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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2)


  二

  “五四”事件一起,这运动的大营的北京大学负了盛名,但同时也遭了艰险。终于,《新青年》的编辑中枢不得不复归上海,《新潮》群中的健将,则大抵远远的到欧美留学去了,《新潮》这杂志,也以虽有大吹大擂的豫告,却至今还未出版的“名著绍介”收场[21];留给国内的社员的,是一万部《孑民先生言行录》[22]和七千部《点滴》[23]。创作衰歇了,为人生的文学自然也衰歇了。

  但上海却还有着为人生的文学的一群,不过也崛起了为文学的文学的一群[24]。这里应该提起的,是弥洒社[25]。它在一九二三年三月出版的《弥洒》(Musai)上,由胡山源[26]作的《宣言》(《弥洒临凡曲》)告诉我们说──

  “我们乃是艺文之神;

  我们不知自己何自而生,

  也不知何为而生:

  ……

  我们一切作为只知顺着我们的Inspiration!”[27]

  到四月出版的第二期,第一页上便分明的标出了这是“无目的无艺术观不讨论不批评而只发表顺灵感所创造的文艺作品的月刊”,即是一个脱俗的文艺团体的刊物。但其实,是无意中有着假想敌的。陈德征[28]的《编辑余谈》说:“近来文学作品,也有商品化的,所谓文学研究者,所谓文人,都不免带有几分贩卖者底色彩!这是我们所深恶而且深以为痛心疾首的一件事。……”就正是和讨伐“垄断文坛”[29]者的大军一鼻孔出气的檄文。这时候,凡是要独树一帜的,总打着憎恶“庸俗”的幌子。

  一切作品,诚然大抵很致力于优美,要舞得“翩跹回翔”,唱得“宛转抑扬”,然而所感觉的范围却颇为狭窄,不免咀嚼着身边的小小的悲欢,而且就看这小悲欢为全世界。在这刊物上,作为小说作者而出现的,是胡山源,唐鸣时,赵景沄,方企留,曹贵新[30];钱江春和方时旭[31],却只能数作速写的作者。从中最特出的是胡山源,他的一篇《睡》,是实践宣言,笼罩全群的佳作,但在《樱桃花下》(第一期),却正如这面的过度的睡觉一样,显出那面的病的神经过敏来了。“灵感”也究竟要露出目的的。赵景沄的《阿美》,虽然简单,虽然好像不能“无所为”,却强有力的写出了连敏感的作者们也忘却了的“丫头”的悲惨短促的一世。

  一九二四年中发祥于上海的浅草社[32],其实也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家团体,但他们的季刊,每一期都显示着努力:向外,在摄取异域的营养,向内,在挖掘自己的魂灵,要发见心里的眼睛和喉舌,来凝视这世界,将真和美歌唱给寂寞的人们。韩君格,孔襄我,胡絮若,高世华,林如稷,徐丹歌,顾,莎子,亚士,陈翔鹤,陈炜谟,竹影女士,都是小说方面的工作者;连后来是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冯至[33],也曾发表他幽婉的名篇。次年,中枢移入北京,社员好像走散了一些,《浅草》季刊改为篇叶较少的《沉钟》周刊[34]了,但锐气并不稍衰,第一期的眉端就引着吉辛(G.Gissing)[35]的坚决的句子──

  “而且我要你们一齐都证实……

  我要工作啊,一直到我死之一日。”

  但那时觉醒起来的智识青年的心情,是大抵热烈,然而悲凉的。即使寻到一点光明,“径一周三”[36],却更分明的看见了周围的无涯际的黑暗。摄取来的异域的营养又是“世纪末”[37]的果汁:王尔德(Oscar.Wilde)[38],尼采(Fr.Nietz-sche),波特莱尔(Ch.Baudelaire)[39],安特莱夫(L.Andre-ev)们所安排的。“沉自己的船”[40]还要在绝处求生,此外的许多作品,就往往“春非我春,秋非我秋”[41],玄发朱颜,却唱着饱经忧患的不欲明言的断肠之曲。虽是冯至的饰以诗情,莎子[42]的托辞小草,还是不能掩饰的。凡这些,似乎多出于蜀中的作者,蜀中的受难之早,也即此可以想见了。

  不过这群中的作者们也未尝自馁。陈炜谟[43]在他的小说集《炉边》的“Proem”里说──

  “但我不要这样;生活在我还在刚开头,有许多命运的猛兽正在那边张牙舞爪等着我在。可是这也不用怕。人虽不必去崇拜太阳,但何至于懦怯得连暗夜也要躲避呢?怎的,秃笔不会写在破纸上么?若干年之后,回想此时的我,即不管别人,在自己或也可值眷念罢,如果值得忆念的地方便应该忆念。……”

  自然,这仍是无可奈何的自慰的伤心之言,但在事实上,沉钟社却确是中国的最坚韧,最诚实,挣扎得最久的团体。它好像真要如吉辛的话,工作到死掉之一日;如“沉钟”的铸造者,死也得在水底里用自己的脚敲出洪大的钟声[44]。然而他们并不能做到,他们是活着的,时移世易,百事俱非;他们是要歌唱的,而听者却有的睡眠,有的槁死,有的流散,眼前只剩下一片茫茫白地,于是也只好在风尘肮洞中,悲哀孤寂地放下了他们的箜篌了。

  后来以“废名”出名的冯文炳[45],也是在《浅草》中略见一斑的作者,但并未显出他的特长来。在一九二五年出版的《竹林的故事》里,才见以冲淡为衣,而如著者所说,仍能“从他们当中理出我的哀愁”的作品。可惜的是大约作者过于珍惜他有限的“哀愁”,不久就更加不欲像先前一般的闪露,于是从率直的读者看来,就只见其有意低徊,顾影自怜之态了。

  冯沅君[46]有一本短篇小说集《卷施》──是“拔心不死”的草名,也是一九二三年起,身在北京,而以“淦女士”的笔名,发表于上海创造社的刊物上的作品。其中的《旅行》是提炼了《隔绝》和《隔绝之后》(并在《卷施》内)的精粹的名文,虽嫌过于说理,却还未伤其自然;那“我很想拉他的手,但是我不敢,我只敢在间或车上的电灯被震动而失去它的光的时候,因为我害怕那些搭客们的注意。可是我们又自己觉得很骄傲的,我们不客气的以全车中最尊贵的人自命。”这一段,实在是五四运动直后,将毅然和传统战斗,而又怕敢毅然和传统战斗,遂不得不复活其“缠绵悱恻之情”的青年们的真实的写照。和“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品中的主角,或夸耀其颓唐,或衒鬻其才绪,是截然两样的。然而也可以复归于平安。陆侃如[47]在《卷施》再版后记里说:“‘淦’训‘沈’,取《庄子》‘陆沈’之义。现在作者思想变迁,故再版时改署沅君。……只因作者秉性疏懒,故托我代说。”诚然,三年后的《春痕》[48],就只剩了散文的断片了,更后便是关于文学史的研究。这使我又记起匈牙利的诗人彼兑菲(Petofi Sándor)[49]题B.Sz.夫人照像的诗来──

  “听说你使你的男人很幸福,我希望不至于此,因为他是苦恼的夜莺,而今沉默在幸福里了。苛待他罢,使他因此常常唱出甜美的歌来。”

  我并不是说:苦恼是艺术的渊源,为了艺术,应该使作家们永久陷在苦恼里。不过在彼兑菲的时候,这话是有些真实的;在十年前的中国,这话也有些真实的。

  【注释】

  《新青年》:月刊于第八卷第一号(一九二〇年九月)起,设编辑部于上海,由新青年社出版(以前该刊系由上海群益书社印行)。

  [21]《新潮》:最末一期第三卷第二号是《一九二〇年名著介绍特号》,于一九二二年三月间出版。

  [22]《孑民先生言行录》:新潮社编,共收杂文八十四篇及附录三篇,一九二〇年十月出版。蔡孑民,即蔡元培。

  [23]《点滴》:周作人翻译的外国短篇小说集,新潮社《文艺丛书》之一,一九二〇年八月出版。

  [24]为人生的文学的一群:指文学研究会;为文学的文学的一群,指创造社等。

  [25]弥洒社:文学团体,胡山源、钱江春等组成,一九二三年三月在上海创办《弥洒》月刊,共出六期。弥洒,通译缪斯,希腊神话中的文艺女神。

  [26]胡山源:江苏江阴人,曾任世界书局编辑。他的短篇小说《睡》和《碧桃花下》(文中误作《樱桃花下》)分别发表于《弥洒》第一期和第三期(文中误作第一期)。

  [27]Inspiration 英语:灵感。

  [28]陈德征:浙江浦江人。一九二七年以后依附国民党右派,任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任委员、国民党政府上海市教育局长等职。

  [29]“垄断文坛”:创造社为《创造》季刊出版刊登的广告中有这样的话:“自文化运动发生后,我国新文艺为一、二偶像所垄断”。(一九二一年九月二十九日《时事新报》)

  [30]唐鸣时浙江嘉善人,翻译工作者。赵景沄(?─1929),浙江平湖人。他的短篇小说《阿美》发表于《弥洒》月刊第一期。方企留,应为张企留,江苏松江(今属上海市)人。曹贵新(1894─1966后),江苏常熟人。

  [31]钱江春(1900─1927):江苏松江(今属上海市)人。弥洒社的发起人和主要成员之一。方时旭,笔名云郎,浙江绍兴人。

  [32]浅草社:一九二二年在上海成立的文学团体,主要成员有林如稷、陈炜谟、陈翔鹤、冯至等。一九二三年三月创办《浅草》季刊,一九二五年二月出至第四期停刊。

  [33]冯至:河北涿县人,诗人。著有诗集《昨日之歌》《北游及其他》等。《浅草》季刊第一卷第三期(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上发表了他的短篇小说《蝉与晚祷》。

  [34]《沉钟》:周刊文艺刊物,沉钟社编,一九二五年十月在北京创刊,共出十期。一九二六年八月改出半月刊,中经停刊复刊,至一九三四年二月出至第三十四期停刊。主要作者除原浅草社同人外还有杨晦等。

  [35]吉辛(1857─1903):英国小说家、散文家,著有《文苑外史》(New Grub Street)、《四季随笔》(Private Papers of Henry Ryecroft)等。

  [36]“径一周三”即直径与圆周的比。语出《周髀算经》卷上汉代赵君卿注:“圆径一而周三。”

  [37]“世纪末”:原指十九世纪末叶。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走向帝国主义阶段,在社会生活和文化思想等方面呈现颓废现象,在此时期出现的具有这种倾向的文学作品,被称为“世纪末”文学。

  [38]王尔德(1856─1900):英国唯美派作家。著有剧本《莎乐美》《温德米夫人的扇子》等。

  [39]波特莱尔(1821─1867):法国颓废派诗人。著有诗集《恶之华》等。

  [40]“沉自己的船”:是《浅草》第一卷第三期(一九二三年十二月)所载高世华短篇小说的题目。小说写水手们因不堪船上北洋政府士兵的凶暴,把船撞沉,同归于尽。这里所说绝处求生,是指小说结尾沉船时,水手们唱着歌:“不若就地齐下灰(水)……齐向死里去求活……”

  [41]“春非我春,秋非我秋”:语见《汉书·礼乐志》中《郊祀歌》之九:“日出入安穷,时世不与人同;故春非我春,夏非我夏,秋非我秋,冬非我冬。”

  [42]莎子:原名韩德章,天津人。这里说的托辞小草,是指他在《沉钟》周刊第九期(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发表的短篇小说《白头翁底故事》,写一种名叫白头翁的小草,开花后经风雨摧残,花冠雕零,只留下白色绒毛,自以为还是青春少年,却被同伴们讥为“白发老人”,因而感到悲伤。按沉钟社中有一些四川作家,但冯至和莎子都不是。

  [43]陈炜谟(1903─1955):四川泸县人,小说家。《炉边》是他的短篇小说集,收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六年间所作小说七篇,卷首有Proem(英语,序言或小引的意思)一篇。一九二七年北新书局出版。

  [44]这是德国剧作家霍普特曼的剧本《沉钟》里面的故事。

  [45]冯文炳(1901─1967):笔名废名,湖北黄梅人,小说家。《竹林的故事》是他的短篇小说集,收作品十四篇,一九二五年十月新潮社出版;他在《自序》中说:“我开始做小说,在一九二二年秋天……都可以说是现在的产物,我愿读者从他们当中理出我的哀愁。”

  [46]冯沅君(1900─1974):河南唐河人,小说家、文学史家。《卷葹》,《乌合丛书》之一,一九二七年一月北新书局出版。书中所收小说四篇,都先在《创造周报》和《创造》季刊发表过。

  [47]陆侃如(1903─1979):江苏海门人,文学史家。冯沅君的丈夫,曾与冯沅君合著《中国诗史》。

  [48]《春痕》:中篇小说,冯沅君著。内容是“假定为一女子寄给她的情人的五十封信”,一九二八年十月北新书局出版。

  [49]彼兑菲(1823─1849):通译裴多菲,匈牙利诗人。著有《民族之歌》《勇敢的约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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