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政治思想史第二十章生计问题

第二十章生计问题

　　道家盖不认生计问题为政治问题，彼宗以“见素抱朴少私寡欲”为教。谓：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

　　其旨在教人尽黜物质上欲望。果能尔者，则生计当然不成问题。虽然，彼固欲人之“甘其食美其服”，而又欲其“复结绳而治，老死不相往来”。一章之中，而两种事实已冲突，实不彻底之谈也。但彼宗既置此问题于不论不议之列，则吾侪研究此问题时，亦可置彼宗于不论不议之列。

　　先秦诸哲言生计者，法家特注重生产问题，儒家特注重分配问题，墨家则两方面皆顾及，而两方面皆不甚贯澈。此其大较也。

　　法治主义之最初实行者，自李悝。而在我国生计学史上，始用科学的精密计算法以谈生计政策者，即李悝也。《汉书·食货志》记其学说之大概曰：

　　李悝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以为地方百里，提封九万顷，除山泽邑居参分去一，当田六百万亩。治田勤谨，则亩益三升，不勤则损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减，辄为粟百八十万石矣。

　　又曰：籴甚贵伤民，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故甚贵与甚贱，其伤一也。善为国者，使民无伤而农益劝。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亩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税十五石，余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终岁，为粟九十石，余有四十五石。石三十，为钱千三百五十，除社闾尝新春秋之祠用钱三百，余千五十。衣，人率用钱三百，五人终岁，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颜注曰：少四百五十不足也。）不幸疾病死丧之费及上赋敛，又未与此。此农夫所以常困，有不劝耕之心，而令籴至于甚贵者也。是故善平籴者必谨观岁有上中下孰（同熟）。上孰，其收自四，余四百石。（张晏曰：平岁百亩收百五十石，今大孰四倍，收六百石。）中孰自三，余三百石。下孰自倍，余百石。小饥则收百石，中饥七十石，大饥三十石。故大孰则上籴三而舍一，中孰则籴二，下孰则籴一。使民适足，贾（同价）平则止。小饥则发小孰之所敛，中饥则发中孰之所敛，大饥则发大孰之所敛，而籴之。故虽遇饥馑水旱，籴不贵而民不散，取有余以补不足也。行之魏国，国以富强。

　　此为我国最古之生计学说，吾故录其全文如上。此学说之要点有二：一曰“尽地力”，所以奖厉私人生产也。二曰“平籴”，所以行社会政策，用政府之力，以剂私人之平也。当时主要生计惟农业，故所规画亦限于此。战国中叶以后，工商业骤昌，兼并盛行而农益病。于是言生计者分重农主义重商主义之两派。《商君书》盖重农派之作品也。《管子》中一部分，则重商派作品也。（《管子》、《商君书》皆战国末年人所作，非管仲、商鞅自著，说见已前。《管子》尤庞杂，各派学说皆杂收，即以生计学论，亦重农重商参半也。）《商君书》曰：

　　重关市之赋，则农恶商，商有疑惰之心。农恶商，商疑惰，则草必垦矣。以商之口数，使商令之，斯舆徒重者必当名。（此三句有讹字。）则农逸而商劳，农逸则良田不荒，商劳则去商。……则草必垦矣。……（《垦令》篇）

　　书中此类文甚多，兹不枚举。盖《商君书》为秦人所作，秦开化较晚，宜以农立国而不以工商，故重农主义行焉。当时各国，又皆以民寡为病，故人口问题，又为言生计者所最重视。（当时人口问题与玛尔梭士人口论所研究者正相反，玛氏患人多，当时患人少也。）《商君书》中有专篇以论此政策，其言曰：

　　今秦之地方千里者五，而谷土不能处二。田数不满百万，其薮泽溪谷名山大川之材物货宝，又不尽为用，此人不称土也。秦之所与邻者三晋也，所欲用兵者韩魏也，彼土狭而民众，其宅参居而并处，其寡萌贾息，民上无通名，下无田宅，而恃奸务末作。……此其土之不足以生其民也。以（同已）有过秦民之不足以实其土也。……今王发明惠，诸侯之士来归者……复之三世，无知军事……今以草茅之地，来三晋之民，而使之事本，此其损敌也与战胜同实。而秦得之以为粟，此反行两登之计也。（《来民》篇）

　　秦人盖实行此政策，卒以富强而并天下焉。同时有相反的学说盛于齐。齐，开化较早，自春秋以来，已“冠带衣履天下”（《史记·货殖传》文），工商业为诸国冠，故齐人所撰《管子》，含有重商主义的倾向。其言曰：

　　黄金者用之量也。辨于黄金之理，则知侈俭，知侈俭则百用足矣。故俭则伤事，侈则伤货，俭则金贱，金贱则事不成，故伤事。侈则金贵，金贵则货贱，故伤货。（《立政》篇）

　　又曰：

　　五谷食米，民之司命也；黄金刀币，民之通施也。故善者执其通施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得而尽也。（《国蓄》篇）

　　彼宗以为货币有衡驭百物之性能，而粮食之在百物中，其性质又最为特别（今世治生计学者仍认粮食为特种货物，不能仅以一般货物之原则支配之），能善筦两者之键而操纵之，则可以富国。彼宗以为豪强兼并之弊，皆由私人操纵此两者而起。其言曰：

　　岁有凶穰，故谷有贵贱；令有缓急，故物有轻重。然而人君不能治（案：言政府无办法也），故使蓄贾（案：言蓄财之富商也）游市。（案：言游手之市侩也）。乘民之不给，百倍其本；分地若一，强者能守；分财若一，智者能收；智者有什倍人之功（房注云：以一取什），愚者有不赓本之事（房注云：赓犹偿也），故民有相百倍之生也。（案：谓贫富相去以百倍计也。）夫民富则不可以禄使也，贫则不可以罚威也。法令之不行，万民之不治，由贫富之不齐也。（同上）

　　彼宗以为若一任私人之自由竞争，则富商奸侩，以智术操纵，必至兼并盛行而贫富日以悬绝。政府苟“不能钧（同均）羡（余也）不足以调民事，则虽强本趣耕，且铸币无已，乃今使民下相役耳。（房注云：徒使豪强侵夺贫弱）。恶能以为治乎？”（《国蓄》篇文）然则救济之法奈何？彼宗曰：

　　凡轻重之大利，以重射轻，以贱泄平。万物之满虚，随财准平而不变，衡绝则重见，人君知其然，故守之以准平……耒耜器械钟饷粮食毕取赡于君。故大贾蓄家不得豪夺吾民矣。……

　　凡五谷，万物之主也。谷贵则万物必贱，谷贱则万物必贵，两者为敌则不俱平。故人君御谷物之迭相胜，而操事于其不平之间。……（《国蓄》篇）

　　其所主张之政策，以今语说之，则“资本国有”、“商业官营”是已。不特此也，彼宗更主张盐铁两种工业悉归国有，即以为国家收入之财源。其言曰：

　　桓公问于管子曰：吾欲藉（案：藉者，征税也）于台雉（案：谓建筑物），何如？管子对曰：此毁成也。吾欲藉于树木。管子对曰：此伐生也。吾欲藉于六畜。管子对曰：此杀生也。吾欲藉于人何如？管子对曰：此隐情也。桓公曰：然则吾何以为国？管子对曰：唯“官山海”为可耳。……海王之国，谨正盐……十口之家十人食盐……终月，大男食盐五升少半，大女食盐三升少半，吾子（房注云：吾子谓小男小女）食盐二升少半……万乘之国，人数开口千万也。禺之商日二百万（房注云：禺，读为偶，偶对也，商计也，对其大男大女食盐者之口数而立以计所税之盐，一日计二百万）。……月人三十钱之籍，为钱三千万。……使君施令曰：吾将籍于诸君吾子，则必嚣号。今夫给之盐，则百倍归于上，人无以避此者，数也。

　　今铁官之数曰：一女必有一针一刀，若其事立（房注云：若犹然后）；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铫，若其事立。不尔而成事者天下无有。今针之重加一也，三十针，一人之籍；刀之重加六，五六三十，五刀，一人之籍也……其余轻重，皆准此而行，然则举臂胜事，无不服籍者……（《海王》篇）

　　此言将盐铁两业，收归官营，即加其价以为税。如此既合于租税普遍之原则，亦使私人无由独占而罔利也。此种工商业及资本悉归国有之主张，在今日欧洲，有已实行者，有方在运动鼓吹中者。我国则二千年前，既有一部分学者昌言之矣。

　　彼宗不徒以此均国内之贫富而已。更利用其国家资本主义以从事侵略，《管子》书中造设一史迹以说明其理曰：

　　桓公曰：吾欲下鲁梁，何行而可，管子对曰：鲁梁之民俗为绨，公服绨，令左右服之，民从而服之。公因令齐勿敢为，必任于鲁梁，则是鲁梁释其农事而作绨矣。桓公曰：诺。……管子告鲁梁之贾人曰：子为我致绨千匹，赐子金三百斤，什至而金三十斤。则是鲁梁不赋于民，财用足也。鲁梁之君闻之，则教其民为绨，十三月而管子令人之鲁梁。鲁梁郭中之民，道路扬尘，十步不相见，绁而踵相随。……管子曰：鲁梁可下矣。公曰：奈何？对曰：公宜服帛，率民去绨，闭关毋与鲁梁通使。公曰：诺。后十月，管子令人之鲁梁，鲁梁之民，饿馁相及。……鲁梁之君，即令其民去绨修农，谷不可以三月而得，鲁梁之民籴十百，齐籴十钱。二十四月，鲁梁之民归齐者十分之六。三年，鲁梁之君请服。（《轻重戊》篇）

　　此虽未必果为事实，然以说明一种学理，则甚明了矣。夫英国人所以汲汲于殖民帝国之建设，而大战时惴惴以封锁为惧者，皆以此也。而现代列强所惯用之生计侵略政策，亦大率由斯道也。

　　要而论之，法家者流之生计政策，无论为重农为重商，要皆立于国家主义基础之上，所谓“我能为君辟土地充府库”。孟子所斥为“民贼”者也。虽然，确能为斯学发明许多原则，二百年前之欧洲，殆未足望其肩背也。

　　墨家对生计问题，最注重者亦在生产，然其说生产也，与消费观念相连，谓消费不枉滥，即所以为生产也。故其最重要之教义曰“节用”，其节葬非乐非攻诸义，皆从此引出。其言曰：

　　圣人为政一国，一国可倍也。大之为政天下，天下可倍也。其倍之，非外取地也，因其国家，去其无用之费，足以倍之。圣王为政，其发令兴事使民用财也，无不加用而为者。是故用财不费，民德不劳……有去大人之好聚珠玉、鸟兽、犬马，以益衣裳、宫室、甲盾、舟车之数于数倍乎？若则不难。（《节用上》）

　　又曰：

　　古者圣王制为节用之法曰：凡天下群百工……陶冶梓匠，使各从事其所能。曰：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诸加费不加于民利者，圣王弗为。（《节用上》）

　　扫除贵族富族之奢侈品，而以制造彼等之劳力移诸日用必需品之制造，则生产力自可加数倍。此墨家生计学说最主要之点也，其大意前既论及，今不更赘。墨家亦注意人口问题，而有一奇异之结论焉，曰主张早婚。其言曰：

　　孰为难倍？唯人难倍。然人有可倍也。昔者先王为法曰：“丈夫年二十，毋敢不处家，女子年十五，毋敢不事人。”……圣王既没，于民次也。（孙诒让云：次读为恣，言恣民之所欲。）其欲蚤处家者，有所二十年处家；其欲晚处家者，有所四十年处家，以其蚤与其晚相践。（案：相践谓相抵平均也。）后圣王之法十年，若纯三年而字，子生可以二三人（今本作年，从戴震校改）矣。（《节用上》）

　　其说当否，另一问题，要之与墨家实利主义相一贯也。

　　墨家之专以节用言生计，荀子非之。其言曰：“墨子之言，昭昭然为天下忧不足，夫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特墨子之私忧过计也。……天下之公患，乱伤之也。胡不尝试相与求乱之者谁也？我以墨子之非乐也，则使天下乱；墨子之节用也，则使天下贫，非将堕之也，说不免焉。……故墨术诚行，则天下尚俭而弥贫。非斗而日争，劳苦顿萃而愈无功，愀然忧戚非乐而日不和。……”（《富国》篇）荀子本篇之文甚长，其所诘难不甚中肯綮，故不多引。至所谓“劳苦顿萃而愈无功……”云云，则诚中墨术之病，墨家盖不解“劳作能率”之意义也。

　　荀子所谓“不足非天下之公患”，确为儒家一重要信条，孔子曰：

　　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故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论语》）

　　董仲舒释之曰：

　　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故有所积重，则有所空虚矣。大富则骄，大贫则忧，忧则为盗，骄则为暴。此众人之情也，圣者则于众人之情，见乱之所从生，故其制人道而差上下也。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以此为度而调均之，是以财不匮而上下相安。（《春秋繁露·调均》篇）

　　儒家言生计，专重一“均”字，其目的则在裁抑其所积重而酌剂其所空虚，故精神最注分配问题。然于生产消费诸问题，亦并不抛却。其言曰：

　　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大学》）

　　此十六字者，语虽极简，然于生计原理，可谓包举无遗。儒家言生计学，专以人民生计或社会生计为主眼。至于国家财政，则以为只要社会生计问题得正当解决，财政便不成问题。故冉有言志曰：

　　可使足民。（《论语》）

　　有若对鲁哀公问曰：

　　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论语》）

　　至如法家者流之富国政策，儒家盖以毫不容赦的态度反对之。故曰：

　　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彼为善之，小人之使为国家，菑害并至，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大学》）

　　又曰：

　　君不乡道，不志于仁，而求富之，是富桀矣。（《孟子》）

　　古代君主与国家界限不分明，富国即无异富君。所谓“地之生财有时，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无穷。以有时与有倦养无穷之君，而度量不生于其间，则上下相疾也”（《管子·权修》篇文）。儒家所以反对富国者，盖在此点。不宁惟是，即如现代所谓国家主义者，其财政虽非以供君主之内府，然亦当“取诸民有制”（《孟子》文），盖有所积重，必有所空虚。积重于君主，积重于人民中之一部分私人，固不可，积重于国家，犹之不可也。何也？积重于国家，则空虚必中于个人，以国家吞灭个人，结局亦非国家之利也。此儒家所以反对“长国家而务财用”也。

　　儒家言生计，不采干涉主义，以为国家之职责，惟在“勤恤民隐而除其害”。凡足以障碍人民生产力者，或足以破坏分配之平均者，则由国家排除之防止之，余无事焉。如是，听人民之自为谋，彼等自能“乐其乐而利其利”也。故曰：

　　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孟子》）

　　又曰：

　　兼足天下之道在明分……兼而覆之，兼而爱之，兼而制之，岁虽凶败水旱，使百姓无冻馁之患。则是圣君贤相之事也。（《荀子·富国》篇）

　　儒家对生计问题之主要精神略如此。至于其发为条理者，如孟子言井田，荀子言度量分界，已散见前章，不复具论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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