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传军队和国防(7)

军队和国防(7)

　　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宋哲宗继承皇位，当时任陈州知府的司马光首先上疏要求停止实行保甲法，他写道：

　　自从唐朝开元年间（唐玄宗年号，公元713—741年）以来，利用民兵的办法已经不成了，戍守攻战，都靠招募的长于征战的士兵，民间哪有懂得打仗的人？我大宋建国已经一百多年，天下太平，四方无事，头发花白的老人都不认识兵器，一旦在田间务农的人都穿起军服拿起武器，在田野里奔跑驰骋，那些年高望重的老人都叹息不已，以为是不祥之兆。这件事从开始实行，调度就很混乱，挨家挨户地骚扰，一户都没有遗漏。朝廷又时常派遣前来督查的人，到处巡视检阅，每到一个地方就滥发赏钱，浪费的钱财，何止千百万。这些钱财都是很残忍地从老百姓手里一分一尺收敛来的，一旦使用这些钱财的时候，却视如粪土一般。那些乡民百姓，只会觉得劳役很辛苦，不会因为给他奖赏就感恩戴德。农民既然是这样的辛劳，而国家的花费又是如此之大，这些民兵最终能发挥什么作用呢？如果让他们捕捉盗贼护卫乡里，则用不了这么多人；让他们戍守边境，从事征伐，但那些生活在边远地区的外族民众，平时就靠骑马射箭为生，攻伐作战是他们的风俗，从小到大，没有别的事情。中原的老百姓大多数从事农业，在田间劳作，虽然把兵器发给他们，教他们武艺，在练兵场上，按照阵法或进或退，看上去很整齐，很有章法，但如果派遣他们和敌军遭遇，击鼓的声势虽然很大，但鸣镝才开始交战，他们的溃败是可以预料的，这一点不用怀疑。

　　啊！司马光指责保甲法的那些理由，也不过如此了。我今天就试着和他讨论一下。他说百姓不知道打仗是怎么回事已经有上百年了，所以，不能恢复民兵是形势所迫。但是，人为万物之首，最为尊贵，其原因就在于，人是善于学习的，就算是以前没有见过或亲身经历过这样的事，如果国家用奖赏来鼓励他们学习，那么，没有不能训练成功的。何况百年之前的遗迹，并没有完全湮灭呀。如果按照司马光的说法，国家一切教育训练的事业，都可以不做了，为什么只有保甲呢？他还说，那些年高望重的老人都不认识兵器了，见到身穿军服手拿武器的人，甚至叹息并认为是不祥之兆。这些话就更加可笑了。大臣应该为国家谋划百年大计，但是，他的政策却取决边远乡村那些年事已高的老人，他对天下大事的看法也就可以知晓了。正是由于人民不认识兵器，不熟悉战争了，执政的官员才主张振奋其精神，并认为这是一件迫不及待的事情。宋神宗和王安石以亲力亲为的精神，要在严格规定的限期内，看到对普通百姓进行军事训练的成果。如果像司马光说的那样做，举国讳言打仗，执冰以嬉，对于歌舞升平来说是很好了，但此后北方外族长驱直入，百座城池都望风披靡，我却不知道它祥在哪里呢。他还说，保甲法刚开始实行的时候，调度很混乱，每家每户都受到骚扰。任何事情在开始实行的时候，由于缺少经验，都会遇到一些问题，举措也会有失当之处，这是在所难免的。但要看它是否值得去做。如果值得做，即使遇到一些困难，发生一些问题，也应该坚持下去，不能戛然而止。何况司马光说这番话的时候，距离熙宁初年（公元1068年）开始实行保甲法已经过去十七年了，官吏已经熟悉了他的工作，而且，法令也已经有了成效，这时，却要翻出老账，可以说是公平吗？况且，过去因为百姓不熟悉军事才要兴办这样的民团进行教练，也许骚扰了百姓；而今天要把百姓已经熟悉的生活完全改变，难道不是另一种骚扰吗？以暴易暴，尚且是不可取的，何况以暴易仁呢？他还说，用于奖励和赏赐的钱财，浪费了国家财政，好像是这样吧。但为什么不想一想，保甲的经费，其实来自封椿各库和禁军缺额所节省的军费，并没有动用国家财政一分钱。他也不看看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的统计数字，由于改行保甲的原因，每年节省军费一百六十余万，而保甲和犒赏所需只有一百三十余万，两者比较，还能节省不少于三十万贯钱！实际上，为了保持国家的实力，这些钱有时是不能省的。如今世界各国，不惜花费数以亿计的资金来发展海军就是这个道理。何况它在前面已经节省很多了。司马光的这种说法不过是要迷惑皇帝罢了。至于他最后的论调，以为中国人，虽然以军事技能加以训练，也是毫无用处的。他这样说，即使判定他犯有侮辱国民之罪，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按照他的说法，似乎外国人就永远适合充当征服者，而中国人就永远适合充当被征服者。既然中国人经过训练仍然不适合征战，而那些招募来的士兵，难道不是中国人中的一分子吗？以前的这些募兵是不能抵御外族来犯的，这种情况，五尺童子都能了解，难道司马光竟不知道吗？如今只是指责保甲制度不能应付战争，却不提出那种办法可以应付战争，推测司马光的用意，是不是认为，以臣妾的身份对待北方外族是天经地义的，没有谁敢于挑战这个事实呀？

　　唉，当时那些贤德之人对于新法为什么不满，他们的理由大约也就是这些了。从保甲法这一件事来看，其他的就可以类推了。

　　自从元祐初年（公元1086年）废除保甲法之后，元符二年（公元1099年）虽然有人提议恢复，但终于没有实行。到了宋徽宗崇宁年间（公元1102—1106年），蔡京这个反复小人，借口恢复神宗时实行的新法，再次提倡实行保甲法，但从精神到形式，都不是王安石搞的那一套了。高安陈汝锜说得好，他说：“宋朝是个因武力衰败而导致国力贫弱的国家，武将的权力在酒席宴上被解除，地方的兵力就衰落了。守卫天子的禁军，承担了戍守边境，征讨异族的任务，京城的守备也就衰弱了。招募游手好闲的人，给他们刺上字，以充当士卒，既妨碍了当地百姓的生活，又因为供养他们而使得百姓陷入困顿，其驻地防御也因此显得很薄弱。所以，金兵一出手，就攻陷了朔州和代州，接着又围困太原，拿下了燕和蓟，直捣汴梁开封，于是才有了南朝即宋朝无人之叹。而太后手诏，也有人们不懂军事的遗憾。如果保甲法不被废除，民兵按时进行训练，用兵谋略越来越熟悉，家家都配备了兵器，而且人人都能同仇敌忾，纵然是胡马向南方嘶鸣，又何至于金兵能像自由自在的旅行者那样行进了数千里，竟然没有一城一垒触犯它的锋芒！又何至于纷纷召集军队，心情沉痛地下一个勤王的诏书！所以我认为，王安石实行保甲法，训练民兵，已经预料到他日会有一场靖康之难啊。而靖康之难之所以像河决鱼烂一样，就是因为保甲法被破坏，只顶着它的名义，却抛弃了它的实质，国家财政的支出越来越多，而国家的锐气却越来越少，就像驱使着有病的妇女和弱小的孩子，赤手空拳去和豺狼搏斗，能不马上被利爪和锐齿撕碎吗？想到这些，还会有人诅咒和谩骂王安石吗？”啊，这些话可以说是深得我心啊！保甲法已经废除，募兵的制度也已破坏，宋朝即使不想南渡，能够做得到吗？然而使宋朝陷入灾难的，是王安石呢，还是司马光呢？

　　陈汝锜明朝万历时人。

　　指南宋的创建者孟太后。

　　第四，保马法

　　保马法就是官府把马送给百姓，由百姓代替官府养马。并且奖励百姓自己养马，等到有了紧急情况的时候，则由官府按照马的价值收购。马是作战的重要力量，军事家是不能忽略它的，所以，历代都把马政作为国家的大政之一，即使当今之世各国也是这样做的。宋代时马是稀缺的战略资源，在这之前特意设置了群牧监，常以中枢机构的大臣担任领导，以表示重视这项工作。然而，官府养马弊病很多，耗费的资金巨大，而且达不到繁衍生息的效果。到了王安石执政的时候，于是有了保马法。

　　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五月，皇帝下诏开封府界各县保甲愿意养马的人，仍然以陕西一带市场上卖的马选送给养马人。六年（公元1073年），又下诏司农寺制定养马法，于是，曾布等人递上了他们制定的条例，凡是五路义勇保甲愿意养马的人，每户限养一匹，家里富裕有能力的，愿意养两匹马，也听其自便，都由监牧挑选并提供马匹给他们，或者由官府出价让他们购买，但不要强迫。开封府界不要超过三千匹，五路不要超过五千匹。除了追逐盗贼之外，禁止骑马超过三百里。在开封府界，养马人免除征收粮草二百五十束，还要另外给他钱。在五路，养马人每年免除折抵应该缴纳的税金。三等以上的人家十户为一保，四等以下的人家，十户为一社，以此应付病死的赔偿。保户马匹死亡，养马人独自赔偿；社户马匹死亡，社里的养马人赔偿一半。每年检查一次马的肥瘦，不允许私自扣留。保马法一共十四条，先从开封府界实行，五路委托监司、经略司和州县推广。

　　王安石所开创的各种新法中，最不合理的，就是保马法了。马是生物，它的肥瘦生死，往往不全由人力来决定，要求百姓饲养，有了损失还要让他们赔偿，这样做是为政不得要领。元祐初年（公元1086年）的为政，很多批评王安石的人争相指出这项法令对百姓有害，从一般常理来看，他们说得并没有错，尽管当时王安石要实行这项法令自有他的道理。大概王安石最看重的，还是训练民兵，即保甲法的实行。但训练民兵不可以没有马匹，官府不提供就没的可用，官府想要提供却没有马，所以，把马贷给百姓，让他们饲养，主要还是靠保甲法来维持。然而即使为了此事来谋划，也应该有具体的办法和措施。保马法，是在他最不应该干涉的地方进行干涉，这是千虑中的一失啊。如今世界上的各个国家，筹划马政的办法其实是很多的，但这无关大局，就不多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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