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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1)


  一

  凡是关心现代中国文学的人,谁都知道《新青年》是提倡“文学改良”,后来更进一步而号召“文学革命”的发难者。但当一九一五年九月中在上海开始出版的时候,却全部是文言的。苏曼殊的创作小说,陈嘏和刘半农的翻译小说,都是文言。到第二年,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发表了,作品也只有胡适的诗文和小说是白话。后来白话作者逐渐多了起来,但又因为《新青年》其实是一个论议的刊物,所以创作并不怎样著重,比较旺盛的只有白话诗;至于戏曲和小说,也依然大抵是翻译。

  在这里发表了创作的短篇小说的,是鲁迅。从一九一八年五月起,《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陆续的出现了,算是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又因那时的认为“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然而这激动,却是向来怠慢了绍介欧洲大陆文学的缘故。一八三四年顷,俄国的果戈理(N.Gogol)就已经写了《狂人日记》;一八八三年顷,尼采(Fr.Nietzsche)也早借了苏鲁支(Zarathus-tra)的嘴,说过“你们已经走了从虫豸到人的路,在你们里面还有许多份是虫豸。你们做过猴子,到了现在,人还尤其猴子,无论比那一个猴子”的。而且《药》的收束,也分明的留着安特莱夫(L.Andreev)式的阴冷。但后起的《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却比果戈理的忧愤深广,也不如尼采的超人的渺茫。此后虽然脱离了外国作家的影响,技巧稍为圆熟,刻划也稍加深切,如《肥皂》,《离婚》等,但一面也减少了热情,不为读者们所注意了。

  从《新青年》上,此外也没有养成什么小说的作家。较多的倒是在《新潮》上。从一九一九年一月创刊,到次年主干者们出洋留学而消灭的两个年中,小说作者就有汪敬熙,罗家伦,杨振声,俞平伯,欧阳予倩和叶绍钧。自然,技术是幼稚的,往往留存着旧小说上的写法和语调;而且平铺直叙,一泻无余;或者过于巧合,在一刹时中,在一个人上,会聚集了一切难堪的不幸。然而又有一种共同前进的趋向,是这时的作者们,没有一个以为小说是脱俗的文学,除了为艺术之外,一无所为的。他们每作一篇,都是“有所为”而发,是在用改革社会的器械,──虽然也没有设定终极的目标。

  俞平伯的《花匠》以为人们应该屏绝矫揉造作,任其自然,罗家伦之作则在诉说婚姻不自由的苦痛,虽然稍嫌浅露,但正是当时许多智识青年们的公意;输入易卜生(H.Ib-sen)的《娜拉》和《群鬼》的机运,这时候也恰恰成熟了,不过还没有想到《人民之敌》和《社会柱石》。杨振声是极要描写民间疾苦的;泛敬熙并且装着笑容,揭露了好学生的秘密和苦人的灾难。但究竟因为是上层的智识者,所以笔墨总不免伸缩于描写身边琐事和小民生活之间。后来,欧阳予倩致力于剧本去了;叶绍钧却有更远大的发展。汪敬熙又在《现代评论》上发表创作,至一九二五年,自选了一本《雪夜》,但他好像终于没有自觉,或者忘却了先前的奋斗,以为他自己的作品,是并无“什么批评人生的意义的”了。序中有云──

  “我写这些篇小说的时候,是力求着去忠实的描写我所见的几种人生经验。我只求描写的忠实,不搀入丝毫批评的态度。虽然一个人叙述一件事实之时,他的描写是免不了受他的人生观之影响,但我总是在可能的范围之内,竭力保持一种客观的态度。

  “因为持了这种客观态度的缘故,我这些短篇小说是不会有什么批评人生的意义。我只写出我所见的几种经验给读者看罢了。读者看了这些小说,心中对于这些种经验有什么评论,是我所不问的。”

  杨振声的文笔,却比《渔家》更加生发起来,但恰与先前的战友汪敬熙站成对蹠:他“要忠实于主观”,要用人工来制造理想的人物。而且凭自己的理想还怕不够,又请教过几个朋友,删改了几回,这才完成一本中篇小说《玉君》,那自序道──

  “若有人问玉君是真的,我的回答是没有一个小说家说实话的。说实话的是历史家,说假话的才是小说家。

  历史家用的是记忆力,小说家用的是想像力。历史家取的是科学态度,要忠实于客观;小说家取的是艺术态度,要忠实于主观。一言以蔽之,小说家也如艺术家,想把天然艺术化,就是要以他的理想与意志去补天然之缺陷。”

  他先决定了“想把天然艺术化”,唯一的方法是“说假话”,“说假话的才是小说家”。于是依照了这定律,并且博采众议,将《玉君》创造出来了,然而这是一定的:不过一个傀儡,她的降生也就是死亡。我们此后也不再见这位作家的创作。

  【注释】

  本篇最初印入《〈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中国新文学大系》是从一九一七年新文学运动开始到一九二六年十年间的创作和理论的选集,计分文学建设理论、文学论争、小说(一至三集)、散文(一至二集)、诗歌、戏剧、史料·索引等共十册,赵家璧主编,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发行,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六年间出齐。鲁迅负责编选的《小说二集》,是那一时期在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两个团体以外的作家的作品,于一九三五年一月开始编选,至二月底选讫,五月间又最后删定,七月间出书,共收三十三位作者的小说五十九篇。

  《新青年》:参看本卷第74页注。该刊第二卷第五号(一九一七年一月)发表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第六号又发表了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

  苏曼殊(1884─1918):名玄瑛,字子谷,后为僧,号曼殊,广东中山人,文学家。曾参加南社。著有小说《断鸿零雁记》等。《新青年》第二卷第三、四号(一九一六年十一月、十二月)发表他的小说《碎簪记》。

  陈嘏:当时的一个翻译家。《新青年》自创刊号(一九一五年九月)至第二卷第二号(一九一六年十月)止曾连载他翻译的屠格涅夫的小说《春潮》和《初恋》。

  刘半农:参看本卷第73页注。他所译葡萄牙席尔洼的小说《欧洲花园》发表于《新青年》第二卷第三号(一九一六年十一月)。

  胡适:参看本卷第15页注。当时他是《新青年》杂志的编者之一。他在《新青年》第二卷第六号(一九一七年二月)发表了《白话诗八首》,在第三卷第一号(一九一七年三月)发表过所译莫泊桑的小说《二渔夫》等。

  果戈理:参看本卷第148页注。《狂人日记》,短篇小说,内容描写一个小职员因爱慕上司的女儿而发狂的故事。

  尼采:参看本卷第40页注。这里所引的话见《札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序言》第三节。

  安特莱夫(Л.П.Андреев,1871─1919):俄国作家。作品多描写人生的阴暗面,有悲观主义气息。著有中篇小说《红的笑》等。

  《新潮》综合性月刊,新潮社编,五四新文化运动初期的重要刊物之一。一九一九年一月创刊于北京,不久主要成员傅斯年、罗家伦等赴欧美留学后,该刊一九二二年三月出至第三卷第二号停刊。

  俞平伯:浙江德清人。文学家。他的短篇小说《花匠》发表于《新潮》第一卷第四号(一九一九年四月)。

  罗家伦(1897─1969):浙江绍兴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参加者,后来成为国民党政客。这里指的是他的短篇小说《是爱情还是苦痛?》,发表于《新潮》第一卷第三号(一九一九年三月)。

  易卜生:参看本卷第69页注。他在《娜拉》和《群鬼》中提出了婚姻和家庭的改革问题;在《国民之敌》和《社会柱石》中提出了社会的改革问题。《娜拉》和《国民之敌》曾译载于《新青年》第四卷第六号“易卜生号”(一九一八年六月)。

  杨振声(1890─1956):山东蓬莱人,小说家。曾任北京大学、武昌大学教授。他的短篇小说《渔家》发表于《新潮》第一卷第三号,描写在渔霸剥削和警察勒索下的渔民的悲惨遭遇。

  汪敬熙(1897─1968):浙江杭县人,小说家。曾任广州中山大学教授。这里所说“好学生的秘密”,指短篇小说《一个勤学的学生》,发表于《新潮》第一卷第二号(一九一九年二月);“苦人的灾难”指短篇小说《雪夜》,发表于《新潮》第一卷第一号。后来他在《现代评论》第一卷第二十三、二十四号(一九二五年五月)上发表了短篇小说《瘸子王二的驴》等。他的短篇小说集《雪夜》收作品九篇,一九二五年十月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

  欧阳予倩(1889─1962):湖南浏阳人,戏剧家。《新潮》第一卷第二号曾发表他的短篇小说《断手》。

  叶绍钧:字圣陶,江苏吴县人,作家,文学研究会发起人之一。著有童话集《稻草人》、长篇小说《倪焕之》和短篇小说集《隔膜》《火灾》等。

  《现代评论》:综合性周刊,胡适、陈源、王世杰、徐志摩等人主办的同人杂志。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创刊于北京,一九二七年七月移至上海出版,一九二八年底出至第八卷第二〇九期停刊。这个杂志的主要成员被称为“现代评论派”,他们原依附北洋政府,后来转而投靠国民党政权。

  《玉君》:一九二五年二月出版,现代社发行,《现代丛书》之一。作者在该书《自序》的末尾说:“先谢谢邓叔存先生,为了他的批评,我改了第一遍。再谢谢陈通伯先生,为了他的批评,我改了第二遍。最后再谢谢胡适之先生,为了他的批评,我改了第三遍。”

  按邓叔存即邓以蛰,陈通伯即陈源,胡适之即胡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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