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第四章老学时代

第四章老学时代

　　三国、六朝为道家言猖披时代，实中国数千年学术思想最衰落之时也。申而论之，则三国、六朝者，怀疑主义之时代也，厌世主义之时代也，破坏主义之时代也，隐诡主义之时代也，而亦儒、佛两宗过渡之时代也。

　　东汉儒教之盛如彼，乃不数十年，至魏、晋而其衰落忽如此，何也？推原其故，盖有五端。

　　一由训诂学之反动力也。汉季学者守师说，争门户，所谓“碎义逃难，便辞巧说。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不能通”。（见《汉书·艺文志》）学问之汩没性灵，至是已极。物极必反，矫枉过直。故降及魏、晋，人心厌倦，有提倡虚无者起，则群率而趋之，举一切思想投入怀疑破坏之涡中，殆物理恒情，无足怪者。此其一。

　　一由魏氏之提倡恶俗也。晋泰始元年，傅玄上疏曰：“近者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魏文慕通达，而天下守节。”孟德既有冀州，崇奖跅弛之士，下令再三，至于求“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建安二十二年八月令、十五年春令、十九年十二月令，语意皆同），于是风俗大坏，人心一变。顾亭林所谓“经术之治，节义之防，光武、明、章数世为之而未足；毁方败常之俗，孟德一人变之而有余”，诚哉其知言也！儒术之亡，半坐是故。此其二。

　　一由杀戮过甚人心皇惑也。汉世外戚、宦官之祸，连踵继轨。两汉后妃之家，著闻者四十余氏，大者夷灭，小者放窜，其身家俱全者，不得四五；宦官弄权，杀人如草，一朝为董、袁所袭，亦无孑遗。人人渐觉骨肉之间皆有刀俎。若乃党锢之祸，俊、顾、厨、及，一网以尽；其学节冠一世，位望至三公者，亦皆骈首阙下，若屠猪羊。天下之人，见权势之不可恃也如彼，道德学问之更不可恃也如此，人心旁皇，罔知所适。故一遁而入于虚无荒诞之域，刍狗万物，良非偶然。此其三。

　　一由天下大乱，民苦有生也。汉末自张角、董卓、李傕、郭汜、曹操、袁绍、孙坚、刘备以来，四海鼎沸，原野厌肉，溪谷盈血；继以晋代八王、五胡之乱，中原喋血，一岁数见，学者既无所用，亦困于乱离，无复有余裕以研究纯正切实之学，但觉我生靡乐，天地不仁。厌世之观，自然发生。此其四。

　　以此四因，加以两汉帝王、儒者崇尚谶纬，迷信休咎，所谓阴阳五行之谬说，久入人心。而权势、道德，既两无可凭，民志皇皇，以为殆有司命之者存，吾祈焉、禳焉、炼养焉、服食焉，或庶可免，于是相率而归之。此其五。

　　此五者，殆当时学术堕落之最大原因也。故三国、六朝间，老子之教遍天下，但其中亦有派别焉。

　　一曰玄理派。自魏文提倡旷达，举世化之。前此建安七子，既已以浮靡相尚，后遂为清谈之俗者二三百年。开其宗者，实为何晏、王弼。《晋书·王衍传》称“晏、弼祖述老庄，谓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无也者，开物成务，无往而不存者也”。盖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亦有应于时势，而可以披靡天下者焉。此后如阮籍、嵇康、刘伶、王衍、王戎、乐广、卫玠、阮瞻、郭象、向秀之流，皆以谈玄有大名于时；乃至父兄之劝戒，师友之讲求，莫不以推究老、庄为第一事业（《潘京传》云：“京与乐广谈，广深叹之，谓曰：‘君天才过人，若加以学，必为一代谈宗。’京遂勤学不倦。”又《王僧虔传》引其《戒子书》云“汝未知辅嗣何所道，平叔何所说，而便执麈尾，自称谈士，此最险事”云云）。当时《六经》之中，除《易》理外，尽皆阁束；而诸传中称扬人学问者，皆以“揅精《老》《易》”等语。《老》《易》并称，实当时之普通名词也。范宁谓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于桀、纣；卞壶斥王澄、谢鲲，谓悖礼伤教，中朝倾覆，实由于此，非过言也。平心论之，若著政治史，则王、何等伤风败俗之罪，固无可假借；若著学术思想史，则如王弼之于《老》《易》，郭象、向秀之于《庄》，张湛之于《列》，皆有其所心得之处，成一家言，以视东京末叶咬文嚼字之腐儒，殆或过之焉。老学虽偏激，亦南派一巨子，世界哲学应有之一义，吾虽恶之而不愿为溢恶之言也。但其魔业之影响于群治者，既若彼焉矣。无他，老子既以破坏一切为宗旨，而复以阴险之心术、诡黠之权谋佐之，故老学之毒天下，不在其厌世主义，而在其私利主义。魏、晋崇老，其必至率天下而禽兽，势使然也。此为当时老学正派。

　　二曰丹鼎派。马贵与曰：“道家之术，杂而多端。盖清净一说也，炼养一说也，服食又一说也，经典科教又一说也。俱欲冒以老氏为之宗主，以行其教。”（《文献通考·经籍考》五十二）此实数千年道教流派之大略也。炼养、服食两派，其指归略同，吾概括之，名曰丹鼎派。此派盖导源于秦汉之交，始皇时，侯生、卢生等既倡神仙之说。汉初张良，功成身退，自言从赤松子游。其是否依托，姑弗深考，但留侯必有此等思想，可断言也。汉武迷信封禅，李少君、栾大之徒相与炫惑，于是炼养、服食之说益盛。至汉末魏伯阳著《参同契》，密勿传授，其焰益播（后蜀彭晓序《参同契》云，谓伯阳先示青州徐从事，徐乃隐名而注之，复以授同郡淳于叔通，遂行于世）。至晋葛洪而集其大成。洪著《抱朴子》内、外编各四卷，《神仙传》十卷，《隐逸传》十卷，其他杂著一百余卷。其言曰：“道者儒之本也，儒者道之末也。”更有所谓《丹经》者，发明服食之诀，其言诡诞，不可穷诘。而后世神仙家之思想，实宗此。此派之说，其在前者，文成、五利之徒，实依托以诳人主而取富贵，固不足道；至如魏、葛辈，所志或不在是。盖怀抱厌世思想，而又不悟解脱真理，知有躯壳，不知有灵魂，徒欲长生久视，游戏尘寰，是野蛮时代宗教思想必有之现象，无足怪者（印度婆罗门外道，每欲速灭其躯壳，以享涅槃之乐；中国神仙家言，每欲长保其躯壳，以享飞升之乐。虽其见地之深浅不同，要之为躯壳所迷缚一也。古埃及人用木乃伊术保全尸体，是由重视躯壳所致也；耶教号称重魂，而其言末日审判，死者皆从冢中复生，其为躯壳所迷亦至矣。宗教进化之第一级，莫不如是。神仙家言，又何责焉）。此为当时老学第一别派。

　　三曰符箓派。箓符之视丹鼎，风益下矣。丹鼎派起于汉初，符箓派起于汉末。顺、桓间，宫崇、襄楷始以《于吉神书》上于朝，后张角用其术以乱天下（《后汉书·襄楷传》云：“楷上书言，臣前上琅琊，宫崇所受《于吉神书》，不合明听。”又云：“初，琅琊宫崇诣阙，上其师于吉于曲池泉水上所得神书百七十卷，号《太平清令书》。其言阴阳五行为家，而多巫觋杂语。有司奏崇所上妖妄不经，乃收藏之。后张角颇有其书焉。”云云。是张角之术所自本也。按：《于吉神书》，即道家所谓《太平经》者，宋中兴，史志始著录，马端临《经籍考》亦存其目。于吉后为孙策所杀，顺帝时距孙策据江东，已七十余年矣）。同时张道陵亦托此术，密相传授，延至后世，仰为真人，奉为天师（按：《三国志》裴《注》云：“张陵，汉顺帝时人。入蜀居鹤鸣山中造符书，为人治病。陵子衡，衡子鲁，以其法相授，自号师君，其众曰鬼卒，曰祭酒，曰理头。朝廷不能讨，就拜鲁为汉宁太守。”此张陵始末见于传记者也。后寇谦之自言尝遇老子，命继道陵为天师，于是六朝以来，天师之号起。《通考》载唐天宝六载，以后汉天师子孙嗣真教，册赠天师为太师。宋太宗祥符九年，赐信州道士张正随号真静先生，自是凡嗣世者皆赐号。元至元十三年，赐张宗演灵应冲和真人之号，给三品银印。其后屡有加号，晋秩至一品，明太祖时改为二品，沿袭以至于今，几与孔氏之衍圣公、耶氏之教皇等矣，岂不异哉）。自是南北朝士大夫，习五斗米道（即张陵教派之名）者，史不绝书，而寇谦之最显于北（《魏书·释老志》云“寇谦之自言遇仙人成公兴授以大法，又遇太上老君，命之继天师张陵之后，处师位，赐以《云中音诵新科之诫》二十卷”云云。太上老君及天师等名称，实始于此。其后崔浩师事之，受其法术，言之于元魏世祖，乃遣使奉玉帛牲牢迎致焉。于是崇奉天师，显扬新法，宣布天下道业大行。每帝即位必受符箓，以为故事云云），陶弘景最显于南（《梁书》言陶弘景好阴阳五行风角星算，修辟谷导引之法，受道经符箓。武帝素与之游，及禅代之际，弘景取图谶之文献之，思谊益厚。及即位，犹自上章。朝士受道者众，三吴及边海之际，信之逾甚。陈武世国吴兴，故亦奉焉）。盖六艺、九流一切扫地，而此派独滔滔披靡天下矣。窃尝论之，其时佛教已入震旦，妖妄者流，窃其象教密宗最粗浅之说，以欺惑愚众。故其所言天地沦坏劫数终尽，略与佛经同；又言天尊之体，常年不灭，往往开劫度人（彼中言天尊开劫，已非一度，有延康、赤明、龙汉、开皇等年号，其间相去四十一亿万载云云，皆窃佛氏过去七佛之说，成、住、坏、空四劫之论也），皆损益四《阿含》《俱舍论》等所说，剽窃之迹，显然可见，而复取两汉儒者阴阳五行之迷信以缘附之。故吾谓此时为儒、佛过渡时代，此派实其最著者也。此为当时老学第二别派。

　　四曰占验派。自西京儒者翼奉、眭孟、刘向、匡衡、龚胜之徒，既已盛说五行，夸言谶纬；及光武好之，其流愈鬯。东京儒者，张衡、郎最称名家，襄楷、蔡邕、扬厚等亦班班焉。于是所谓风角、遁甲、七政、元气、六日七分、逢占、日者、挺专、须臾、孤虚、云气诸术（诸术名义解，俱见《后汉书·方术列传》注，恕不具引），盛行于时。《后汉书·方术列传》所载者三十三人，皆此类也。然其术至三国而大显，始俨然有势力于社会。若费长房、于吉、管辂、左慈辈，其尤著者也。其后郭璞著《葬书》（此书《四库》著录，或言依托璞名），注《青囊》（此书今佚），为后世堪舆家之祖。而嵇康亦有《难宅无吉凶论》，则其时风水说之盛行可知。《隋·志》著录《珞琭子》一书（六朝人撰），言禄命者，以为本经，而临孝恭有《禄命书》，陶弘景有《三命抄》，实后世算命家之祖。卫元嵩著《元包》，庾季才著《灵台秘苑》（皆北周人），为后世言卜筮者之大成。陶弘景著《相经》，为后世言相法者之祖。凡千年以来，诬罔怪诞之说，汩溺人心者，皆以彼时确然成一科学。虽谓为魏、晋、六朝间，为陷溺社会之罪恶府可也。此为当时老学第三别派。

　　要而论之，当时实道家言独占之时代也。其文学亦彪炳可观，而发挥厌世精神亦最盛。所谓“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等语，其代表也。此皆老子“刍狗万物”、杨朱“奚遑死后”之意也。虽我国二千年文学，大率皆此等音响，而魏、晋、六朝，为尤甚焉。曾无雄奇进取之气，惟余靡靡颓惰之音，老、杨之毒焰使然也。

　　其时治经学者，虽有若王肃、杜预、虞翻、刘焯、刘炫、徐遵明之流，然曾不能于东京学风外有所建树，徒咬文嚼字，破碎逾甚。《北史·儒林传》谓“南学简约，得其精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两派之概象虽不同，要其于数千年儒学史，无甚关系一也。虽谓其时为儒学最销沉之时代可也。

　　佛学虽自汉明以后已入中国，苻秦崇法，广事翻译，宗风渐衍，然谓之为佛学萌芽时代则可，竟谓之为佛学时代则不可。盖当时之治佛学者，徒诵读经文，皈依仪式，而于诸乘理法曾无所心得也。

　　老学之毒，虽不止魏、晋、六朝，即自唐以后至今日，其风犹未息；虽然，远不如彼时之盛矣，其派别之多，亦远有所逊。故划分数千年学术思想史，而名彼时为老学时代，殆无以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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