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1934年12月18日致杨霁云信

1934年12月18日致杨霁云

　　霁云先生：

　　十七日信收到。那两篇讲演，我决计不要它，因为离实际太远。大约记者不甚懂我的话，而且意见也不同，所以我以为要紧的，他却不记或者当作笑话。《革命文学……》则有几句简直和我的话相反，更其要不得了。这两个题目，确是紧要，我还想改作一遍。

　　《关于红的笑》我手头有，今寄奉，似乎不必重抄，只要用印本付排就好了，这种口角文字，犯不上为它费工夫。但这次重看了一遍，觉得这位鹤西〔1〕先生，真也太不光明磊落。

　　叭儿之类，是不足惧的，最可怕的确是口是心非的所谓“战友”，因为防不胜防。例如绍伯〔2〕之流，我至今还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为了防后方，我就得横站，不能正对敌人，而且瞻前顾后，格外费力。身体不好，倒是年龄关系，和他们不相干，不过我有时确也愤慨，觉得枉费许多气力，用在正经事上，成绩可以好得多。

　　中国乡村和小城市，现在恐无可去之处，我还是喜欢北京，单是那一个图书馆，就可以给我许多便利。但这也只是一个梦想，安分守己如冯友兰〔3〕，且要被逮，可以推知其它了。所以暂时大约也不能移动。

　　先生前信说回家要略迟；我的序拟于二十四为止寄出，想来是来得及的罢。

　　专此布达，即请旅安。

　　迅上　十二月十八日

　　〔1〕鹤西即程侃声，湖北人。他在一九二九年四月十五日、十七日和十九日的北京《华北日报》副刊上连载《关于红笑》一文，指摘梅川所译《红的笑》抄袭了他的译本。

　　〔2〕这里指署名绍伯（田汉）所作的《调和》一文，参看《且介亭杂文·附记》和350207①信。

　　〔3〕冯友兰字芝生，河南唐河人，哲学家。当时任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他因曾去苏联旅行，在北平被国民党保定行营传讯，次日获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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