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所谓“大内档案”_鲁迅

谈所谓“大内档案”(1)

　　所谓“大内档案”②这东西，在清朝的内阁里积存了三百多年，在孔庙里塞了十多年，谁也一声不响。自从历史博物馆将这残余卖给纸铺子，纸铺子转卖给罗振玉③，罗振玉转卖给日本人，于是乎大有号咷之声，仿佛国宝已失，国脉随之似的。前几年，我也曾见过几个人的议论，所记得的一个是金梁，登在《东方杂志》④上；还有罗振玉和王国维⑤，随时发感慨。最近的是《北新半月刊》上的《论档案的售出》，蒋彝潜⑥先生做的。

　　我觉得他们的议论都不大确。金梁，本是杭州的驻防旗人，早先主张排汉的，民国以来，便算是遗老了，凡有民国所做的事，他自然都以为很可恶。罗振玉呢，也算是遗老，曾经立誓不见国门，而后来仆仆京津间，痛责后生不好古，而偏将古董卖给外国人的，只要看他的题跋，大抵有“广告”气扑鼻，便知道“于意云何”了。独有王国维已经在水里将遗老生活结束，是老实人；但他的感喟，却往往和罗振玉一鼻孔出气，虽然所出的气，有真假之分。所以他被弄成夹广告的Sandwich⑦，是常有的事，因为他老实到像火腿一般。蒋先生是例外，我看并非遗老，只因为sentimental⑧一点，所以受了罗振玉辈的骗了。你想，他要将这卖给日本人，肯说这不是宝贝的么？

　　那么，这不是好东西么？不好，怎么你也要买，我也要买呢？我想，这是谁也要发的质问。

　　答曰：唯唯，否否。这正如败落大户家里的一堆废纸，说好也行，说无用也行的。因为是废纸，所以无用；因为是败落大户家里的，所以也许夹些好东西。况且这所谓好与不好，也因人的看法而不同，我的寓所近旁的一个垃圾箱，里面都是住户所弃的无用的东西，但我看见早上总有几个背着竹篮的人，从那里面一片一片，一块一块，检了什么东西去了，还有用。更何况现在的时候，皇帝也还尊贵，只要在“大内”里放几天，或者带一个“宫”字，就容易使人另眼相看的，这真是说也不信，虽然在民国。

　　“大内档案”也者，据深通“国朝” ⑨掌故的罗遗老说，是他的“国朝”时堆在内阁里的乱纸，大家主张焚弃，经他力争，这才保留下来的。但到他的“国朝”退位，民国元年我到北京的时候，它们已经被装为八千（？）麻袋，塞在孔庙之中的敬一亭里了，的确满满地埋满了大半亭子。其时孔庙里设了一个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处长是胡玉缙⑩先生。“筹备处”云者，即里面并无“历史博物”的意思。

　　我却在教育部，因此也就和麻袋们发生了一点关系，眼见它们的升沉隐显。可气可笑的事是有的，但多是小玩意；后来看见外面的议论说得天花乱坠起来，也颇想做几句记事，叙出我所目睹的情节。可是胆子小，因为牵涉着的阔人很有几个，没有敢动笔。这是我的“世故”，在中国做人，骂民族，骂国家，骂社会，骂团体，……都可以的，但不可涉及个人，有名有姓。广州的一种期刊上说我只打叭儿狗，不骂军阀。殊不知我正因为骂了叭儿狗，这才有逃出北京的运命。泛骂军阀，谁来管呢？军阀是不看杂志的，就靠叭儿狗嗅，候补叭儿狗吠。阿，说下去又不好了，赶快带住。

　　现在是寓在南方，大约不妨说几句了，这些事情，将来恐怕也未必另外有人说。但我对于有关面子的人物，仍然都不用真姓名，将罗马字来替代。既非欧化，也不是“隐恶扬善”，只不过“远害全身”。这也是我的“世故”，不要以为自己在南方，他们在北方，或者不知所在，就小觑他们。他们是突然会在你眼前阔起来的，真是神奇得很。这时候，恐怕就会死得连自己也莫明其妙了。所以要稳当，最好是不说。但我现在来“折衷”，既非不说，而不尽说，而代以罗马字，——

　　如果这样还不妥，那么，也只好听天由命了。上帝安我魂灵！

　　却说这些麻袋们躺在敬一亭里，就很令历史博物馆筹备处长胡玉缙先生担忧，日夜提防工役们放火。为什么呢？这事谈起来可有些繁复了。弄些所谓“国学”的人大概都知道，胡先生原是南菁书院⑾的高材生，不但深研旧学，并且博识前朝掌故的。他知道清朝武英殿里藏过一副铜活字，后来太监们你也偷，我也偷，偷得“不亦乐乎”，待到王爷们似乎要来查考的时候，就放了一把火。自然，连武英殿也没有了，更何况铜活字的多少。而不幸敬一亭中的麻袋，也仿佛常常减少，工役们不是国学家，所以他将内容的宝贝倒在地上，单拿麻袋去卖钱。胡先生因此想到武英殿失火的故事，深怕麻袋缺得多了之后，敬一亭也照例烧起来；就到教育部去商议一个迁移，或整理，或销毁的办法。

　　专管这一类事情的是社会教育司，然而司长是夏曾佑⑿先生。弄些什么“国学”的人大概也都知道的，我们不必看他另外的论文，只要看他所编的两本《中国历史教科书》，就知道他看中国人有怎地清楚。他是知道中国的一切事万不可“办”的；即如档案罢，任其自然，烂掉，霉掉，蛀掉，偷掉，甚而至于烧掉，倒是天下太平；倘一加人为，一“办”，那就舆论沸腾，不可开交了。结果是办事的人成为众矢之的，谣言和谗谤，百口也分不清。所以他的主张是“这个东西万万动不得”。

　　这两位熟于掌故的“要办”和“不办”的老先生，从此都知道各人的意思，说说笑笑，……但竟拖延下去了。于是麻袋们又安稳地躺了十来年。

　　这回是F先生⒀来做教育总长了，他是藏书和“考古”的名人。我想，他一定听到了什么谣言，以为麻袋里定有好的宋版书——“海内孤本”。这一类谣言是常有的，我早先还听得人说，其中且有什么妃的绣鞋和什么王的头骨哩。有一天，他就发一个命令，教我和G主事 ⒁试看麻袋。即日搬了二十个到西花厅，我们俩在尘埃中看宝贝，大抵是贺表，黄绫封，要说好是也可以说好的，但太多了，倒觉得不希奇。还有奏章，小刑名案子居多，文字是半满半汉，只有几个是也特别的，但满眼都是了，也觉得讨厌。殿试⒂卷是一本也没有；另有几箱，原在教育部，不过都是二三甲的卷子，听说名次高一点的在清朝便已被人偷去了，何况乎状元。至于宋版书呢，有是有的，或则破烂的半本，或是撕破的几张。也有清初的黄榜，也有实录 ⒃的稿本。朝鲜的贺正表，我记得也发见过一张。

　　【注释】

　　①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八日《语丝》周刊第四卷第七期。

　　②“大内档案”：指清朝存放于内阁大库内的诏令、奏章、朱谕、则例、外国的表章、历科殿试的卷子以及其他文件。内容庞杂，是有关清朝历史的原始资料。

　　③罗振玉：参看本卷第389页注⑦。辛亥革命以后，他曾在文章中咒骂武昌起义为“盗起湖北”，又自称“不忍见国门”；但他后来寓居天津，仍往来京津，常到故宫“朝见”废帝溥仪，并与一般遗老和日本帝国主义分子进行复辟的阴谋活动。一九二二年春，历史博物馆将大内档案残余卖给北京同懋增纸店，售价四千元；其后又由罗振玉以一万二千元买得。一九二七年九月，罗振玉又将它卖给日本人松崎。

　　④金梁：字息侯，驻防杭州的汉军旗人。清光绪进士，曾任京师大学堂提调、奉天新民府知府。民国后是坚持复辟的顽固分子。这里是指他在《东方杂志》第二十卷第四号（一九二三年二月二十五日）发表的《内阁大库档案访求记》一文。《东方杂志》，综合性刊物，商务印书馆出版，一九〇四年三月在上海创刊，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停刊，共出四十四卷。

　　⑤王国维（1877—1927）：字静安，号观堂，浙江海宁人，近代学者。著有《宋元戏曲史》、《观堂集林》、《人间词话》等。他一生和罗振玉的关系密切，在罗的影响下，受清废帝溥仪的征召，任所谓清宫“南书房行走”；后于一九二七年六月在北京颐和园昆明湖投水自杀。

　　⑥蒋彝潜：事迹不详。他的《论档案的售出》一文，载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一日《北新》半月刊第二卷第一号。

　　⑦Sandwich：英语：夹肉面包片。音译三明治。

　　⑧Sentimental：英语：感伤的。按蒋彝潜的文章中充满“追悼”、“痛哭”、“去了！东渡！——一部清朝全史！”等语句。

　　⑨“国朝”：封建时代臣民称本朝为“国朝”，这里是指清朝。

　　辛亥革命以后，罗振玉在文章中仍称清朝为“国朝”。

　　⑩胡玉缙（1859—1940）：字绥之，江苏吴县人。清末曾任学部员外郎、京师大学堂文科教授。著有《许庼学林》等书。

　　⑾南菁书院：在江苏江阴县城内，清光绪十年（1884）江苏学政黄体芳创立，以经史词章教授学生，主讲者有黄以周、缪荃孙等人。曾刻有《南菁书院丛书》、《南菁讲舍文集》等。

　　⑿夏曾佑（1865—1924）：字穗卿，浙江杭县（今余杭）人。

　　光绪进士。他在清末与谭嗣同、梁启超等提倡新学，参加维新运动。一九一二年五月至一九一五年七月任北洋政府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

　　他所著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从上古起到隋代止，共二卷，商务印书馆出版。后改名为《中国古代史》，列为该馆编印的《大学丛书》之一。

　　⒀F先生：指傅增湘（1872—1949），字沅叔，四川江安人，藏书家。一九一七年十二月至一九一九年五月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

　　著有《藏园群书题记》等书。

　　⒁G主事：不详。

　　⒂殿试：又叫廷试，皇帝主持的考试。殿试分三甲录取，第一甲赐进士及第，录取三名（状元、榜眼、探花），第二甲赐进士出身，第三甲赐同进士出身。

　　⒃实录：封建王朝中某一皇帝统治时期的编年大事记，由当时的史臣奉旨编写。因材料较丰富，常为后来修史的人所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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