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第二章全盛时代(6)

第二章全盛时代(6)

　　二、先秦学派之所短。

　　不知己之所长，则无以增长光大之；不知己之所短，则无以采择补正之。语其长，则爱国之言也；语其短，则救时之言也。今请举中国之缺点。

　　一曰论理（Logic）思想之缺乏也。凡在学界，有学必有问，有思必有辩。论理者，讲学家之剑胄也。故印度有因明之教（因明学者，印度五明之一也。其法为因、宗、喻三段，一如希腊之三句法），而希腊自芝诺芬尼、梭格拉底，屡用辩证法，至亚里士多德，而论理学蔚为一科矣。以此之故，其持论常圆满周到，首尾相赴，而真理愈析而愈明。中国虽有邓析、惠施、公孙龙等名家之言，然不过播弄诡辩，非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而其后亦无继者（当时坚白马等名学之词句，诸子所通称道也。如墨子《大取》《小取》等篇最著矣，即《孟》《荀》《庄》《韩》书中，亦往往援为论柄。但其学终不成一科耳）。以故当时学者，著想非不邃奥，论事非不宏廓，但其周到精微，则远不逮希、印二土[试举一二为例。《孟子》云：“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 夫为我何故与无君同物，兼爱何故与无父同物，一以论理法反诘之，必立穷矣。孟子言“性善”，谓“辞让之心，人皆有之”；荀子言“性恶”，谓“人之性好利，顺是则争夺生而辞让亡”。其论法同一，而根据与结断皆相反，终相持而不能决，皆由无论理以范围之，不能于对待求真理也。《墨子·天志篇》云“然则天亦何欲何恶？天欲义而恶不义。（中略）然则何以知欲义而恶不义？曰天下有义则生，无义则死。（中略）然则天欲其生而恶其死。（中略）此我所以知天欲义而恶不义也”云云。语中叠用数“然则”字，望之极似循环论法，然究其极际，则天何以欲其生恶其死之理据，《墨子》不能言也。是其前论之基础，胥不立矣。中国古书之说理，类此者什九，不能遍举也。大抵西人之著述，必先就其主题，立一界说，下一定义，然后循定义以纵说横说。中国则不然，如孔子之言仁言孝，其义亦寥廓而不定，他无论矣]。坐此之故，譬之虽有良将健卒，而无戈矛甲胄以为之借，故以攻不克，以守不牢。道之不能大光，实由于是。推其所以缺乏之由，殆缘当时学者，务以实际应用为鹄，而理论之是非，不暇措意。一也。又中国语言、文字分离，向无文典语典（Language Grammar）之教，因此措辞设句之法，不能分明。二也。又中国学者，常以教人为任，有传授而无驳诘，非如泰西之公其说以待人之赞成与否，故不必定求持论之圆到。三也。此事虽似细故，然实关于学术盛衰之大原。试观泰西古代思想，集成于亚里士多德；近世文明，滥觞于倍根。彼二人皆以论理学鸣者也。后有作者，可以知所务矣。

　　二曰物理实学之缺乏也。凡学术思想之发达，恒与格致科学相乘。远而希腊，近而当代，有明征矣。希腊学派之中坚，为梭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师弟。梭派之学，殚精于人道治理之中，病物理之繁赜高远而置之，其门庭颇与儒、法诸家相类。但自德黎以来，兹学固已大鬯，而额拉吉来图、德谟颉利图诸大师，固已潭思入微，为数千年格致先声。故希腊学界于天道、物理、人治三者，调和均平。其独步古今，良有由也。中国《大学》，虽著格物一目，然有录无书；百家之言虽繁，而及此者盖寡。其间惟《墨子》剖析颇精，但当时传者既微，秦汉以后，益复中绝。惟有阴阳五行之僻论，跋扈于学界，语及物性，则缘附以为辞，怪诞支离，不可穷诘，驯至堪舆、日者诸左道，迄今犹铭刻于全国人脑识之中。此亦数千年学术堕落之一原因也。

　　三曰无抗论别择之风也。希腊哲学之所以极盛，皆由彼此抗辩折衷，进而愈深，引而愈长。譬有甲说之起，必有非甲说随起而与之抗；甲与非甲，辩争不已，时则有调和二者之乙说出焉；乙说既起，旋有非乙；乙、非乙争，又有调和，丙说斯立。此论理学中所谓三断式也。今示其图如下：

　　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

　　希腊学界之进步，全依此式。故自德黎开宗以后，有芝诺芬尼派之甲说，即有额拉吉来图之非甲说与之抗。对抗不已，而有调和派三家之丙说出焉。既有丙说，旋有怀疑派之非丙说踵起，而梭格拉底之丁说出，以集其成。梭圣门下，有什匿克派之戊说，旋有奇黎尼派之非戊说，而柏拉图之己说出，以执其中。己说既行，又有德谟吉来图之非己说，而亚里士多德之庚说，更承其后。如是展转相袭，亘数百年，青出于蓝，冰寒于水，发挥光大，皆此之由。岂惟古代，即近世亦有然矣。《记》称舜之大智，曰“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有两端焉，有中焉，则真理必于是乎在矣。乃先秦学派，非不盛也，百家异论，非不淆也，顾未有堂堂结垒，针锋相对，以激战者，其异同皆无意识之异同也。于群言淆乱之中，起而折衷者更无闻焉（后世儒者动言“群言淆乱衷诸圣”，此谰言也。此乃主奴之见，非所谓折衷也。何以故？彼其所谓“圣”者，孔子也。如老、墨等群言，则孔子之论敌也。孔子立于甲位，群言立于非甲位，然则其能折衷之者必乙也。今乃曰折衷诸甲，有是理耶）。若墨子之于孔子，可谓下宣战书者矣，然其论锋殊未正对也。墨之与杨，盖立于两极端矣，维时调和之者，则有执中之子莫。子莫诚能知学界之情状者哉，惜其论不传。然以优胜劣败之理推之，其不传也，必其说之无足观也（苟有精义，他书必当引及。何以于《孟子》之外，并名氏亦无睹也）。凡为折衷之丙说者，必其见地有以过于甲、非甲两家，然后可以立于丙之地位。而中国殊不然，此学之所以不进也。今勿征诸远而征诸近：欧洲当近世之初，倍根、笛卡儿两派对抗者数百年；日耳曼之康德起而折衷之，而斯学益盛，康德固有以优于倍、笛二贤者也。中国自宋、明以来，程朱、陆王两派对抗者亦数百年，本朝汤斌等起而折衷之，而斯道转熄，汤斌固劣于晦庵、阳明远甚也。此亦古今得失之林矣。推其所由，大率论理思想之缺乏，实尸其咎。吾故曰：后有作者，不可不此之为务也。

　　四曰门户主奴之见太深也。凡依论理、持公心以相辨难者，则辨难愈多，真理愈明，而意见亦必不生。何也？所争者在理之是非，所敌者在说之异同，非与其人为争为敌也。不依论理、不持公心以相辨难，则非惟真理不出，而笔舌将为冤仇之府矣。先秦诸子之论战，实不及希哲之剧烈，而嫉妒褊狭之情，有大为吾历史污点者。以孔子之大圣，甫得政而戮少正卯。问其罪名，则“行伪而坚，言伪而辩，学非而博，顺非而泽”也。夫伪与真，至难定形也，是与非，至难定位也。藉令果伪矣，果非矣，亦不过出其所见，行其所信，纠而正之，斯亦可耳，而何至于杀！其毋乃以三盈三虚之故，变公敌而为私仇；其毋乃滥用强权，而为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之蟊贼耶？梭格拉底被僇于雅典，僇之者群盲也；今少正卯之学术，不知视梭氏何如，而以此见僇于圣人，吾实为我学界耻之。此后如墨子之非儒，则摭其陈、蔡享豚等阴私小节；孟子之距杨、墨则毫无论据，而漫加以无父无君之恶名；荀子之非十二子，动斥人为贱儒，指其无廉耻而嗜饮食。凡此之类，皆绝似村妪谩骂口吻，毫无士君子从容论道之风，岂徒非所以待人，抑亦太不自重矣。无他，不能以理相胜，以论相折，而惟务以气相竞，以权相凌。然则焚坑之祸，岂待秦皇？彀中之入，岂待唐太？吾属稿至此，而不能不有惭于西方诸贤也。未识后之君子，能铲此孽苗否也？

　　五曰崇古保守之念太重也。希腊诸哲之创一论也，皆自思索之，自组织之，自发布之，自承认之，初未尝依傍古人以为重也；皆务发前人所未发，而思以之易天下，未尝教人反古以为美也。中国则孔子大圣，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述而不作，信而好古，非先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法行不敢行，其学派之立脚点，近于保守，无论矣。若夫老、庄，以破坏为教者矣，乃孔子所崇者不过今之古，而老子所崇者乃在古之古。此殆中国人之根性使然哉！夫先秦诸子，其思想本强半自创者也。既自创之，则自认之，是非功过，悉任其责，斯岂非光明磊落者耶？今乃不然，必托诸古。孔子托诸尧、舜，墨翟托诸大禹，老子托诸黄帝，许行托诸神农，自余百家，莫不如是。试一读《汉书·艺文志》，其号称黄帝、容成、岐伯、风后、力牧、伊尹、孔甲、太公所著书者不下百数十种，皆战国时人所依托也。嘻！何苦乃尔。是必其重视古人太过而甘为之奴隶也；否则其持论不敢自信，而欲诿功过于他人也；否则欲狐假虎威以欺饰庸耳俗目也。吾百思不得其解，姑文其言曰：崇古保守之念重而已。吾不敢妄谤前辈，然吾祝我国今后之学界，永绝此等腹蟹目虾之遗习也。

　　六曰师法家数之界太严也。柏柏图，梭氏弟子也，而其学常与梭异同；亚里士多德，柏氏弟子也，而其说常与柏反对。故夫师也者，师其合于理也；时或深恶其人，而理之所在，斯不得不师之矣。敌也者，敌其戾于理也；时或深敬其人，而理之所非，斯亦不得不敌之矣。敬爱莫深于父母，而干父之蛊，《大易》称之，斯岂非人道之极则耶？梭、柏、亚三哲之为师弟，其爱情之笃，闻于古今，而其于学也若此。其所以衣钵相传，为希学之正统者，盖有由也。苟不尔，则非梭之所以望于柏，柏之所以望于亚矣。中国不然，守一先生之说，则兢兢焉不敢出入，不敢增损。稍有异议，近焉者则曰背师，远焉者则曰非圣，行将不容于天下矣。以故孔子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而未闻有一焉能青于蓝而寒于水者。譬诸家人积聚之业，父有千金产以遗诸子。子如克家，资母取赢，而万焉，而巨万焉，斯乃父之志也；今曰吾保守之而已，则群儿分领千金，其数已微，不再传而为窭人矣。吾中国号称守师说者，既不过得其师之一体，而又不敢有所异同增损；更传于其弟子，所遗者又不过一体之一体，夫其学安得不澌灭也！试观二千年来孔教传授之历史，其所以陵夷衰微日甚一日者，非坐此耶？夫一派之衰微，犹小焉耳；举国学者如是，则一国之学术思想界，奄奄无复生气，可不惧耶？可不惧耶！

　　乙与印度学派比较（阙）

　　欲比较印度学派，不可不先别著论，略述印度学术思想之变迁。今兹未能，愿以异日，故此段暂付阙如。

　　著者附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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