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荆公荆公之学术

荆公之学术(1)

　　荆公之学术，内之在知命厉节，外之在经世致用，凡其所以立身行己与夫施于有政者，皆其学也，则亦何必外此以更求公之学术？虽然，亦有可言者焉。

　　二千年来言学者，莫不推本于经术，而所谓经学者，各殊其途。汉之初兴，传经者皆解大义，不为章句，而其大义则皆口口相传，罕著竹帛。以其口口相传故，必有所受，不为臆说，当能得经之本意。以其罕著竹帛故，与闻者寡，而亦无以永其传，自诸大师云亡，而经学盖难言之矣。两京诸生，强半以谶纬、灾异、阴阳、五行之说释经，其果受自孔门与否，盖不可知。即曰有所受也，亦不过诸义中之一义，其不足以尽经术也明矣。其间有若董子《繁露》之说《春秋》，刘中垒《新序》之说《诗》，盖不必尽本于师说，而常以意逆志（用己意去推测作者的意思），籀经中之义蕴而引申发明之，实为经学开一新蹊径。及东汉之末，去古益远，口说益微，贾、马、服、郑诸儒出，始专以章句训诂为教，疏析文句，用力至劬（qú 勤劳），而大义盖有所未遑（及）焉。魏晋六朝以至于唐，士不悦学，而惟以文辞相尚，三五硕学，乃出释尊门下，而儒术无足以张其军者，其间如徐遵明、刘焯、刘炫、陆德明、孔颖达、贾公彦，又为贾、马、服、郑之舆台，虽用力更劬，而所发明者更寡。至于宋而濂、洛、关、闽之学兴，刊落枝叶，鞭辟近里，经学壁垒，又为之一新。顾其所畸重者，在身心性命，而经世致用之道，缺焉弗讲。谓但有得于身心性命，而经世致用之道，举而措之矣。其极也，乃至专标《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跻而尊诸经之上，而汉以来所请六艺者，几于束阁。夫身心性命之不可不讲固也，然此乃孔子所谓众人以上可以语上，而性与天道，非尽人所可得闻者，以此为普通学得乎？且谓经世致用之道，悉包含于身心性命之中，而但有得于身心性命，其他即可不学而能，则六经当更删其什八九，而孔子犹留此以供后人玩物丧志之具，则何为也？是宋儒之学，虽不得不谓为经术之一端，然其不足以尽经术，抑又明矣。明代姚江崛兴，其在宋学范围中，诚自树一帜。语于经术，则其功罪亦适与濂、洛、关、闽相等而已。本朝承宋明末流之敝，反动力作，而复古论昌。胡、阎、江、惠，导其先河；戴、段、二王，树其坚壁。自乾嘉迄今，则诸经皆有新疏，片词单义，必求所出，空言臆说，悬为厉禁，训故名物制度，钩比揅（同“研”）索，刮垢磨光，遂使诸经无不可读之字，无不可解之句，厥功楙矣。然究其实际，又不过与徐、刘、陆、孔之徒，比肩事主，为贾、马、服、郑之臣；即进而上之，能为贾、马、服、郑之诤友，斯峰极矣。一言以蔽之，则治章句之学而神其技者也。由此观之，则二千年来所谓经学者可见矣。由宋迄明，是为别子，虽有所得，无与大宗，而两汉隋唐之绪，发挥光大以极于本朝，其最传之绩，不越章句。夫并章句而未解，更靡论于大义，斯固然矣。然谓既解章句，则治经之业已毕，而此外更无余事，天下有是学术乎？即贾、马、服、郑、徐、刘、陆、孔、惠、戴、段、王诸经师，亦岂敢谓其学即为经学，不过曰吾之为此，将以代世之治经学者省其玩索章句之劳，俾得注全力以从事于讲求大义云尔。讲求大义，实为治经者惟一之目的，玩索章句，不过为达此目的之一手段。误手段以为目的，则终其身无所得于经，人人如此，代代如此，而经学遂成无用之长物矣。夫必明大义然后乃可谓之经学，既无所容难，然则当用何法以求诸经之大义乎？此实最难答之一疑问，而二千年来几许之大儒谦让而不敢从事者，正以此也。夫吾所欲明之大义，亦欲明其确为此经之大义者云也。然必如何而后确为此经之大义乎？是必亲受之于删定诸经之孔子乃可，即不然，亦受诸其徒，更次则受诸其徒之徒，受诸其徒之徒之徒。质而言之，则非有口说，莫知所折衷也。准此以谈，则惟先秦诸儒，可以言经学；次则西汉诸儒，犹可以勉言经学。自兹以往，口说既亡，而经学在势当成绝业，后之儒者，所以不敢于求大义者，凡以此也。然使长此以终古乎？则孔子之删述六经，果留以供后人玩物丧志之用，率天下之人而疲精敝神于章句训诂名物制度之间，而于天下国家一无所裨，何取此扰扰为也！故夫后之儒者，既不得亲受口说于孔子若孔子之徒，毋已，则亦有独抱遗经，以意逆志，而自求其所谓大义而已。所求得之大义，其果为孔子之大义乎？所不敢言也。然但使十义之中，有一义焉合于孔子，则用力已为不虚。就令悉不合焉，而人人遵此道以求之，必将有一合者，又就令无一合者，而举天下以思想自由之故，性灵愈濬（jùn 发掘）而愈深，或能发古人未发之奥，不特为六经注脚，且将为六经羽翼，其为功不更伟耶！吾以为生汉以后而治经学，舍此道末由矣。苟并此道而不取焉，则无异于谓当废经学而不许人以从事已耳。以此道治经者，创于先汉之董江都刘中垒，而光大之者荆公也。

　　荆公执政，自著《三经新义》颁诸学官。三经者《周官》及《诗》《书》也。《周官义》为公所手撰，《诗义》、《书义》则出其子雱及门人之手云。今录其序。

　　《周官义·序》云：

　　士弊于俗学久矣，圣上闵焉，以经术造之，乃集儒臣训释厥旨，将播之学校。而臣某实董《周官》，惟道之在政事，其贵贱有位，其后先有序，其多寡有数，其迟数有时。制而用之存法，推而行之存乎人，其人足以任官，其官足以行法，莫盛乎成周之时；其法可施于后世，其文有见于载籍，莫具乎《周官》之书。盖其因习以宗之，赓续以终之，至于后世无以复加，则岂特文武周公之力哉！犹四时之运阴阳积而成寒暑非一日也，自周之衰，以至于今，历岁千数百矣。太平之遗迹，扫荡几尽，学者所见，无复全经。于是时也，乃欲训（解释）而发之，臣诚不自揆（自我审度省察），然知其难也。以训而发之之为难，则又以知夫立政造事追而复之之为难，然窃观王者立法就功，取成于心，训迪（教诲启迪）在位；有冯有翼（yóu　píng　yóu　yì可作为“道”的辅翼），亹亹（wěi wěi 勤勉不倦的样子）不倦，心服承德之世矣。以所观乎今，考所学乎古，所谓见而知之者，臣诚不自揆，妄以为庶几焉。故遂昧冒自竭，而忘其材之弗及也，谨列其书为二十有二卷，凡十余万言，上之御府，副在有司，以待制诏颁焉。谨序。

　　《书义序》云：

　　熙宁二年，臣某以尚书入侍，遂与政。而子雱实嗣讲事，有旨为之说以献。八年，下其说太学，班焉。惟虞夏商周之遗文，更秦而几亡，遭汉而仅存，赖学士大夫诵说以故不泯，而世主莫或知其可用。天纵皇帝大知，实始操之以验物，考之以决事，又命训其义，兼明天下后世，而臣父子以区区所闻，承乏（谦称任某官职）与荣焉。然言之渊懿，而释以浅陋，命之重大，而承以轻眇，兹荣也，祗所以为愧也欤！谨序。

　　《诗义序》云：

　　《诗》三百十一篇，其义具存，其辞亡者六篇而已。上既使臣雱训其辞，又命臣某等训其义，书成，以赐太学，布之天下。又使臣某为之序，谨拜手稽首言曰：《诗》上通乎道德，下止乎礼义，放其言之文，君子以兴焉，循其道之序，圣人以成焉。然以孔子之门人，赐也商也，有得于一言，则孔子悦而进之。盖其说之难明如此，则自周衰以迄于今，泯泯纷纷，岂不宜哉！伏惟皇帝陛下内德纯茂，则神罔时恫（神灵不须为社稷凶险而担忧哀伤。指行止正义无邪），外行恂达（通达），则四方以无悔。日就月将，学有缉熙于光明，则颂之所形容，盖有不足道也。微言奥义，既自得之，又命承学之臣，训释阙遗，乐与天下共之。顾臣等所闻，如爝火（jué huǒ 小火）焉，岂足以赓日月之余光？姑承明制代匮（匮乏时取以代用）而已。传曰：美成在久。故《棫朴》之作人以寿考为言，盖将有来者焉，追琢其章缵圣志而成之也。臣衰且老矣，尚庶几及见之。谨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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