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第三章儒学统一时代(3)

第三章儒学统一时代(3)

　　第三节其派别

　　竞争之例，与天演相终始。外竞即绝，内竞斯起；于群治有然，于学术亦有然。《韩非子·显学篇》谓孔子卒后，儒分为八。顾汉代儒学虽极盛，而所谓八儒者，则渺不可睹。其条叶跗萼，千差万别，又迥非初开宗时之情状矣。今欲言汉儒之差别，请先言汉以前之派别。

　　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

　　表例说明：

　　一其流派不光大者不列。

　　一列子游于孟子派者，孟子言大同，而大同之说本于《礼运》，《礼运》为子游所传。《荀子·非十二子篇》'攻思、孟条'下又云：“以为仲尼、子游，为兹厚于后世。”故知孟子之学出于子游也。

　　一列仲弓于荀卿派者，《非十二子篇》以仲尼、子弓并称。《论语》言：“雍也可使南面。”正荀子君权之学统所自出也。

　　孔子之学，本有微言、大义两派。微言亦谓之大同，大义亦谓之小康；大同亦谓之太平，小康亦谓之拔乱，谓之升平。拔乱、升平、太平，《春秋》谓之“三世”。三世之中，复各含三世，如太平之拔乱，太平之升平，太平之太平等是也。大义之学，荀卿传之；微言之学，孟子传之。至微言中最上乘，所谓太平之太平者，或颜氏之子，其庶几乎？而惜其遗绪之湮没而不见也。庄生本南派巨子，而复北学于中国，含英咀华，所得独深，殆绍颜氏不传之统者哉！然其嗣续固不可以专属于孔氏。然则孔学在战国，则固已仅余孟、荀两家，最为光大。而二派者，孔子之时便已参商，迨及末流，截然相反。孟子治《春秋》，荀子治《礼》（《春秋》，孔子所自作，明改制致太平之意者也；《礼》，孔子所雅言，为寻常人说法者也）；孟子道性善，荀子言性恶（两义皆孔子所有。言大同者必言性善，太平世当人人平等也；言小康者必言性恶，拔乱世当以贤治不肖也。故言性善者必言扩充，近于自由主义；言性恶者必言克治，近于专制主义）；孟子称尧舜，荀子法后王（尧舜者，大同之代表也，《礼运》所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等是也；后王者，禹、汤、文、武、成王、周公，小康之代表也，《礼运》所谓“三代之英”、所谓“六君子”也，所谓“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礼义以为纪”等是也）。此其大端也。若其小节，更仆难终。孟子既没，公孙丑、万章之徒不克负荷，其道无传。荀子身虽不见用，而其弟子韩非、李斯等大显于秦，秦人之政，一宗非、斯。汉世《六经》家法，强半为荀子所传（见汪容甫《述学》），而传经诸老师，又多故秦博士，故自汉以后，名虽为昌明孔学，实则所传者，仅荀学一支派而已。此真孔学之大不幸也（汉代学术在荀派以外者，惟《公羊春秋》耳）。

　　汉儒流派繁多，综其大别，可分两种：

　　一、说经之儒。二、著书之儒。

　　一、说经之儒。在昔书籍之流布不易，故欲学者皆凭口说，非师师相传，其学无由，故家法最重焉。今请将各经传授本师，列表如下：

　　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

　　表例说明：

　　一凡传授不断者，以“——”为识；传授不明者，以“------”为识。

　　二所表传授人，只据故书，其真伪非著者之责任。

　　三每经于汉初第一本师，下施“·”为识；立于学官者，下施“▲”为识。

　　由此观之，《鲁诗》《毛诗》《榖梁春秋》《左氏春秋》，皆出自荀卿，传有明文；而伏生、辕固生、张苍，皆故秦博士；《礼经》传授，高堂生之前，虽不可考，然荀卿一书，皆崇礼由礼之言，两戴《记》又多采荀卿文字，则其必传自荀门，可以推见。若是乎两汉经术，其为荀学者十而七八，昭昭然也。

　　论两汉经学学派，最当注意者，今古文之争是也。今文传自西汉之初，所谓“十四博士列于学官者”是也；古文兴于西汉之末，新莽篡国、刘歆校书时所晚出者也。今文虽不足以尽孔学，然犹不失为孔学一支流，古文则经乱贼伪师之改窜附托，其与孔子之意背而驰者，往往然矣。古文虽不盛于汉代，然汉末、魏、晋间，马融、郑玄、王肃之徒大扬其波；逾六朝以及初唐，泐定《五经正义》，皆为古文学独占时代。盖自是而儒者所传习，不惟非孔学之旧，抑又非荀学之旧矣。今将汉代所立于学官者，列其今古文之派为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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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而论之，两汉经师可分四种：其一口说家。专务抱残守缺，传与其人，家法谨严，发明颇少。如田何、丁宽、伏生、欧阳生、申公、辕固生、胡母生、江翁、高堂生等其人也。其二经世家。衍经术以言政治，所谓“以《禹贡》行水，以《洪范》察变，以《春秋》折狱，以《三百五篇》当谏书”。如贾谊、董仲舒、龚胜、萧望之、匡衡、刘向等其人也。其三灾异家。灾异之说何自起乎？孔子小康之义，势不得不以一国之权托诸君主，而又恐君主之权无限，而暴君益乘以为虐也。于是乎思所以制之，乃于《春秋》特著“以元统天、以天统君”之义，而群经亦往往三致意焉。其即位也，誓天而治；其崩薨也，称天而谥。是盖孔子所殚思焦虑，计无复之，而不得已出于此途者也。不然，以孔之子圣智，宁不知日蚀、彗见、地震、星孛、鹢退、石陨等地文之现象，动物之恒情，于人事上、政治上毫无关系也，而龂龂然视之若甚郑重焉者，毋亦以民权既未能兴，则政府之举动措置，既莫或监督之而匡纠之，使非于无形中有所以相慑，则民贼更何忌惮也。孔子盖深察夫据乱时代之人类，其宗教迷信之念甚强也，故利用之而申警之。若曰：某某者天神震怒之象也，某某者地祇怨恫之征也，其必由人主之失德使然也。是不可不恐惧，是不可不修省。夫人主者，无论何人，无论何时，夫安能无失德？则虽灾变日起，而无不可以附会。但使稍自爱者，能恐惧一二，修省一二，则生民之祸，其亦可以稍弭。此孔子言灾异之微意也。虽其术虚渺迂远，断不足以收匡正之实效，然用心盖良苦矣。江都最知此义，故其《对天人策》，三致意焉。汉初，大儒之言灾异，大率宗此旨也。及于末流，浸乖本谊，牵合附会，自惑惑人。如《书》则有《洪范五行》，《礼》则有《明堂阴阳》，《易》则京房之象数灾异，《诗》则翼奉之五际六情（齐诗派）。至于《春秋》，又益甚焉；驯至谶纬之学，支离诞妄，不可穷诘，骎骎竞起，以夺孔席，则两汉学者之罪也。其四训诂家。汉初大师之传经也，循其大体玩经文（见《汉书·艺文志》），不为章句训故，举大义而已（见《汉书·儒林传》），故读一经通一经之义，明一义得一义之用。自莽、歆以后，提倡校勘诂释之学，逮东都之末，则贾、马、许、郑，益覃心于笺注，以破碎繁难相夸尚，于是学风又一变。近启有唐陆（德明）、孔（颖达）之渊源，远导近今段（玉裁）、王（引之）之嚆矢，买椟还珠，去圣愈远。盖两汉经学，虽称极盛，而一乱于灾异，再乱于训诂。灾异乱其义，训诂乱其言，至是益非孔学之旧，而斯道亦稍陵夷衰微矣。

　　二、著书之儒。今所传汉代著述，除经注词赋外，其稍成一家言者，有若陆贾之《新语》，贾谊之《新书》，董仲舒之《春秋繁露》，司马迁之《史记》，淮南王安之《淮南子》，桓宽之《盐铁论》，刘向之《说苑》《新序》，扬雄之《法言》《太玄》，王充之《论衡》，王符之《潜夫论》，仲长统之《昌言》，许慎之《说文解字》等，四百年中，寥寥数子而已。而《说文》不过字书，于学术思想全无关系。《盐铁论》专纪一议案，亦非可以列于作者之林。《新语》真赝未定，《新书》割缀所成，未足以概作者之学识。要之，汉家一代著述，除《淮南子》外，皆儒家言也。而其有一论之价值者，惟董仲舒、司马迁、刘向、扬雄、王充、王符、仲长统七人而已。江都《繁露》，虽以说经为主，然其究天人相与之故，衍微言大义之传，实可为西汉学统之代表。《史记》千古之绝作也，不徒为我国开历史之先声而已，其寄意深远，其托义皆有所独见，而不徇于流俗。本纪之托始尧舜（五帝）也，世家之托始泰伯也，列传之托始伯夷也，皆贵其让国让天下，以诛夫民贼之视国土为一姓产业者也；陈涉而列诸世家也，项羽而列诸本纪也，尊革命之首功，不以成败论人也；孔子而列诸世家也，仲尼弟子而为列传也，尊教统也；《孟荀列传》而包含余子也，著两大师以明群学末流之离合也；老子、韩非同传，明道、法二家之关系也；游侠有传，刺客有传，厉尚武之精神也；龟策有传，日者有传，破宗教之迷信也；货殖有传，明生计学之切于人道也。故太史公诚汉代独一无二之大儒矣。彼其家学渊源，既已深邃（《太史公自序》称其父谈“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生于天下之中央，而足迹遍海内（《自序》云：“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于是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盖今日版图，除两广、贵州、福建、甘肃五省外，史公足迹皆遍矣），其于孔子之学，独得力于《春秋》（《自序》称“吾闻诸董生曰”云云，盖史公于董子，必有渊源矣。《公羊传》屡引“子司马子曰”云云，吾友仁和夏曾佑，以为必史公也），而南派、北东派、北西派之精华，皆能咀嚼而融化之。又世在史官，承胚胎时代种种旧思想，磅礴郁积，以入于一百三十篇之中，虽谓史公为上古学术思想之集大成可也。刘中垒粹然醇儒，然为当时阴阳五行说所困，不能自拔。《说苑》陈义至浅，殆无足云。扬子云新莽大夫，曲学阿世，著《太玄》以拟《易》，著《法言》以拟《论语》，是足以代表当时学者乏创作力，而惟存模拟性也。王仲任颇思为穷理察变之学，然学识不足以副之，摭其小而遗其大。吾友余杭章炳麟，以比希腊之烦琐哲学，斯为近矣。节信（王符）、公理（仲长统）虽文辞斐然，然止于政论，指摘当时末流之弊而已，于数千年学术思想界中，不足以占一席。若是乎两汉之以著述鸣者，惟江都、龙门二子独有心得，为学界放一线光明而已。嗟乎！斯道之衰，一何至是。君子观于此而益叹言论自由、思想自由之不可以已如是其甚也！

　　其于说经著书之外，足以觇当时文明之迹者，则词赋为最优。而枚乘、司马相如、扬雄、班固等，其代表人也。而唐都、洛下闳之历数，张仲景之医方（著《伤寒论》），张衡之技巧（制地动仪），亦有足多者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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