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序跋集·《文艺政策》_鲁迅

《文艺政策》

　　后记②

　　这一部书，是用日本外村史郎和藏原惟人所辑译的本子为底本，从前年（一九二八年）五月间开手翻译，陆续登在月刊《奔流》上面的。在那第一本的《编校后记》上，曾经写着下文那样的一些话——

　　“俄国的关于文艺的争执，曾有《苏俄的文艺论战》③介绍过，这里的《苏俄的文艺政策》，实在可以看作那一部书的续编。如果看过前一书，则看起这篇来便更为明了。序文上虽说立场有三派的不同，然而约减起来，也不过两派。即对于阶级文艺，一派偏重文艺，如瓦浪斯基④等，一派偏重阶级，是《那巴斯图》⑤的人们，布哈林⑥们自然也主张支持无产阶级作家的，但又以为最要紧的是要有创作。发言的人们之中，好几个是委员，如瓦浪斯基，布哈林，雅各武莱夫⑦，托罗兹基⑧，卢那卡尔斯基等；也有‘锻冶厂’⑨一派，如普列忒内夫⑩；最多的是《那巴斯图》的人们，如瓦进，烈烈威支⑾，阿卫巴赫，罗陀夫，培赛勉斯基⑿等，译载在《苏俄的文艺论战》里的一篇《文学与艺术》后面，都有署名在那里。

　　“‘那巴斯图’派的攻击，几乎集中于一个瓦浪斯基——《赤色新地》⒀的编辑者。对于他所作的《作为生活认识的艺术》，烈烈威支曾有一篇《作为生活组织的艺术》，引用布哈林的定义，以艺术为‘感情的普遍化’的方法，并指摘瓦浪斯基的艺术论，乃是超阶级底的。这意思在评议会⒁的论争上也可见。但到后来，藏原惟人在《现代俄罗斯的批评文学》中说，他们两人之间的立场似乎有些接近了，瓦浪斯基承认了艺术的阶级性之重要，烈烈威支的攻击也较先前稍为和缓了。现在是托罗兹基，拉迪克 ⒂都已放逐，瓦浪斯基大约也退职，状况也许又很不同了罢。

　　“从这记录中，可以看见在劳动阶级文学的大本营的俄国的文学的理论和实际，于现在的中国，恐怕是不为无益的；其中有几个空字，是原译本如此，因无别国译本，不敢妄补，倘有备有原书，通函见教或指正其错误的，必当随时补正。”

　　但直到现在，首尾三年，终于未曾得到一封这样的信札，所以其中的缺憾，还是和先前一模一样。反之，对于译者本身的笑骂却颇不少的，至今未绝。我曾在《“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中提到一点大略，登在《萌芽》 ⒃第三本上，现在就摘抄几段在下面——

　　“从前年以来，对于我个人的攻击是多极了，每一种刊物上，大抵总要看见‘鲁迅’的名字，而作者的口吻，则粗粗一看，大抵好像革命文学家。但我看了几篇，竟逐渐觉得废话太多了，解剖刀既不中腠理，子弹所击之处，也不是致命伤。……于是我想，可供参考的这样的理论，是太少了，所以大家有些胡涂。对于敌人，解剖，咬嚼，现在是在所不免的，不过有一本解剖学，有一本烹饪法，依法办理，则构造味道，总还可以较为清楚，有味。人往往以神话中的Prometheus⒄比革命者，以为窃火给人，虽遭天帝之虐待不悔，其博大坚忍正相同。但我从别国里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的，以为倘能味道较好，庶几在咬嚼者那一面也得到较多的好处，我也较不枉费了身躯：出发点全是个人主义。并且还夹杂着小市民性的奢华，以及慢慢地摸出解剖刀来，反而刺进解剖者的心脏里去的‘报复’。……然而，我也愿意于社会上有些用处，看客所见的结果仍是火和光。这样，首先开手的就是《文艺政策》，因为其中含有各派的议论。

　　“郑伯奇先生……便在所编的《文艺生活》⒅上，笑我的翻译这书，是不甘没落，而可惜被别人著了先鞭。翻一本书便会浮起，做革命文学家真太容易了，我并不这样想。有一种小报，则说我的译《艺术论》⒆是‘投降’。

　　是的，投降的事，为世上所常有，但其时成仿吾元帅早已爬出日本的温泉，住进巴黎的旅馆，在这里又向谁输诚呢。今年，谥法又两样了，……说是‘方向转换’。我看见日本的有些杂志中，曾将这四字加在先前的新感觉派片冈铁兵⒇上，算是一个好名词。其实，这些纷纭之谈，也还是日看名目，连想也不肯一想的老病。译一本关于无产阶级文学的书，是不足以证明方向的，倘有曲译，倒反足以为害。我的译书，就也要献给这些速断的无产文学批评家，因为他们是有不贪‘爽快’，耐苦来研究这种理论的义务的。

　　“但我自信并无故意的曲译，打着我所不佩服的批评家的伤处了的时候我就一笑，打着我自己的伤处了的时候我就忍疼，却决不有所增减，这也是始终‘硬译’的一个原因。自然，世间总会有较好的翻译者，能够译成既不曲，也不‘硬’或‘死’的文章的，那时我的译本当然就被淘汰，我就只要来填这从‘无有’到‘较好’的空间罢了。”

　　因为至今还没有更新的译本出现，所以我仍然整理旧稿，印成书籍模样，想延续他多少时候的生存。但较之初稿，自信是更少缺点了。第一，雪峰当编定时，曾给我对比原译，订正了几个错误；第二，他又将所译冈泽秀虎[21]的《以理论为中心的俄国无产阶级文学发达史》附在卷末，并将有些字面改从我的译例，使总览之后，于这《文艺政策》的来源去脉，更得分明。这两点，至少是值得特行声叙的。

　　一九三〇年四月十二之夜，鲁迅记于沪北小阁。

　　【注释】

　　《文艺政策》：即《苏俄的文艺政策》，鲁迅据藏原惟人和外村史郎的日译本重译。内容是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五年间俄共（布）中央《关于对文艺的党的政策》、《关于文艺领域上的党的政策》两个文件和全俄无产阶级作家协会第一次大会的决议《观念形态战线和文学》；卷首有藏原惟人的“序言”，卷末又附录日本冈泽秀虎所作《以理论为中心的俄国无产阶级文学发达史》（冯雪峰译）。一九三〇年六月上海水沫书店出版，列为《科学的艺术论丛书》之一。正文三篇，最初曾分别发表于《奔流》月刊第一卷第一至第五期，又第七至第十期（一九二八年六月至十月，又十二月及一九二九年四月）。

　　②本篇最初印入《文艺政策》单行本，未在报刊上发表过。

　　③《苏俄的文艺论战》：任国桢编译，内收褚沙克的《文学与艺术》、阿卫巴赫等八人联名的《文学与艺术》、瓦浪斯基的《认识生活的艺术与今代》三文，又附录瓦勒夫松的《蒲力汗诺夫与艺术问题》一文，一九二五年八月北京北新书局出版，为《未名丛刊》之一。

　　鲁迅曾为此书写有《前记》，后来收入《集外集拾遗》。

　　④瓦浪斯基（E．g．KTHTFX]PZ，1884—1943）又译沃龙斯基，苏联作家、文艺评论家。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七年曾主编“同路人”杂志《赤色新地》（又译《红色处女地》）。著有论文集《在交接点上》、《文学典型》、《艺术与生活》等。

　　⑤《那巴斯图》：即《在岗位上》，莫斯科无产阶级作家联盟的机关刊物，一九二三年创刊，至一九二五年停刊。

　　⑥布哈林（1888—1938）早年参加俄国革命运动，在十月革命中和苏俄初期曾参加领导机关。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二九年被控与李可夫等结成反党联盟，后被处死。

　　⑦雅各武莱夫（1896—1939）苏联文艺评论家，曾任俄共（布）中央出版部部长。

　　⑧托罗兹基（1879—1940）通译托洛茨基，早年参加过俄国革命运动，十月革命中和苏俄初期曾参加领导机关。一九二七年因反对苏维埃政权被联共（布）开除出党，一九二九年被驱逐出国，死于墨西哥。

　　⑨“锻冶厂”：即“锻冶场”，一九二〇年在莫斯科成立的“左”倾文学团体，以出版文艺刊物《锻冶厂》而得名。一九二八年并入“全苏无产阶级作家联盟”（简称“伐普”）。

　　⑩普列忒内夫（1886—1942）苏联早期的文化团体“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领导人及理论家。

　　⑾瓦进（1890—1941）苏联文学评论家，全俄无产阶级作家协会的领导人之一。烈烈威支（1901—1918），《在岗位上》的编辑之一。著有《在文学岗位上》、《无产阶级文学的创作道路》等。

　　⑿阿卫巴赫（1903—1938）苏联文艺工作者，曾任《在岗位上》的编委。罗陀夫（1893—1968），苏联诗人、文学评论家，原为“锻冶场”成员，一九二二年十月脱离，后又为《在岗位上》的领导人之一。培赛勉斯基（898—1973），苏联诗人。《在岗位上》的撰稿者。著有《共青团员》、《悲剧之夜》等。

　　⒀《赤色新地》：一译《红色处女地》，包括文艺、科学、政论的大型综合性杂志，苏联国家出版局发行，一九二一年六月创刊，一九四二年停刊。

　　⒁评议会：即一九二四年五月九日召开的关于文艺政策的评议会。论争，指在这次会议上的他们的发言。

　　⒂拉迪克（1885—？）通译拉狄克，苏联政论家。早年曾参加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一九二七年因参加托派集团，一度被联共（布）开除出党，一九三七年以“阴谋颠覆苏联”罪受审。

　　⒃《萌芽》：文艺月刊，一九三〇年一月在上海创刊，鲁迅、冯雪峰主编。一九三〇年三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后，成为“左联”的机关刊物，出至第五期被禁，第六期改名《新地》，旋即停刊。

　　⒄Prometheus：普罗米修斯，希腊神话中造福人类的神。相传他从大神宙斯那里偷了火种给人类，受到宙斯的惩罚，被钉在高加索山的岩石上，让神鹰啄食他的肝脏。

　　⒅郑伯奇（1895—1979）陕西长安人，作家，创造社成员。

　　当时他在上海开设文献书房。《文艺生活》，创造社后期的文艺周刊，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在上海创刊，共出四期。

　　⒆《艺术论》：鲁迅曾译过两种《艺术论》：卢那察尔斯基的美学论文选集和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文集。这里指前者。“投降”，见于一九二九年八月十九日上海小报《真报》所载尚文的《鲁迅与北新书局决裂》一文，其中说鲁迅在被创造社“批判”后，“今年也提起笔来翻过一本革命艺术论，表示投降的意味。”

　　⒇片冈铁兵（1894—1944）日本作家。他曾在一九二四年创办《文艺时代》杂志，从事所谓“新感觉派”文艺运动，一九二八年后转向进步的文艺阵营。著有长篇小说《女性赞》、《活偶像》等。

　　[21]冈泽秀虎（1902—1973）日本文艺批评家，俄国文学研究者。著有《苏联、俄国文学理论》、《集团主义的文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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