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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7月22日致黎烈文


  烈文先生:

  晨寄一稿〔1〕,想已达;下午得廿一日信,谨悉种种。

  关于《自由谈》近日所论之二事〔2〕,我并无意见可陈。但以为此二问题,范围太狭,恐非一般读者所欲快睹,尤其是剪窃问题,往复二次,是非已经了然,再为此辈浪费纸墨,殊无谓也。此后文章,似宜择不太专门者,而且论题常有变化为妙。

  我意刊物不宜办。一是稿件,大约开初是不困难的,但后必渐少,投稿又常常不能用,其时编辑者就如推重车上峻坂,前进难,放手亦难,昔者屡受此苦,今已悟澈而决不作此事矣,故写出以备参考。二是维持,《自由谈》仅《申报》之一部分,得罪文虻,尚被诋毁如此,倘是独立刊物,则造谣中伤,禁止出版,或诬以重罪,彼辈易如反掌耳。

  天热蚊多,不能安坐,而旧欠笔债,大被催逼,正在窘急中,俟略偿数款,当投稿也。

  此复,即请暑安。

  干顿首

  七月二十二日

  〔1〕指《诗和豫言》,后收入《准风月谈》。

  〔2〕指一九三三年七月赵景深等在《申报·自由谈》揭发余慕陶的《世界文学史》系剽窃别人译著而引起的争论,以及同月十五日《申报·自由谈》署名“珠”作的《教科书大倾销》一文引起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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