，如今因为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他们的资产阶级也趁着俄国国内小资产阶级的学生、农民之扰乱，要起来反抗。于是一八六三年波兰资产阶级的国民革命便爆发了。波兰在中古世纪亦是一个很大的强国；但是他处于列强之间，屡次受着瓜分：第一次在一七七二年，俄、奥、普三国割了他不少地方；第二次是一七九三年；第三次是一七九六年；第四次是一八一五年神圣同盟的维也纳会议[141]，这次瓜分之后波兰便完全亡国：普鲁士得着所谓波兹南公国，俄国便得着所谓波兰皇国（Polskoe Tsarstvo）。从此之后波兰皇国便属于俄帝国，奉俄皇为国皇，可是还保存自治制度，做俄国的藩属。一八三二年时波兰曾经暴动过一次；因此，俄皇政府更进一步的取消波兰的自治制度，废除常务的波兰宪法，简直等于俄国的行省了。一八六三年

　　俄皇政府下令波兰人民应与俄国人民一体服从帝国政府的征兵令，时在那一月十四日；波兰人民便密谋起事，于一月二十日组织临时平民政府，所谓“Rjond Narodovey”，一月二十二日临时政府举兵暴动，驱逐俄国官吏；二月十七日举美洛斯拉夫斯基（Miroslavsky）[142]为总都督；三月十四日又因政争而改举兰格维赤（Langevitch）[143]为总都督。波兰这次国民革命居然支持到将近一年，直到一八六四年二月二十三日俄皇政府的军队才完全将波兰的革命军打败，恢复俄皇对波兰的统治；当时枪毙的革命党人多至数百，而充军西伯利亚的竟有几万人。(20)

　　波兰的革命党人很希望俄国的自由派赞助；他们以为俄国的自由派赞成解放农奴，提倡司法改良，教育普及，废除肉刑等等，自然也应当赞成波兰的解放。然而实际上俄国的自由派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他们只赞成解放俄国的资产阶级；对于波兰，他们却和俄皇政府一样，是赞成用帝国主义的政策的。只有社会主义的革命青年，赞成波兰的解放。

　　五、俄国革命青年之组织及第一次的暗杀　俄国在一八六一年之前后：（一）资产阶级自由派努力于所谓维新运动，（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派，正在开始革命理论及策略的研究，并且已经发生实际反抗的学生运动，（三）农民之中又激起许多自然爆发的农民革命，（四）弱小民族的波兰也起了国民革命，（五）而且这些社会努力的进展，都在俄国无产阶级的影子——劳动问题之下盘旋着。俄国资产阶级的自由派，因为受无产阶级影子的威吓而与地主巨商阶级妥协，因为恐怕波兰资产阶级强盛起来和他竞争而更加赞助政府。所以当这种资产阶级革命深入广出而猛烈进展的时候，俄国资产阶级自身却已经退出革命的联合战线。然而实际上，我们看维新运动、学生运动、农民革命、国民革命以及劳动问题，同时并行发展，实在都是资产阶级的民权主义革命日益迫切需要的现象。当时已经发财的资产阶级，固然可以满意于“伟大的维新政策”，然而俄国整个儿的资本主义经济，包含小资产阶级的农民在内，却不能不要求资产阶级式的民主自由。因此，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权就开始移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当然依当时经济政治的形势，还要经过小资产阶级领导革命的过渡时期。于是俄国革命的思想便渐进于革命的组织，这正是革命运动新纪元的意义。

　　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客观条件当时已经大致的具备，开始需要组织一个革命的政党。这种党的基础，便是当时已经有的种种学生的秘密结社。这些散乱分歧的学生结社，自然要集中联合起来，形成整个的革命党。一八六一年时，有一个秘密革命团体，发出了一张传单，题作《平民需要甚么？——土地与自由！》这一个口号，大受革命界的欢迎。所以到一八六三年春天，京城里的各种秘密结社联合起来组织一个总团体的时候，便名为“土地与自由社”（Femlia i Volia）[144]，这是俄国最早的革命党组织。当然，在这种革命运动及社会主义的黎明时期，主持运动的人又大半是小资产阶级的智识青年，那革命党的组织自然还很幼稚，很不集权。但是土地与自由社却已经有一定的党纲，可以统一当时革命青年奋斗的目标：土地与自由社的机关报是《自由》，总共只出了两期，此外还出了几种小册子及传单，从这些宣传品之中，可以看出他们的主张：俄国平民的一切不幸的来源便是帝制政府，所以应当推翻俄皇，召集自由选举的人民代表之国民会议。土地与自由社的组织，渐渐的与内地各省的革命青年团体发生关系，正想要统一全国的革命组织。可是内地团体之中，有一个嘉赞（Kozan）地方的秘密社，被政府发觉了。嘉赞的秘密社之中不但有学生，并且还有下级军官，他们在兵士民众及一般青年学生里宣传。这一嘉赞的秘密社被发觉之后，政府方面自然寻着了土地与自由社的线索，又大兴革命党之狱——是为“嘉赞之案”[145]；当时陆续被捕的人非常之多，一直到一八六四年末，还没有停止搜捕。土地与自由社经此打击便消灭了。一八六三年末，幸逃法网的土地与自由社社员伊书汀（Ishutin）[146]等，又在莫斯科组织了一个学生团体，即名为“组织社”（“Organizatsya”）[147]，专以宣传社会主义理想于民众及学生之中为目的。但是，“组织社”中不久便另外分出一派激进派，主张立即行动，实行暗杀——刺死俄皇。这一派人又自己组织了一个团体，名为“地狱社”（ad）[148]。

　　地狱社社员嘉腊夸诺夫（Dm．Ve．Karakozoff）[149]在一八六六年四月四日暗杀俄皇亚力山大二世，枪击未中被捕。俄皇问他：“你为甚么要打杀我。”嘉腊夸诺夫回答道：“因为你答应给农民以土地与自由，后来却骗了他们！”这是俄国革命史上的第一次暗杀皇帝。嘉腊夸诺夫受着极残酷的敲打，即于是年九月三日被绞死。政府方面并且逮捕地狱社及组织社的社员，一概流配到边境去做苦役，或者受地方官编管，剥夺一切自由。于是革命党的组织又崩散一次。可是这几年内革命党之组织宣传的尝试及暗杀俄皇的第一枪声，都不过是随后七十年代大规模的青年组织及暗杀运动之序幕罢了。

　　嘉腊夸诺夫宣布俄皇的罪名道：“你欺骗农民！”这句话可以解释随后十多年中革命青年奋斗的动机。大概农奴解放令颁布之后，一般农民及革命青年都看清了俄皇是个大骗子。尤其是革命青年受着社会主义的宣传，急于要鼓动农民暴动，以报俄皇欺骗之仇。然而俄国资产阶级的自由派却认为俄皇的维新政策是深恩厚德。自由派看见革命党一则赞助波兰的“叛变”，二则竟敢于“弑君”，他们自然便激发了“国家主义”的愤慨，大骂革命党的叛逆不道。自由派以为俄皇政府方才开始维新政策，正可以循序渐进，逐步解放，而进于文明、民主、立宪、自由、平等之域；如今被过激派的革命党闯了这几次大祸，迫得俄皇政府重新反动起来。所以照他们的意思，“俄国之所以不能即时立宪者，皆革命党过激行动劫持皇上之过也！”农奴解放以前，一般上等社会里的开通的人，都还在请愿立宪，赞成改革，所以俄皇不敢遽然高压；如今俄皇看见上等社会的自由派与革命党分离了，社会思想界里开始一部分的反动思潮，他便毅然决然重新厉行专制政策。当即将国内一切比较进步的比较接近自由派的运动，也都施以高压；如《现代》杂志等都被封闭。

　　从此缓和的自由派与革命的民权派之间根本分裂，直到最后始终没有再相合作的可能，这是俄国革命史上很重要的事实。自由派方面，以最右倾的嘉德夸夫（Katkoff）[150]的标语做旗帜，他的标语是：“国内之敌（革命党）比国外之敌尤为危险。”民权派方面，也一意志努力于革命理论和革命组织的进行，其势不能不趋向于社会主义了。

　　[131]费尔巴黑，今译费尔巴哈（Ludwig Andreas Feuerbach，1804—1872），德国唯物主义哲学家。晚年曾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爱森纳赫派）。主要著作有《黑格尔哲学批判》、《基督教的本质》、《未来哲学原理》等。

　　[132]《怎么办》，1863年车尔尼雪夫斯基完成之长篇小说，副标题为《新人的故事》。塑造了平民知识分子革命者的形象。

　　[133]克莱摩之战，今译克里米亚战争，为争夺近东和巴尔干，俄国与英国、法国、土耳其、撒丁王国联军之间的战争。1853年7月爆发，1856年3月俄国战败，签订《巴黎和约》。

　　[134]康克令，今译坎克林（Егор Францевич Канкрин，1774—1845），伯爵。1823年至1844年任沙俄财政部长，1839年至1843年实行财政改革，推行银卢布本位制，稳定了国家预算收支。

　　[135]勃兹德纳村之暴动，今译别兹德纳村骚动。1861年4月俄国喀山省农民不满农奴制改革而发生骚动，因中心在别兹德纳村而得名。他们在彼得罗夫领导下，拒绝为地主干活，不服从行政当局，要求分配地主全部土地，4月24日遭沙皇军队残酷镇压，死350多人。

　　[136]嘉赞省的暴动，嘉赞省即今译喀山省。指别兹德纳村骚动。

　　[137]康狄叶夫克的暴动，今译坎杰耶夫卡村起义。1861年4月，俄国奔萨省、坦波夫省一万多农民要求平分地主全部土地，与沙皇政府发生武装冲突，群众集中到坎杰耶夫卡村，4月30日遭镇压。

　　[138]蒲帖订，今译普提雅廷（Евφим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 Путятин，1804—1883），伯爵。俄国官吏、外交家、海军上将。1822年至1825年曾完成环球航行。又曾签订了《俄日条约》（1855年）、中俄《天津条约》（1858年）。1861年任国民教育大臣，旋因学潮辞职。

　　[139]美海洛夫，今译米哈伊洛夫（Михаил Ларионович Михайлов，1829—1865），俄国诗人、革命家。曾担任《现代人》杂志编辑工作。诗作有《朋友们，鼓起勇气，不要失掉信心！》、《沙皇的礼物——收买和欺骗》及长篇小说《候鸟》等。1861年因散发与舍尔古诺夫共同起草的革命传单《致年轻一代》被判6年徒刑。

　　[140]告青年，今译《致年轻一代》，舍尔古诺夫（Н．В．Шелгунов，1824—1891）与米哈伊洛夫写的革命传单，在伦敦印刷，1861年9月散发。要求实现共和制、土地国有、言论自由，号召青年在人民和军队中进行革命筹备工作，宣传民粹派的思想。

　　[141]维也纳会议，欧洲各国为结束反拿破仑战争在1814年至1815年于维也纳召开的重新瓜分欧洲领土的国际会议，在会上还建立了反动的神圣同盟和四国同盟。

　　[142]美洛斯拉夫斯基，今译梅洛斯拉夫斯基（Ludwik Mieroslawski，1814—1878），波兰小贵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曾参加波兰1830年革命，又组织了1846年、1848年波兹南起义，1863年至1864年波兰革命失败后再度流亡国外，著有《波兰革命史》。

　　[143]兰格维赤，今译兰盖维奇（Marian Langiewicz，1827—1887）。见本篇第664页作者注。

　　[144]土地与自由社，见本卷第250页注134。

　　[145]嘉赞之案，嘉赞今译喀山。为支持1863年波兰起义，喀山一批土地与自由社成员同波兰革命政府取得联系，准备在伏尔加一带发动起义，事泄，参与者被处决或流放。史称“喀山密谋”。

　　[146]伊书汀，今译伊舒金（Николай Андреевич Ишутин，1840—1879），俄国革命家。1863年至1866年组织并领导莫斯科秘密革命小组（伊舒金派），被判死刑，后改判终身苦役。

　　[147]组织社，1866年莫斯科伊舒金派建立的革命团体，以“互助会”为其合法面目，因卡拉科佐夫案被摧毁。

　　[148]地狱社，是伊舒金派之“组织社”的领导核心。

　　[149]嘉腊夸诺夫，今译卡拉科佐夫（Дмитрий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Каракозов，1840—1866）。伊舒金派成员，1866年4月4日谋刺亚历山大二世未遂，被处绞刑。

　　[150]嘉德夸夫，今译卡特柯夫（Михаил Никиφорович Катков，1818—1887）。俄国政论家，《莫斯科新闻》和《俄罗斯通报》的主编和创办人。曾是温和的自由主义者，60年代转为政府方针辩护。

　　(19)美海洛夫（M．J．Mihailoff）生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流配西伯利亚聂纳琛矿之后四年，一八六五年死于其地。

　　(20)此处所记的时日是照公历的，不是俄历，特注。

　　兰格维赤（Mirian Langevitch），生于一八二七年，是波兰革命军的首领，革命军败后，逃到澳国，但是澳国政府将他拘捕，在澳国监狱里差不多有十年，直到一八七五年才出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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