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传教育和选举

教育和选举(1)

　　——王安石的政治主张和施政纲领（四）

　　民政、财政、军政，这三个方面差不多已将王安石的新法全部包括在其中了。此外还有一两项，这里作一简单论述。

　　第一，教育

　　教育方面的事务，是王安石平时最重视的，也是他《上仁宗书》谈得最恳切的。等到他执政以后，首先注意到学校。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增加太学的学生。四年（公元1071年），以锡庆院、朝集院作为大学的校舍，把学生调整为三等，初入学的学生为外舍，外舍升入内舍，内舍升入上舍。上舍学生一百人，内舍学生二百人，外舍学生人数不限。后来，内舍学生增加到三百人，外舍学生限制在两千人。这一年，还创办了京东、京西、河东、河北、陕西五路的学校，以陆佃等人为各州的学官。其后，各路州府都创办了学校，学官达到五十三人。著有《文献通考》的马端临说，当时大兴办学校，而教官只有这些人，大概是重视作为教育者的官职，不肯轻授滥设的缘故。

　　有人说，位于意大利博罗尼亚市的博罗尼亚大学，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大学，创办于1088年。殊不知王安石创办的大学要早于它20年。但博罗尼亚大学至今还是意大利的学术中心，有学生10万，王安石的大学却没能坚持下来，这是我们应该认真思考的。历史有太多的偶然性，也有其必然性。

　　《书经》即《尚书》。

　　这所学校所教授的内容，以经学为主，每人专门学习一经。到了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王安石把他撰写的《三经新义》一书发给各位学官，要求在学校里讲授。三经就包括了《周礼》、《诗经》、《书经》。

　　《三经新义》也是当时及后世许多攻击王安石的人的一个借口。据历史记载，苏嘉在太学读书，老师颜复曾经以王莽变法和后周宇文氏变法为题，考这些学生，苏嘉就在文章中极力表示对变法的不赞成。他的文章被老师列为优等，激怒了王安石，把各位学官都赶走了，让李定、常秩同判监事，重新选用学官，不是执政者喜欢的人一概不要。此后就颁发了《三经新义》一书。考察王安石平日言论，总是把一种学术当作端正人心的根本，那么，历史中的记载，应该不是对他的诬蔑。这实在是王安石为政纲领中最丑陋的部分。大约社会要不断进化，确保其思想自由是第一位的。所以，当今之世谈论政治的人，在各个方面都要求整齐划一，把这当作惯例，只有在学术上则完全相反，主张百家争鸣，信仰则尊重每个人自己的选择。真理总是越辩越明，人的心灵，只要疏通就不会枯竭。用强制的手段要求大家信奉一种思想，这只能使思想凋敝。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以来，中国学术史上再也没有光彩照耀的局面，就像王安石这样一个优秀的人，在这方面也重蹈覆辙，真是可悲啊！

　　不过，王安石当时并非在《三经新义》之外，完全排斥其他思想，不过要求大学以此作为教材罢了。既然设立大学，必定要有教育者，而且，教育者必定有他所主张的学说。大学既然作为一个国家学术的生产部门，它的思想一定会在社会上作为主导而存在，这也是势所必然，是不能回避的。就像今日的日本，其帝国大学有两三位老辈学者的学说，颇为一些年轻学者所反对，受到他们的抨击，但全国大多数学者还是要学习他们的学说，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既然如此，这也不能过多地责备王安石了。如果说王安石排斥其他思想，就认为他破坏思想自由的话，那么，他其实并没有禁止其他思想的传播，不过是提倡自己一家的主张罢了。学者有了他所主张的学说，一定想要使其发扬光大并因此而改变世界，这不仅不违背常理，而且是负责任的表现，王安石有什么错呢？如果一个学者没有自己的主张，只是揣摩执政者的喜好，以此来换取高官厚禄，这才是学者在犯罪，而倡导新的学说的人，并没有犯罪。自从元祐（宋哲宗年号，公元1086—1094年）年间将《三经新义》废除以后，南宋时的学者更是不遗余力地进行攻击，从那时开始，数百年来，很多学者都羞于提它。《三经新义》中诗义、书义出自王安石的儿子王雱和学生之手，如今已经不在了。只有《周礼新义》一书为王安石亲自撰写，清朝乾隆年间编修《四库全书》，还从《永乐大典》中找了出来，加以重新编辑，现在还可以见得到。我曾经找来读过，其中精要之处是很多的，实在是为我国经学研究开辟了一条新路，从汉代到今天，没有能够超过他的。这一点我会在二十章专门讨论，这里就不啰唆了。但学者不认真思考，就随声附和、大肆诋毁、排斥抵制王安石的思想，这就是韩愈说过的，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吧？王安石不曾禁止别人学习他之外的学说，倒是反对王安石的人，禁止别人学习王安石的学说。既然如此，那么，束缚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人，是王安石呢，还是王安石的反对者呢？这又是不能不认真考察的。宋哲宗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国子司业黄隐焚烧《三经新义》的书版，禁止学生们诵读他的书。大学的许多学生听说王安石去世了，想要设立灵堂进行祭奠，也遭到禁止。第二年，皇帝下诏禁止科举考试使用王安石的《三经新义》和《字说》。宋钦宗靖康年间（公元1126—1127年），一个叫杨时的人上奏朝廷，竟把王安石的著作斥责为邪说，认为它污染了学者的耳目，请求朝廷追夺他的王爵，使得歪理邪说不再迷惑学者。宋高宗绍兴六年（公元1136年），张浚为宰相，又一次重申禁止王安石学说的传播。由此看来，王安石对诸位贤德的学者怎么样呢？当时，看到杨时诋毁王安石的学说，御史中丞王过当即在朝廷之上弹劾他：

　　五经的意义很精深，因而各家的学说常有不同，这是很难避免的。把自己可以接受的视为正，把自己不能接受的视为邪，这是一种很大的失误和偏颇。前不久有人斥责苏轼的学问为邪说，并加以禁止，如今已经解禁了，允许采用他的长处，这实在是一种通达的见解。祭酒杨时矫枉太过，又来诋毁王安石的学说，把它视为邪说，这也是不对的。学生们习惯了引用王安石的学说，现在杨时提出要禁毁王安石的书，不允许学生们阅读，他们便聚集起来去找他理论。杨时竟闭门不敢出来，不得已，学生们才散去。这也足以证明杨时的做法是不能服众的。

　　这番话可以说是确切的论点。杨时是什么人呢？他是程颐的学生，曾依附于蔡京，谋求个一官半职，学者都尊称他为“龟山先生”，他在孔庙中享受“从祀”的规格，至今没有被废止。而这些儒家之所以尊敬他，大概是因为他在排斥王安石学说的时候贡献最大。当时程颐的学生们，自以为他们的学说是孔子的正统，凡是和自己不同的，都加以排斥。他们著书讲学，排斥别人的学说以宣扬自己的学说，这固然是学者的本分，应该这样做的，但是，为什么要借助皇帝的力量来封天下人的口呢？宋代的党争，在此之前不过是政见的不同罢了。等到程颐的门徒得了势，开始是禁锢苏氏的蜀学，不久又提出禁锢王学，从此以后，学界的党争也日益激烈起来，而政界更加水火不相容。以至到了宋朝末年，追究起是谁造成的这种祸端，正派的人不能不对杨时这些人表示深恶痛绝。此后，庆元年间（宋宁宗年号，公元1195—1200年），韩侂胄和胡纮指斥朱熹的道学为伪学，并将朱熹一派及其同情者定为“逆党”，史称庆元党禁，读史的人都很反感这种现象。韩侂胄的禁伪学确实做得不对，然而，是否想过那始作俑者是谁吗？韩侂胄的做法，不过是请君入瓮而已。我对于程朱理学，虽然不是我所愿意学的，但我仍然敬仰它，怎么敢狂妄地诋毁它呢？然而对于诸位君子的妄自尊大，排斥异己，非但不敢附和，而且认为，中国最近这数百年来学术的不发达，就是由于程朱这些人极力束缚人们的思想自由造成的，他们是逃避不了这个责任的。本来没必要谈到他们，因为说到王安石的经义，才涉及此事。

　　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又建武学堂于武成王庙，选择文官、武官中懂得军事的担任教授，讲解各家的兵法，编撰历代用兵成败的经验教训，以及前世忠义之士的气节操守，对足以成为典范的进行讲解，学生的名额限制在一百人。

　　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又在大学设置律学教授四人，凡是在职的官员和学生，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入学。同年，皇帝又下诏要求各科进士和被选入官的官员子孙，都要加试断案和律令的要旨。

　　又在大学设置了医学教授，挑选翰林医官以下的官员、上等学生以及社会上的良医来担任，学生通常经过春试来选取，以三百人为限额，计有方脉科、针灸科、疡（创伤）科，考察、提升、补缺的办法，大约和其他各学科相同。考试合格的，最高可以做到尚药局医师以下的职务，其余的，按照等级补官，去做本学博士正录或外州医学教授等。

　　这是王安石教育施政的大概情况。我们看他的规划实施，基本上还是注重京城的大学，各个州县的学校，规模似乎都不大完备。不知道是史书没有记载，还是当时的力量尚有不能达到的地方。至于他的大学，和今日欧美各国相比，虽不能说完备，但看它有律学、医学等学科，与经学并重，就可以说分科大学的制度是从这里开始的。它的起源比起英国的阿士弗大学更加古老，如果不是中途废弃的话，使他的事业能继续到今天，难道不足以在世界上为之自豪吗？然而即使像这样仅仅昙花一现，已足以成为我国学术史上的荣耀了。当王安石最初设置律科的时候，司马光上奏说：“律令敕式，都是做官的人必须掌握的，何必设置一科呢？假如让学生预先学习它，那么，不合乎礼教的行为，正是刑罚要制裁的，作为一个读书人，如果能深明大义，自然也能遵守法律，如果他不懂得道义，那么，学习法律只能使他成为一个刻薄的人，为政的时候怎能奉公守法呢？这样做也不能培养人才，敦厚风俗。”啊，司马光的这种论调，在今天法制思想盛行的时候，稍有见识的人都知道他是错的，不用深入地和他讨论。果然像他说的那样，则当今之世各个文明国家，不是曾经学过法律的不能担任官吏，那么他们那里还会有奉公守法的人吗？我一直不理解，司马光对于王安石的每个举措，无论大小，一定不遗余力地进行反对，他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居心呢？我也不理解后世那些读史的人，他们对于当时的每个举措，无论大小，一定袒护司马光而贬低王安石，他们又是怎样的一种用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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