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1929年3月22日致韦素园信

1929年3月22日致韦素园

　　素园兄：

　　二月十五日给我的信，早收到了。还记得先前有一封信未复。因为信件多了，一时无从措手，一懒，便全部懒下去了。连几个熟朋友的信，也懒在内，这是很对不起的，但一半也因为各种事情曲折太多，一时无从说起。

　　关于Gorki的两条〔1〕，我想将来信摘来登在《奔流》十期上。那纪念册不知道见了没有，我想，看看不妨，译是不可的。即如你所译的卢氏论痑尔斯泰〔2〕那篇，是译起来很费力的硬性文字——这篇我也曾从日文重译，给《春潮》〔3〕月刊，但至今未印出——我想你要首先使身体好起来，倘若技痒，要写字了，至多也只好译译《黄花集》上所载那样的短文。

　　我所译的T.iM〔4〕，篇幅并不多，日译是单行本，但我想且不出它。L.还有一篇论W.Hausenstein的〔5〕，觉得很好，也许将来译它出来，并出一本。

　　上海的市民是在看《开天辟地》（现在已到“尧皇出世”了）和《封神榜》这些旧戏，新戏有《黄慧如产后血崩》（你看怪不怪？），有些文学家是在讲革命文学。对于Gorky，去年似乎有许多人要译他的著作，现在又不听见了，大约又冷下去了。

　　你说《奔流》绍介外国文学不错，我也是这意思，所以每期总要放一两篇论文。但读者却最讨厌这些东西，要看小说，看下去很畅快的小说，不费心思的。所以这里有些书店，已不收翻译的稿子，创作倒很多。不过不知怎地，我总看不下去，觉得将这些工夫，去看外国作品，所得的要多得多。

　　我近来总是忙着看来稿，翻译，校对，见客，一天都被零碎事化去了。经济倒还安定的，自从走出北京以来，没有窘急过。至于“新生活”的事，我自己是川岛到厦门以后，才听见的。他见我一个人住在高楼上，很骇异，听他的口气，似乎是京沪都在传说，说我携了密斯许同住于厦门了。那时我很愤怒。但也随他们去罢。其实呢，异性，我是爱的，但我一向不敢，因为我自己明白各种缺点，深恐辱没了对手。然而一到爱起来，气起来，是什么都不管的。后来到广东，将这些事对密斯许说了，便请她住在一所屋子里——但自然也还有别的人。前年来沪，我也劝她同来了，现就住在上海，帮我做点校对之类的事——你看怎样，先前大放流言的人们，也都在上海，却反而哑口无言了，这班孱头，真是没有骨力。

　　但是，说到这里为止，疑问之处尚多，恐怕大家都还是难于“十分肯定”的，不过我且说到这里为止罢，究竟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罢。

　　不过我的“新生活”，却实在并非忙于和爱人接吻，游公园，而苦于终日伏案写字，晚上是打牌声，往往睡不着，所以又很想变换变换了，不过也无处可走，大约总还是在上海。

　　迅上三月廿二夜

　　现在正在翻译Lunacharsky的一本《艺术论》〔6〕，约二百页，下月底可完。

　　注释：

　　〔1〕Gorki高尔基（M.ΓОpъкИЙ，1868～1936），苏联无产阶级作家。“两条”，指韦素园对郁达夫译载于《奔流》第一卷第七期（一九二八年十二月）《托尔斯泰回忆杂记》中的两处误译提出的改正意见。参看《集外集·<奔流>编校后记（九）》。

　　〔2〕卢氏指卢那察尔斯基（A.B.ЛyНаЧаpСкИЙ，1875～1933），苏联文艺批评家，曾任苏联第一任教育人民委员部的人民委员（部长）。《论托尔斯泰》，指《托尔斯泰之死与少年欧罗巴》，韦素园的译文载《未名》半月刊第二卷第二期（一九二九年一月）；鲁迅的译文载《春潮》月刊第一卷第三期（一九二九年十月）。

　　〔3〕《春潮》文艺刊物，夏康农、张友松编辑，上海春潮书店出版，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创刊，次年九月停刊，共出九期。

　　〔4〕T.iM即《托尔斯泰与马克斯》，卢那察尔斯基的讲演稿，鲁迅据金田常三郎的译本重译。连载于《奔流》月刊第一卷第七、第八期（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一九二九年一月）。

　　〔5〕指卢那察尔斯基的《霍善斯坦因论》，鲁迅曾拟翻译，并刊登过出版预告，但未译成。霍善斯坦因（1882～1957），德国文艺批评家。

　　〔6〕即卢那察尔斯基的《艺术论》，革命俄罗斯美术家协会汇编的论文集，鲁迅据日本昇曙梦译本重译，一九二九年四月上海大江书铺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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