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之年代

　　《诗经》为古籍中最纯粹可信之书，绝不发生真伪问题，故但考其年代已足。

　　《孟子》云：“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未述《诗》之起原而惟概指其终局，似论三百篇皆春秋前作品也。今案：各篇年代最古而有征者为《商颂》五篇。《国语》云：“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大师，以《那》为首。”郑司农云：“自考父至孔子，又亡其七篇。”后世说《诗》者或以今《商颂》为考父作，此误读《国语》耳。此五篇乃至十二篇者，殆商代郊祀乐章，春秋时宋国沿用之，故得传于后，犹汉、魏郊祀乐府，至今虽失其调而犹存其文也。其次则《豳风》之《七月》一篇。后世注家谓周公述后稷、公刘之德而作，然羌无实据。玩诗语似应为周人自豳迁岐以前之民间作品；且篇首“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云云，所用为夏正，故亦可推定为夏时代作品（？）。果尔，则三百篇中此为最古，且现存一切文学作品中亦此为最古矣。其最晚者如《秦风》之“我送舅氏，曰至渭阳”，相传为秦襄公送晋文公之诗；如《陈风》之“胡为乎株林，从夏南”，相传为刺陈灵公昵夏姬之诗。果尔，则为春秋中叶作品。然尽人皆可有舅，不必秦襄，夏南为夏姬虽极近似，亦无以证其必然，故《诗》讫何年，实难论定。惟《鲁颂·宫篇》：“周公之孙，庄公之子。”其为鲁僖公时作品更无可疑。则《三百篇》中不乏春秋时作品，盖可推断。然《国风》有《邶》《鄘》《唐》《魏》，皆春秋前旧国，二《雅》有多篇可考定为周厉、宣时事，则假定全书诸篇以西周末东周初——约西纪前九百年至七百年——时人所作为中坚，其间最古之若干篇约距今三千四五百年前，最晚之若干篇约距今二千六七百年前（？），虽不中不甚远矣。

　　然则何故惟彼时代独有诗——或诗独盛耶？其一，社会文化渐臻成熟之后，始能有优美的文艺作品出现。“周监二代，郁郁乎文。”中国社会脱离僿野状态，实自周始。周初犹属启蒙时代，故可传之作品尚少。至东迁前后，人文益进，名作乃渐多。又，诗本为表情之具，周初社会静谧，冲动情感之资料较少，东迁前后，乱离呻吟，不期而全社会强烈之感情被蒸发焉，此或亦多诗之一因也。其二，问者曰：若尔则春秋中叶以后诗宜更多，曷为反少？此问题复可作两种解答。一，文体本逐时代而变迁，此类之诗，盛行已数百年，或春秋中叶以后，渐为社会所厌倦，不复有名作。二，“輶轩采诗”之制度，传记屡言，吾侪应认为事实的存在。三百篇之辑集成书，殆由于此。此事本为周代美政之一，由王室行之。春秋以降，王室式微，斯典乃废。虽有歌什，莫为撷纂，遂至沦逸。《孟子》所谓“王迹熄而《诗》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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