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政治思想史第十九章教育问题

第十九章教育问题

　　对于教育问题，各派态度不同，即同在一派中，其方法亦有差别。今略论列之。

　　道家从外表上观之，殆可谓之“非教育主义”。其言曰：

　　古之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老子》）

　　此其反对教育之态度，似甚明了。虽然，彼宗之主张愚民，又非谓欲藉众愚以成吾独智也。彼盖以愚为“自然”，欲率民返于此自然。庄子言伯乐治马：刻之、雒之、驰之、骤之、整之、齐之，是即施马以教育，将以“明马”也。彼宗谓似此则违反自然也甚矣。彼其理想的人生，所谓“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所谓“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众人皆有以，而我独顽似鄙”（俱《老子》）。婴儿也，昏昏闷闷也，顽鄙也，皆愚而不明之状态也。是故不独“非以明民将以愚之”也，亦可谓“非以明我，将以愚之”。然则竟谓彼宗为彻底的排斥教育可乎？恐又未必然。排斥教育，则老子著五千言，庄子著三十三篇，又奚为者？然则吾将为彼宗杜撰一徽号焉，曰：主张“愚的教育”。老子曰：

　　为学日益，为道日损。

　　“日益”者，智的教育也。“日损”者，即愚的教育也。夫教育目的，固不徒在增加智识而已。洗炼感情，树立意志，皆当有事焉。然则“日损”的教育，谓之非教育焉固不可也。

　　法家悬法以驭民，其术似与教育异，实则不然。彼宗固亦欲以法达其教育之目的也。其言曰：

　　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之弗为改，乡人谯之弗为动，师长教之弗为变。夫以父母之爱，乡人之行，师长之智，三美加焉，而终不动其胫毛。……州部之吏，操官兵，推公法，而求索奸人。然后恐惧变其节易其行矣。故父母之爱不足以教子，必待州部之严刑者。民固骄于爱听于威矣。（《韩非子·五蠹》篇）

　　法家固承认教育之必要及其功用，但其教育所挟持之工具与余宗异。其所认为能实施教育之人，亦与余宗异，彼所主张者：

　　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生（今本作王，从顾广圻校改）之语，以吏为师。（同上）

　　彼宗欲将一切教育悉纳入于此种“官立法政专门学校”之中，且教课不讲学理，惟解释法律条文，教师不用学者，惟委诸现职官吏。而且实际的教育，并不在学校，官厅也，军队也，监狱也，即实行教育之主要场所也。以为诚能如是，则：

　　法制不议，则民不相私；刑杀毋赦，则民不偷于为善；爵禄毋假，则下不乱其上；三者，藏于官则为法，施于国则成俗。（《管子·法禁》篇）

　　法家最后目的，仍在“施于国以成俗”，是法治亦教育之一手段也。其与儒家异者，儒家之教育，教人做人；法家之教育，教人做彼宗理想中之国民。譬之如货主欲得某种货物，绘成图样，向工厂定造，厂主则铸定一型，将原料纳入之，务使产品齐一，“中效则是，不中效则非”（《墨子·小取》篇文）。换言之，则不管各人个性如何，务同冶之于国家所欲得之定型。求诸欧洲古代，则希腊之斯巴达，近代则大战前之普鲁士，其教育精神，殆全与此同。即现代各国所谓国家教育政策，其视彼亦不过五十步与百步而已。

　　《管子》一书不能指为纯粹的法家言，中多糅合儒道法三家思想者。其论教育方法，殊别有理趣，其言曰：

　　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不可使杂处，杂处则其言哤其事乱。是故圣王之处士必于闲燕，处农必就田野，处工必就官府，处商必就市井。今夫士，群居而州处，闲燕则父与父言义，子与子言孝……旦暮从事于此以教其子弟，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是故士之子常为士。今夫农，群萃而州处……旦暮从事于田野……沾体涂足，暴其发肤，尽其四支之力，以从事于田野。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是故农之子恒为农。今夫工，群萃而州处……是故工之子恒为工。今夫商，群萃而州处……是故商之子恒为商。（《小匡》篇）

　　此种制度甚奇，欲将人民从职业上画分区域以施教育。虽未必能严格实现，然不可谓非一种有研究价值之理想也。其目的在使人人代代同铸一型，不脱法家臭味，然其利用模仿性以施感化力，亦颇参儒家精神焉。

　　《管子》之言军国民的教育，尤含妙义。其言曰：

　　作内政而寓军令焉……内教既成，令不得迁徙。故卒伍之人，人与人相保，家与家相爱，少相居，长相游，祭祀相福，死丧相恤，祸福相忧，居处相乐，行作相和，哭泣相哀。是故夜战其声相闻，足以无乱；昼战其目相见，足以相识，欢欣足以相死。是故以守则固，以战则胜。君有此教士三万人，以横行于天下。……（同上）

　　此真斯巴达之教也。最当注意者，彼全从群众心理着眼，目的在使人“欢欣足以相死”。夫死为人所同恶，而“教士”乃能易以欢欣，则其认教育之效能也至矣。

　　墨家教育以宗教为源泉，而用人格的注射以保其活力。所谓宗教者，非徒灵界的信仰之谓。墨家固有“天志”、“明鬼”诸义，然彼未尝言天堂言来生，其与耶回一类之宗教，性质实不从同。吾所以指墨家为宗教者，谓其赋予主义以宗教性。夫革命排满，本一主义耳，在前清末年，则含有宗教性。共产，本一主义耳，其在马克思派之党徒中，则含有宗教性。主义成为宗教性，则信仰之者能殉以身，义无反顾。故

　　墨子服役者（案：即弟予也。《韩非子·五蠹》篇云仲尼服役者七十人即指七十子与此文同）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淮南子》）

　　盖宗教本最高情感之产物，而墨家教育，殆纯以情育为中心也。而其所以能“徒属充满天下”（《吕氏春秋·尊师》篇称赞墨子语）者，则又其极伟大极崇高之人格感化力有以致之。此学者所最宜留意也。

　　以上所语者，墨家在当时教育活动之事实也，其价值实至伟大。至彼宗之教育理论及方法，则不外用政治手段“壹同天下之义”，使人人皆“弃其不善言，学天子之善言，弃其不善行，学天子之善行”。殆无甚可述焉。

　　儒家认教育万能，其政治以教育为基础——谓不经教育之民无政治之可言。又以教育为究竟——谓政治所以可贵者全在其能为教育之工具。荀子云：

　　君子治治，非治乱也。……然则国乱将弗治与？曰：国乱而治之者，非案乱而治之之谓也，去乱而被之以治；人污而修之者，非案污而修之之谓也，去污而易之以修。故去乱而非治乱也，去污而非修污也。（《不苟》篇）

　　《大学》引《康诰》曰：“作新民。”《易·文言传》曰：“不易乎世，不成乎名。”《论语》记孔子言曰：“天下有道，丘不与易。”孟子曰：“亦以新子之国。”新民新国易世易天下，以今语释之，则亦曰革新社会而已。法家之“道之以政，齐之以刑”，儒家则谓为苟且之治，无他，以其欲案乱而治也。夫案乱而治，治之或且益其乱。不见今日之民国乎？案乱而集国会，国会集滋益乱。案乱而议联省，联省建恐滋益乱。案乱而言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行恐滋益乱。何也？法万变而人犹是人，民不新，世不易，安往而可也。《论语》记：

　　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对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

　　儒家之视一都一邑一国乃至天下，其犹一学校也，其民则犹子弟也。理想政治之象征，则“弦歌之声”也，所谓“绝恶于未萌起敬于微眇”，所谓“移风易俗美善相乐”，即儒家政治唯一之出发点，亦其唯一之归宿点也。此无他焉，亦曰去乱而被之以治云尔。

　　儒家教育，专以人格的活动为源泉，彼惟深知夫人格由“相人偶”而始能成立始能表现，故于人格交感相发之效，信之最强。其言曰：

　　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中庸》）

　　又曰：

　　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孟子》）

　　至诚者何？尽性者何？即“真的人格之全部的活动表现”而已。我之人格，为宇宙全人格之一部，与一切人之人格相依相荡。我苟能扩大我所自觉之人格使如其量（能尽其性），而以全人格作自强不息的活动，则凡与我同类之人未有不与我同其动者也。儒家所信之教育万能，专在此点。明乎此，则读一切儒书皆可无阂，而彼宗政治与教育同条共贯之理，可以莹澈矣。

　　人格的教育，必须以施教者先有伟大崇高之人格为前提，此其事不可以望诸守绳墨奉故事之官吏也明矣。故不特法家“以吏为师以法为教”之主张在所排斥也，即凡一切官学之以《诗》、《书》、《礼》、《乐》为教者，皆未足以语此。故孔子首创私人讲学之风，以求人格教育之实现。孔子以前之教育事业，在家塾、党庠、乡序、国学，大率为家族地方长老所兼领或国家官吏所主持。私人而以教育为专业者，未之前闻，有之自孔子始。孔子以一布衣养徒三千，本其“有教无类”之精神，自搢绅子弟以至驵侩大盗，皆“归斯受之”；以智仁勇为教本，以《诗》《书》、执礼、执射、执御等为教条，“大小精粗，其运无乎不在”（《庄子·天下》篇文）；其所确然自信者，则：

　　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

　　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易·系辞传》）

　　本诸身，征诸庶民……动而世为天下道，行而世为天下法，言而世为天下则。（《中庸》）

　　夫以一个私人，出其真的全人格以大活动而易天下，“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孟子》文）。夫儒家固以政治教育合一为职志者也。故孔子终身为教育活动，即终身为政治活动也。故曰“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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