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爱国论

爱国论

　　清光绪二十五年

　　泰西人之论中国者，辄曰：彼其人无爱国之性质，故其势涣散，其心耎懦，无论何国何种之人，皆可以掠其地而奴其民，临之以势力，则帖耳相从，啖之以小利，则争趋若鹜。盖彼之视我四万万人如无一人焉，惟其然也，故日日议瓜分，逐逐思择肉，以我人民为其圉下之隶，以我财产为其囊中之物，以我土地为其版内之图。扬言之于议院，腾说之于报馆，视为固然，无所忌讳。询其何故？则曰支那人不知爱国故。哀时客曰：呜呼！我四万万同胞之民，其重念此言哉！

　　哀时客又曰：呜呼，异哉！我同胞之民也。谓其知爱国耶？何以一败再败，一割再割，要害尽失，利权尽丧，全国命脉，朝不保夕，而我民犹且以酣以嬉，以歌以舞，以鼾以醉，晏然以为于己无与。谓其不知爱国耶？顾吾尝游海外，海外之民以千万计，类皆激昂奋发，忠肝热血，谈国耻则动色哀叹，闻变法则额手踊跃，睹政变则扼腕流涕。莫或使之，若或使之。呜呼！等是国也，等是民也，而其情实之相反若此。

　　哀时客请正告全地球之人曰：我支那人，非无爱国之性质也，其不知爱国者，由不自知其为国也。中国自古一统，环列皆小蛮夷，无有文物，无有政体，不成其为国，吾民亦不以平等之国视之。故吾国数千年来，常处于独立之势，吾民之称禹域也，谓之为天下，而不谓之为国。既无国矣，何爱之可云？今夫国也者，以平等而成；爱也者，以对待而起。《诗》曰：“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苟无外侮，则虽兄弟之爱，亦几几忘之矣。故对于他家，然后知爱吾家；对于他族，然后知爱吾族。游于他省者，遇其同省之人，乡谊殷殷，油然相爱之心生焉。若在本省，则举目皆同乡，泛泛视为行路人矣。惟国亦然，必对于他国，然后知爱吾国。欧人爱国之心所以独盛者，彼其自希腊以来，即已诸国并立。此后虽小有变迁，而诸国之体无大殊，互相杂居，互相往来，互比较而不肯相下，互争竟而各求自存。故其爱国之性，随处发现，不教而自能，不约而自同。我中国则不然，四万万同胞，自数千年来，同处于一小天下之中，未尝与平等之国相遇，盖视吾国之外，无他国焉。故吾曰：其不知爱国者，由不自知其为国也。故谓其爱国之性质，隐而未发则可，谓其无爱国之性质则不可。

　　于何证之？甲午以前，吾国之士夫忧国难，谈国事者几绝焉。自中东一役，我师败绩，割地偿款，创巨痛深，于是慷慨爱国之士渐起，谋保国之策者，所在多有。非今优于昔也，昔者不自知其为国，今见败于他国，乃始自知其为国也。哀时客粤人也，请言粤事。吾粤为东西交通第一孔道，澳门一区，自明时已开互市，香港隶英版后，白人足迹益繁，粤人习于此间，多能言外国之故，留心国事，颇有欧风。其贸迁于海外者，则爱国心尤盛，非海外人之人，优于内地之人也。蛰居内地者，不自知其为国，今远游于他国，乃始自知其为国也，故吾以为苟自知其为国，则未有不爱国者也。呜呼！我内地同胞之民，死徙不出乡井，目未睹凌虐之状，耳未闻失权之事，故习焉安焉，以为国之强弱，于己之荣辱无关，因视国事为不切身之务云尔。试游外国，观甲国民在乙国者，所享之权利何如？乙国民在丙国者，所得之保护何如？而我民在于彼国，其权利与保护何如？比较以观，当未有不痛心疾首，愤发蹈厉，而思一雪之者。彼英国之政体，最称大公者也，而其在香港待我华民束缚驰骤之端，不一而足。视其本国与他国旅居之民，若天渊矣。日本唇齿之邦，以扶植中国为心者也，然其内地杂居之例，华人不许与诸国均沾利益。其甚者如金山、檀香山之待华工，苛设厉禁，严为限制，驱逐迫逼，无如之何。又如古巴及南洋荷兰属地诸岛贩卖猪仔之风，至今未绝。适其地者，所受凌虐甚于黑奴，殆若牛马，惨酷之形，耳不忍闻，目不忍睹。夫同是圆颅方趾冠带之族，而何以受侮若是，则岂非由国之不强之所致耶？《孟子》曰：“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吾宁能怨人哉？但求诸己而已。国苟能强，则已失之权力固可复得，公共之利益固可复沾，彼日本是也。日本自昔无治外之权，自变法自强后，改正条约，而国权遂完全无缺也。故我民苟躬睹此状，而熟察其所由，则爱国之热血，当填塞胸臆，沛乎莫之能御也。

　　夫爱国者，欲其国之强也。然国非能自强也，必民智开，然后能强焉；必民力萃，然后能强焉。故由爱国之心而发出之条理，不一其端。要之，必以联合与教育二事为之起点。一人之爱国心，其力甚微，合众人之爱国心，则其力甚大，此联合之所以为要也。空言爱国，无救于国，若思救之，必藉人才，此教育之所以为要也。今海外人最知爱国者也，请先言海外。

　　各埠之有会馆也，联合之意也。横滨之有大同学校也，各埠之纷纷拟兴学校也，教育之意也。皆我海外同胞之民，发于爱国之真诚所有事也。新加坡一埠，当政变以前，议设学堂，集资已及二十余万金。檀香山一埠，通习西文、谙图算之男女学生，已及六七百人。诸君子忧时之远识，治事之苦心，真不可及也。然吾犹有所欲言者，则于联合之中更为大联合，于教育之中更为大教育也。所谓大联合者何？商会是已。我中国人之善于经商，虽西人亦所深服，然利权所以远逊于人者，固由国家无保护之政策，亦由吾商民之气散而不聚，不能互相扶植，互相补救。故一及大局之商务，每不能与西人争也。即如海外各埠，吾民成聚之区以百余计，而曾无一总汇互通声气者。甚且如旧金山一埠，三邑与四邑之人互相讼阋，同室操戈，贻笑他人。于此而望其大振商业，收回利权，岂可得哉？殊不知全局之利害，与一人之利害，其相关之处，有至切至近者，互相提携则互享其利，互相猜轧则互受其害（其理甚繁，其事甚多，别篇详之）。故远识大略者，知经营全局之事，正所以经营一身一家之事。昔英人之拓印度，开广东，全藉商会之力，及其业已就，而全国之中商小商，无一不沾其利焉，此其明证也。故今日为海外商民计，莫如设一大商会，合各埠之人，通为一气，共扶商务，共固国体。每一埠有分会，合诸埠有总会，公订其当办之事，互谋其相保之法，内之可以张大国权，外之可以扩充商利，此最大之业也。至其条理设施之法，当于别篇详之，今不及也。

　　所谓大教育者何？政学是已。香港有英人所设之大学堂，吾海外之民之治西学者，多从此出焉。外此各埠续设之学堂，亦多仿其制。虽然，英人所设之学堂，其意虽养成人才，为其商务之用耳，非欲用养成人才为我国家之用也。故其所教偏优于语言文字，而于政学之大端盖略焉。故自香港学堂出者，虽非无奇特之才，然亦不过其人之天资学力，别有所成，而非学堂之能成之也。且我同胞之民所学者何？学以救我中国也。凡每一国，必有其国体之沿革存于历史，必有其国俗之习惯存于人群，讲经国之务者，不可不熟察也。今香港之学堂，绝不教中国之学，甚至堂中生徒，并汉文而不能通焉，此必不可以成就经国之才也。且西国学校所教致用之学，如群学、国家学、行政学、资生学、财政学、哲学各事，凡有志于政治者，皆不可不从事焉，而香港学堂皆无之，是故不能得非常之才也。今如檀香山之生徒，其通西语解图算者，既以数百计，其人皆少年蹈厉，热血爱国，使更深之以汉学，进之以政治，则他日中国旋乾转坤之业，未始不恃此辈也。为今之计，宜各埠皆设学校，广编教科书，中西并习，政学兼进，则数年之后，中国维新之运既至，我海外之忠民，皆得以效力于国家，而国家亦无乏才之患矣。

　　哀时客曰：呜呼！国之存亡，种种盛衰，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彼东西之国，何以浡然日兴，我支那何以薾然日危？彼其国民，以国为己之国，以国事为己事，以国权为己权，以国耻为己耻，以国荣为己荣。我之国民，以国为君相之国，其事其权，其荣其耻，皆视为度外之事。呜呼！不有民，何有国？不有国，何有民？民与国，一而二，二而一者也。今我民不以国为己之国，人人不自有其国，斯国亡矣。国亡而人权亡，而人道之苦，将不可问矣。泰西人曰：支那人无爱国之性质。呜呼！我四万万之同胞之民，其重念此言哉！其一雪此言哉！

　　爱国心乌乎起？《孟子》曰：“吾弟则爱之，秦人之弟则不爱也。”惟国亦然。吾国则爱之，他人之国则不爱矣。是故人苟以国为他人之国，则爱之之心必灭，虽欲强饰而不能也。人苟以国为吾国，则爱之之心必生，虽欲强制而亦不能也。愈隔膜则其爱愈灭，愈亲切则其爱愈增，此实天下之公例也。譬之一家然，凡子弟未有不爱其家者，盖以为家者，吾之家，家事者吾之事也。凡奴隶则罕有真爱其家者，盖以为家者主人之家，家事者主人之事也。故欲观其国民之有爱国心与否，必当于其民之自居子弟欤，自居奴隶欤验之。

　　凡国之起，未有不起于家族者。故西人政治家之言曰：“国”字者，“家族”二字之大书也（其意谓国即大家族，家族即小国也）。君者家长族长也，民者其家族之子弟也。然则当人群之初立，则民未有不以子弟自居者，民之自居奴隶乌乎起乎？则自后世暴君民贼，私天下为一己之产业，因奴隶其民，民畏其威，不敢不自屈于奴隶，积之既久，而遂忘其本来也。后世之治国者，其君及其君之一二私人，密勿而议之，专断而行之，民不得与闻也。有议论朝政者，则指为莠民；有忧国者，则目为越职，否则笑其迂也。此无怪其然也。譬之奴隶而干预主人之家事，则主人必怒之，而旁观人必笑之也。然则虽欲爱之，而有所不敢，有所不能焉，既不敢爱不能爱，则惟有漠然视之，袖手而观之。家之昌也，主人之荣也则欢娱焉，醉饱焉；家之败也，主人之中落也，则褰裳以去。此奴隶之恒性也。故西人以国为君与民所共有之国，如父兄子弟通力合作以治家事，有一民即有一爱国之人焉。中国则不然，有国者只一家之人，其余则皆奴隶也。是故国中虽有四万万人，而实不过此数人也。夫以数人之国，与亿万人之国相遇，则安所往而不败也。

　　西史所称爱国之业，如昔者希腊以数千之农民，追百万游牧之蛮兵。法国距今四百年前，有一牧羊之田妇，独力一言以攘强敌，使法国脱外国之羁轭。皆彼中所啧啧传为美谈者也。虽然，吾中国昔者非无其例也，以《左氏春秋》所载，如齐鲁长勺之战，鲁曹刿忧国事，有所擘画，旁人笑之曰：“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而曹刿不顾非笑，卒谒其君而成其功。又如秦将袭郑，郑弦高以牛十二犒秦师，而报其谋于本国，卒使有备而退强敌。夫曹刿一布衣耳，弦高一商人耳，非有国家之责，受君相之命也，使其袖手，谁则尤之。然皆发于爱国之诚，以匹夫而关系大局。呜呼！此非古人独优于今人也，其所以致此者，盖有由也。古者视其国民如一家之人焉。征之《左氏》，如晋韩起求玉环于郑，郑子产告以本国与商人所立之约曰：“尔无我诈，我无强贾。”又如晋文公围南阳，南阳之民曰：“夫谁非王之昏姻，其俘之也。”诸如此类，不一而足。盖当三代以前，君与民之相处，实如家人妇子焉，依于国家，而各有其所得之权利，故亦对于国家而各有其应尽之义务。人人知此理，人人同此情，此爱国之心所以团结而莫解也。

　　圣哉我皇上也！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五日上谕有曰：“海内之民，皆上苍之所畀，祖宗之所遗，非皆使之康乐和亲，朕躬未为尽职。”於戏！此言也，我四万万同胞之臣民，所当感激起舞，发奋流涕，日夜熟念，而不可一日忘者也。夫天子而有职也，有职而自忧其未尽，自责其未尽也。此何等语耶？此盖自唐虞三代以来，数千年所号称贤君令辟，未有能知此义，能为此言者也。皇上之意盖曰：我有子弟，我饮食之，我教诲之，吾子弟之学业，吾之责也，吾子弟之生计，吾之谋也。其心发于至爱，其语根于至诚，此非犹夫寻常之诏令而已，其贤父慈母，噢咻其子弟，而卵翼其家人之言也。故吾中国自秦汉以来，数千年之君主，皆以奴隶视其民，民之自居奴隶，固无足怪焉。若真能以子弟视其民者，则惟我皇上一人而已。我四万万同胞之臣民生此国，遇此时，获此圣君，依此慈母，若犹是自居于奴隶，而不自居于子弟，视国事如胡越，视君父之难如路人，则真所谓辜负高厚，全无人心者也。此吾所以仰天泣血，中夜椎心，沉病而不能自制也。

　　哀时客曰：吾尝游海外，海外之国，其民自束发入学校，则诵爱国之诗歌，相语以爱国之故事。及稍长，则讲爱国之真理，父诏其子，兄勉其弟，则相告以爱国之实业。衣襟所佩者号为爱国之章，游燕所集者称为爱国之社，所饮之酒以爱国为命名，所玩之物以爱国为纪念，兵勇朝夕必遥礼其国王，寻常饔飧必祈祷其国运。乃至如法国歌伎，不纳普人之狎游，谓其世为国之仇也。日本孩童，不受俄客之赠果，谓其将为国之患也。其爱国之性，发于良知，不待教而能；本于至情，不待谋而合。呜呼！何其盛欤！哀时客又曰：吾少而居乡里，长而游京师，及各省大都会，颇尽识朝野间之人物，问其子弟，有知国家为何物者乎？无有也，其相语则曰如何而可以入学，如何而可以中举也。问其商民，有知国家之危者乎？无有也。其相语则曰如何而可以谋利，如何而可以骄人也。问其士夫，有以国家为念者乎？无有也。其相语则曰如何而可以得官，可以得差，可以得馆地也。问其官吏，有以国事为事者乎？无有也。其相语则曰某缺肥，某缺瘠，如何而可以逢迎长官，如何而可以盘踞要津也。问其大臣，有知国耻、忧国难、思为国除弊而兴利者乎？无有也。但入则坐堂皇，出则鸣八驺，颐指气使，穷侈极欲也。父诏其子，兄勉其弟，妻勖其夫，友劝其朋，官语其属，师训其徒，终日所营营而逐逐者，不过曰身也，家也，利与名也；于广座之中，若有谈国事者，则指而目之曰：是狂人也，是痴人也。其人习而久之，则亦且哑然自笑，爽然自失，自觉其可耻，钳口结舌而已。不耻言利，不耻奔竞，不耻媟渎，不耻愚陋，而惟言国事之为耻。习以成风，恬不为怪，遂使四万万人之国，与无一人等。惟我圣君慈父，咨嗟劬劳，忧愤独立于深宫之中。呜呼！为人子弟者，其何心哉？其何心哉？

　　今试执一人而语之曰：汝之性奴隶性也，汝之行奴隶行也。未有不色然而怒者。然以今日吾国民如此之人心，如此之习俗，如此之言论，如此之举动，不谓之为奴隶性、奴隶行不得也。夫使吾君以奴隶视我，而我以奴隶自居，犹可言也。今吾君以子弟视我，而我仍以奴隶自居，不可言也。泰西人曰：支那人无爱国之性质。我四万万同胞之民，其重念此言哉！其一雪此言哉！

　　国者何？积民而成也。国政者何？民自治其事也。爱国者何？民自爱其身也。故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亡。为君相者而务压民之权，是之谓自弃其国。为民者而不务各伸其权，是之谓自弃其身。故言爱国必自兴民权始。

　　今世之言治国者，莫不以练兵、理财为独一无二之政策。吾固不以练兵、理财为足以尽国家之大事也，然吾不敢谓练兵、理财为非国家之大事也。即以此二者论之，有民权则兵可以练，否则练而无所用也；有民权则财可以理，否则理而无所得也。何以言之？国之有兵，所以保护民之性命财产也。故言国家学者，谓凡国民皆有当兵之义务。盖人人欲自保其性命财产，则人人不可不自出其力以卫之，名为卫国，实则自卫也，故谓之人自为战。人自为战，天下之大勇莫过于是。不观乡民之械斗者乎，岂尝有人焉为之督责之劝告之者，而摩顶放踵，一往不顾，比比皆是。岂非人人自卫其身家之所致欤？西国兵家言曰：凡选兵不可招募他国人。盖他国应募而为兵者，其战事于己之财产性命无有关系，则其爱国之心不发，而战必不力。夫中国之兵虽本国人自为之，而实与他国应募者无以异也。西人以国为斯民之公产，王侯将相者通国之公仆隶也。中国以国为一人之私产，辄曰：王者富有四海，臣妾亿兆，臣妾云者，犹曰奴虏云耳，故彼其民为公益公利自为斗也。而中国则奴为其主斗也，驱奴虏以斗贵人，则安所往而不败也。不观夫江南自强军乎？每岁糜巨万之饷以训练之，然逃亡者项背相望，往往练之数月，甫成步武，而褰裳以去。故每阅三年，则旧兵散者殆尽，全军皆新队矣。未战时犹且如是，况于临阵哉？其余新练诸军，情形莫不如是。能资之于千日，而不能得其用于一时，彼中东之役，其前车矣。今试问新练诸军，一旦有事，能有以异于中东之役乎？吾知其必不能也。何也？奴为主斗，未有能致其命者，前此有然，后此亦莫不然也。此吾所谓虽练而无所用也。

　　国之有财政，所以为一国之人办公事也。办事不可无费用，则仍醵资于民以充其费，苟醵之于民者悉用之于民，所醵虽多，未有以为病者也。不观乎乡民乎？岁时伏腊，迎神祭赛，户户而醵之，人人而摊派之，莫或以为厉己也，何也？吾所出者知其所用在何处，则群焉信之，欣然而输之。故西人理财之案，必决于下议院，有将办之事，议其当办与否，既人人以为当办矣，则必其事之有益于公众也。于是合公众以谋其费之所出，以一国之财，办一国之事，未有不能济者也。而又于先事有豫算焉，于既事有决算焉（预算者，先大略拟此事费用，逐条列出而筹之也。决算者，征信录之意也），一切与民共之。民既知此事之不可以不办也，又知其所出之费确为办此事之用也，夫谁不乐输之？又不惟办事而已，即国家有不幸，如战败赔款之事，若法国之于普国，赔至五千兆佛郎之多，亦一呼而集之，何也？当其开战之始，既经国民之公议，以为不可不战，人人为其公事而战，战之胜败，全国之民固自愿受其利害矣。其赔款也，亦由国民知其不可以已，公议而许之，虽多其奚怨也。若夫当战与否，未尝商之于民焉；战之方略如何，未尝商之于民焉，休战与否，未尝商之于民焉；赔款之可许与否，未尝商之于民焉。一二庸臣冒昧而行之，秘密而议之，私相授受而许之，一旦举其所费而尽委负担于吾民，其谁任之？夫我朝之于租税，可谓极薄矣，而民顾不以为德者。凡人之情，出其财而知其所用，虽巨万而不辞；出其财而不知其所用，虽一文而必吝。故民政之国，其民为国家担任经费，洒血汗以报国，曾无怨词，虽有重费之事，苟属当办者，无不举焉。中国则司农仰屋于庙堂，哀鸿号嗷于中泽，上下交病，而百事不举，此其故可深长思也。今之言理财者，非事搜括，则事节省。浸假而官吏之俸扣之又扣，兵士之饷减之又减，而民之受病也如故。民债之借酷于催科，昭信之票等于胠箧，而国帑之匮乏也如故。岂中国之果无财哉？岂中国之民之吝财大异于西国哉？无亦未尝以民财治民事之所致也。此吾所谓虽理而无所得者也。

　　吾闻之西人之言曰：使中国而能自强，养二百万常备兵，号令宇内，虽合欧洲诸国之力，未足以当其锋也。又曰：以中国之人之地，所产出之财力，可以供全欧洲列国每岁国费两倍有余。嗟乎！凭藉如此之国势而积弱至此，患贫至此，其醉生梦死者莫或知之，莫或忧之，其稍有智识者虽曰知之，虽曰忧之，而不知所以救之，补苴罅漏，摭拾皮毛，日夜孳孳，而曾无丝毫之补救，徒艳羡西人之富强，以为终不可几而已。而岂知彼所谓英、法、德、美诸邦，其进于今日之治者，不过百年数十年间事耳。而其所以能进者，非有他善巧，不过以一国之人，办一国之事，不以国为君相之私产，而以为国民之公器，如斯而已。故不能以一二人独居其功，亦非由一二人独任其劳，而日就月将，缉熙光明，不数十年，而彼之国民，遂骎骎然将举全地球而掩袭之，民权之效，一至于此。呜呼！吾国独非国欤，吾民独非民欤，而何以如是？问者曰：民权之善美既闻命矣，然朝廷压制，不许民伸其权，独奈之何？子之言但向政府之强有力者陈之斯可耳，喋喋于我辈之前胡为也？答之曰：不然。政府压制民权，政府之罪也；民不求自伸其权，亦民之罪也。西儒之言曰：侵犯人自由权利者，为万恶之最，而自弃其自由权利者，恶亦如之。盖其损害天赋之人道一也。夫欧洲各国今日之民权，岂生而已然哉？亦岂皆其君相晏然辟咡而授之哉？其始由一二大儒著书立说而倡之，集会结社而讲之，浸假而其真理灌输于国民之脑中，其利害明揭于国民之目中。人人识其可贵，知其不可以已，则赴汤蹈火以求之，断颈绝脰以易之。西儒之言曰：文明者，购之以血者也。又曰：国政者，国民之智识力量的回光也。故未有民不求自伸其权，而能成就民权之政者。我国蚩蚩四亿之众，数千年受治于民贼政体之下，如盲鱼生长黑壑，出诸海而犹不能视，妇人缠足十载，解其缚而犹不能行。故步自封，少见多怪，曾不知天地间有所谓“民权”二字。有语之曰：尔固有尔所自有之权，则且瞿然若惊，蹴然不安，掩耳而却走，是直吾向者所谓有奴隶性、有奴隶行者。又不惟自居奴隶而已，见他人之不奴隶者，反从而非笑之。呜呼！以如此之民，而与欧西人种并立于生存竞争、优胜劣败之世界，宁有幸耶？宁有幸耶？此吾所以后顾茫茫，而不知税驾于何所也！

　　问者曰：子不以尊皇为宗旨乎？今以民权号召天下，将置皇上于何地矣？答之曰：子言何其狂悖之甚，子未尝一读西国之书，一审西国之事，并名义而不知之，盍速缄尔口矣！夫民权与民主二者，其训诂绝异。英国者，民权发达最早，而民政体段最完备者也，欧美诸国皆师而效之，而其今女皇安富尊荣，为天下第一有福人。其登极五十年也，英人祝贺之盛，六洲五洋，炮声相闻，旗影相望。日本东方民权之先进国也，国会开设以来，巩自治之基，厉政党之风，进步改良，蹑迹欧美，而国民于其天皇戴之如天，奉之如神，宪法中定为神圣不可犯之条，传于无穷。然则兴民权为君主之利乎？为君主之害乎？法王路易务防其民，自尊无限，卒激成革命战栗时代，去衮冕之位，伏尸市曹，法民莫怜。俄皇亚历山、尼古剌坚持专制政体，不许开设议院，卒至父子相继，陷于匕首，或忧忡以至死亡。然则压制民权，又为君主之利乎？为君主之害乎？彼英国当1816年、1817年之际，民间议论喧豗，举动踔厉，革命大祸悬于眉睫。日本当明治七八年乃至十四五年之间，共和政体之论遍满于国中，气焰熏天，殆将爆裂。向使彼两国者，非深观大势，开放民权，持之稍蹙，吾恐法国1789年之惨剧，将再演于海东西之两岛国矣。今惟以民权之故，而国基之巩固，君位之尊荣，视前此加数倍焉。然则保国尊皇之政策，岂有急于兴民权者哉！而彼愚而自用之辈，混民权与民主为一途，因视之为蜂虿，为毒蛇，以荧惑君相之听，以窒天赋人权之利益，而斫丧国家之元气，使不可复救。吾不能不切齿痛恨于胡广、冯道之流，不知西法而自命维新者也。

　　圣哉我皇上也！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七日上谕云：“国家振兴庶政，兼采西法，诚以为民主政，中西所同，而西人考究较勤，故可以补我所未及。西国政治之学千端万绪，主于为民开其智慧，裕其身家，其精者乃能美人性质，延人寿命，凡生人应得之利益，务令其推广无遗。朕夙夜孜孜，改图百度，岂为崇尚新奇！乃眷怀赤子，皆上天之所畀，祖宗之所遗，非悉使之康乐和亲，朕躬未为尽职。今将变法之意布告天下，使百姓咸喻朕心，共知其君之可恃。上下同心，以成新政，以强中国，朕不胜厚望。”於戏，臣每一读此谕，未尝不舞蹈感泣呜咽而不能自胜也。西国之暴君，忌民之自有其权而务压之，我国之圣主，忧民之不自有其权而务导之。有君如此，其国之休欤，其民之福欤！而乃房州黪黯，吊形影于瀛台，髀肉蹉跎，寄牧刍于笼鸽。田横安在，海外庶识尊亲，翟义不生，天下宁无男子。欧人曰：支那人无爱国之性质。我四万万同胞之民，其重念此言哉！其一雪此言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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