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1927年6月12日致章廷谦信

1927年6月12日致章廷谦

　　矛尘兄：

　　五月卅日的信，昨天收到了。《玉历钞传》还未到。我早搬出中大，住在一间洋房里，所以信寄芳草街者，因为我那时豫计该街卖书处之关门，当在我的寓所[？]之后。季黻先也住在这里，现在他走了，六日上船的，故五月卅日以前有人在杭州街上所见之人，必非季黻也。倘在六月十五以后，则我不能决矣。

　　鼻之口中之鲁迅，可恶无疑，而且一定还有其他种种。鼻之腹中，有古史，有近史，此其所以为“学者”；而我之于鼻，则除乞药揸鼻一事外，不知其他，此其所以非“学者”也。难于伺候哉此鼻也，鲁迅与之共事，亦可恶，不与共事，亦可恶，仆仆杭沪宁燕而宣传其可恶，于是乎鲁迅之可恶彰闻于天下矣，于是乎五万元之买书成为天经地义矣。岂不懿欤！休哉！

　　我很感谢你和介石向孑公〔1〕去争，以致此公将必请我们入研究院。然而我有何物可研究呢？古史乎，鼻已“辨”了；文学乎，胡适之已“革命”了，所余者，只有“可恶”而已。可恶之研究，必为孑公所大不乐闻者也，其实，我和此公，气味不投者也，民元以后，他所赏识者，袁希涛蒋维乔〔2〕辈，则十六年之顷，其所赏识者，也就可以类推了。

　　绍原，我想，他是在这里的。钱之不我许，是的确的。他很冤枉，因为系我绍介，有人说他鲁迅派。其实我何尝有什么派，一定介绍同派呢。而广东人和“学者”们，倘非将一人定为某一派，则心里便不舒服，于是说他也要走。还有人疑心我要运动他走。其实我是不赞成他走的，连季黻辞职时（因为走时，傅斯年探听他什么态度），我也反对过。而别人猜测我，都与我的心思背驰，因此我觉得我在中国人中，的确有点特别，非彼辈所能知也。

　　我之“何时离粤”与“何之”问题，一时殊难说。我现在因为有国库券，还可取几文钱，所以住在这里，反正离开也不过寓沪，多一番应酬。我这十个月中，屡次升沉，看看人情世态，有趣极了。我现已编好两部旧稿，整理出一部译的小说〔3〕。此刻正在译一点日本人的论文〔4〕，豫备寄给你的，但日内未必完工，因为太长。每日吃鱼肝油，胖起来了，恐怕还要“可恶”几年哩。至于此后，则如暑假前后，咱们的“介石同志”打进北京，我也许回北京去，但一面也想漂流漂流，可恶一通，试试我这个人究竟受得多少明枪暗箭。总而言之，现在是过一天算一天，没有一定者也。

　　“出亡”的流言，我想是故意造的，未必一定始于愈之〔5〕，或者倒是鼻一流人物。他们现在也大有此意，而无隙可乘，因为我竟不离粤，否则，无人质证，此地便流言蜂起了，他们只在香港的报上造一点小谣言，一回是说我因亲共而躲避，今天是说我已往汉口〔6〕（此人是现代派，我疑是鼻之同党），我已寄了一封信，开了一点小玩笑，但不知可能登出，因为这里言论界之暗，实在过于北京。

　　在这月以内，如寄我信，可寄“广九车站，白云楼二十六号二楼许寓收转”，下月则且听下回分解可也。

　　迅上〔六月十二日〕

　　斐君兄均此不另小燕兄亦均此不另。

　　注释：

　　〔1〕介石即郑奠。孑公，即蔡元培。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五日，浙江省务委员会通过设立浙江大学研究院计划，蔡元培为九人筹备委员之一。

　　〔2〕袁希涛（1866～1930）字观澜，江苏宝山人，一九一二年五月任北洋政府教育部普通教育司司长。蒋维乔（1871～？），字竹庄，江苏武进人，一九一二年五月任北洋政府教育部参事。

　　〔3〕两部旧稿指《野草》和《朝花夕拾》。一部译的小说，指《小约翰》。

　　〔4〕日本人的论文指日本鹤见祐辅《思想·山水·人物》一书中的《断想》。鲁迅译文连载于一九二七年九月至一九二八年一月的《北新》周刊和《北新》半月刊。

　　〔5〕愈之即胡愈之，浙江上虞人。鲁迅在山会师范学校任教时的学生。当时在上海商务印书馆任职。

　　〔6〕已往汉口一九二七年六月十日和十一日香港《循环日报》载徐丹甫作《北京文艺界之分门别户》一文，其中说“鲁迅到了汉口”。为此鲁迅于十一日寄该报一信，指出“我现在仍在广州，并没有'到了汉口'”。（引自《而已集·略谈香港》）按原信未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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