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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的学术成就(3)


  (考异十九)

  周麟之《孙氏春秋传后序》说:“王安石想要阐释《春秋》并颁行天下,而孙觉的这部《春秋传》已经出来了,一见便有了忌恨之心,自知不能写得比人家还好,于是,诋毁《春秋》经典并废除它,说它是‘断烂朝报’,不把它列为学校的必读书,也不用于科举考试。李绂(穆堂)驳斥这种说法:‘王安石想要阐释《春秋》,尚未著书,他人怎么知道一定不如孙著?见到孙著而心生嫉妒,诋毁他的传也就够了,为什么因为传而诋毁经典呢?诋毁他的传很容易,诋毁经典却很难,舍弃容易做的,去找困难的做,愚蠢的人都不干,难道王安石会去做吗?而且根据邵氏所辑的序文,说孙觉晚年因为儒生们的穿凿附会而心生忧虑,于是为《春秋》作传。那么,孙觉的这个传是在晚年写成的,应该没有问题。王安石死于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死时六十八岁。孙觉在这一年才开始做谏议大夫,而死在绍圣年间(宋哲宗年号,公元1094—1098年),死的时候六十三岁。这说明孙觉比王安石小十几岁。他晚年所著的书,王安石大概没有见过,嫉妒的说法又从何而来呢?周麟之妄造这种卑鄙的谎言,后来的一些人还相信他的说法,这些人的丑陋和周麟之没有什么不同。”又有人说:“断烂朝报这种说法,曾经从知名的前辈那里听说过,说是从《临汝闲书》(作者南宋人李璧)中看来的,大约是在讽刺解读经典的人,而不是诋毁经典本身。王安石的学生陆佃和龚原,都研究《春秋》,陆佃著有《春秋后传》,龚原著有《春秋解》,遇到疑难问题就看做是‘阙文’。王安石笑着说,阙文如此之多,《春秋》成了断烂朝报了。大概是讽刺他们,即使对经典不能完全理解,也不能作为‘阙文’来处理,意思其实是尊重经典而并非诋毁经典。”今天来看孙觉的《春秋传》,不单周麟之有跋,杨时(字中立,世称龟山先生)也有序。杨时说:“熙宁之初(公元1068年),尊崇儒生和儒家经典,启发开导了许多学生,以为《春秋》三传的异同,没有办法考证,在六经中尤其难学,所以不把《春秋》列入学官的教学之中,并非废弃不用它,而学生们因为要急于应付科举考试,于是老师就放弃不讲了。”这种说法与尹和靖的说法恰好相同。杨时平时最喜欢诋毁王安石的学问,他这样说,为什么后来的人不注意,偏偏相信周麟之的说法呢?

  王安石平生的著作,有《临川集》一百卷,后集八十卷,《周官义》二十二卷,《易义》二十卷,《洪范传》一卷(今存集中),《诗经新义》三十卷(今佚),《春秋左氏解》十卷(今佚),《礼记要义》二卷(今佚),《孝经义》一卷(今佚),《论语解》十卷(今佚),《孟子解》十卷(今佚),《老子注》二卷(今佚),《字说》二十四卷(今佚)。

  王安石平生对于书没有不看的,到了老年更加有感情,他在晚年有《与曾子固书》,其中写道:

  (前略)我自诸子百家的书,一直到《难经》、《素问》、《本草》以及各种小说,没有不读的,农夫女工,没有不进行询问的。然后对于治理国家的学问才算懂得了一个大概而没有疑问。大概后来的学者,他们所处的时代,与先王的时代不一样了,如果不这样学习,就不能全面地理解圣人的道理。扬雄虽然说过,他不喜欢非议圣人著作的书,但像墨子、晏子、邹衍、庄子、申不害、韩非等人的书,有哪些他没有读过呢?他是为了获取知识才去读这些书的,读书时又能有所取舍,所以,各种各样的学说都不能使他迷惑。也正因为他没有被别的学说所迷惑,所以能够有所取舍,并用来进一步阐明自己的观点。你看我读了这么多书,就认为我可能被别的学说所迷惑吗?那你太不了解我了。如今迷惑人的,不是佛教,而是那些学者、儒生所沉溺的个人的名利欲望,互相吹捧,不懂得自己约束自己,你以为是不是这样呢?

  王安石晚年更加潜心于哲理的研究,以求得到道的本质,在佛学和老子的学说方面都有心得,但他最根本的一条,还是要对治理国家有所帮助。他有一篇读《老子》的文章说:

  道有根本的道,有具体的道。根本的“道”,是万物赖以生成的元气;而具体的“道”,是由元气的运动、变化而生成的万事万物。根本的“道”出于自然,所以,它不依赖人力而由万物自然生成。而具体的“道”,由于涉及具体的事物,所以,它必须依赖人力才能造成万事万物。对于不依赖人力就可以生成万物的根本的“道”,圣人固然可以不说话,没有作为;至于依赖人力才能造成万事万物的具体的“道”,圣人就不能不说话,也不能无所作为了。所以,昔日高高在上而以造就万物为自己任务的圣人,一定要制定四种措施。这四种措施就是礼、乐、刑、政,这就是万物能够生成的原因。所以,圣人只是致力于怎样造成万物的生长,而不去议论谁生成了万物,大概就是因为万物赖以生成的元气是自然的主宰,不是人力所能干预的。

  可是,老子却不这样看。他认为,凡是涉及具体事物的,都不值得议论,也不值得去做。所以他要去掉礼、乐、刑、政,而只讲一个“道”字。这是因为他不能洞察事理而一味追求高深的过错。根本的“道”既出于自然,又何必去干预它呢?正因为具体的“道”涉及具体的事物,所以才要依靠人来议论它,并且要人们去做啊。《老子》讲:“三十根辐条集中在一个车毂上,中间有个轴孔,车子才能动起来。”车毂和辐条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其原因固然在于车轮中间有个空无的轴孔,但工匠制造车轮的时候,从来没有对轴孔的空无给予过特别的关注。因为,空无的轴孔,是自然形成的,工匠可以不去管它。如今制造车子的人,只管制造车子的车毂和辐条,而从未把精力用在“无”上。不过,车子造好之后,由于车毂和辐条都已具备,这样,轴孔自然就会发挥它的作用了。如果只想着发挥轴孔“无”的作用,却不去制造车毂和辐条,那么,这种造车的办法也太离谱了。

  现在,人们只知道轴孔的“无”对车子起作用,人们的“无为”对天下起作用,却不知道它为什么能起作用。其实,“无”能够对车子有用,正是因为有了车毂和辐条;“无为”能够对天下发挥作用,正因为有了礼、乐、刑、政。如果有人造车子要去掉车毂和辐条,治理天下要废除礼、乐、刑、政,坐在那里等待“无”发挥作用,那就和愚蠢离得不远了。

  今天西方学者谈论哲学,并以此来推动像社会学、国家学这样的学说。他们的理论很多,总的来说,不外乎两种说法:一个是说,宇宙中的一切事物,都是自然生成的,都是由自然规律支配的。反驳他们的人则说,优胜劣败,老天并不发慈悲,或优或劣都是人们自己选择的。根据前面这种说法,就要遵从命运;根据后面这种说法,就要遵从力量。遵从命运而忽视人的力量,就会造成放任自流而社会就不会进步;遵从力量而不了解自然规律,就会过分干涉自然的发展演变,社会也很难进步。明白了人的力量与自然的力量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的相互作用,差不多也就明白了社会发展的道理。王安石的这种观点,大概是有所创见的吧,两千年来学者们谈论老子,没有像王安石这样精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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