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法通议论科举

论科举(1)

　　科举弊政乎？科举，法之最善者也。古者世卿，《春秋》讥之，讥世卿所以立科举也。世卿之弊，世家之子不必读书，不必知学，虽騃愚淫佚，亦循例入政。则求读书、求知学者必少，如是故上无才。齐民之裔，虽复读书，虽复知学，而格于品第，未从得官，则求读书、求知学者亦少，如是故下无才。上下无才，国之大患也。科举立，斯二弊革矣。故世卿为据乱世之政，科举为升平世之政。

　　古者科举皆出学校，学校制废而科举始敝矣。古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州长、党正、遂师、乡大夫，皆其地之教师也（见于《周礼》者，皆言掌其地之教令）。《王制》所记，有秀士、选士、俊士、进士之号，当其为秀士也，家、党、术、乡教之（《国语》：“齐桓公内正之法，正月之朔，乡长复事，君亲问焉，曰：‘于子之乡，有居处好学、慈孝于其父母，聪慧贤仁发闻于乡里者，有则以告，有而不以告，谓之蔽明，其罪五。’有司已于事而竣。公又问焉，曰：‘于子之乡，有奉养股肱之力，秀出于众者，有则以告，有而不以告，是谓蔽贤，其罪五。’役官及五属大夫复事，公问之如初，五属大夫退而修教于其属，属退而修县，县退而修乡，乡退而修卒，卒退而修邑，邑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举也。”启超按：属县、乡、卒、邑、家，以《周礼》《管子》证之，皆使教于其地者也）。当其为选士也，司徒教之；当其为俊士也，大乐正教之。故升秀士于司徒者，乡大夫也；升选士于学者，司徒也；升俊士于司马而告于王者，大乐正也；居处相迩，耳目相习，为之师者。当平居之时，于群士之德行、道艺，孰高孰下，孰贤孰不肖，固已熟察之而饫知之。及大比之日，书其贤者与其能者，盖教之有素，非漫然决优劣于一二日之间而已。汉后，得天下者皆于马上，庠序之事未遑，京师大学犹且议数十年不能定，郡国之间，尤无闻焉。故虽有乡举、里选之名，而于古人良法美意，殆稍稍澌灭矣。是以天子不能教士，而惟立一荣途，为之标准，以诱厉之，天下之士趋焉，班孟坚所谓“禄利之路”然矣。于其时也，或有硕儒巨子出乎其间，代司徒、乐正之权，行学校之事，缀学小生，群焉萃焉，禀而受之。至其人才盛衰，则恒视国家所立之标准，或善或不善以为差。虽然，取士之与教士，既分其途，则虽其所立标准，极尽善美，而于得人，抑已难矣。故两汉辟举之法，其流弊乃至变为九品中正。盖学校不立，有司未尝有人才之责，一旦以考校宾兴之事，而受成于渺不相属之刺史守相，其安从知之？而安从举之？是以不考实行，专采虚望，末流所届，乃至寒门贵族划若鸿沟，乡举里选之弊，极于时矣。隋唐以后，制科代兴，虑郡国之不实，乃悉贡京师以一其权，虑牧守之徇私，乃专出侍臣以承其乏，夫郡国之疏逖，已逊于塾序，而京师又加甚焉，牧守之阂隔已异于学官，而内臣又加甚焉。举一切耳目，而寄之于虚空无薄之区，于孔子举尔所知之义，其悖谬为何如矣！其疏逖而阂隔既已如是，则非惟实行无可见，即虚望亦无可闻。于是其所立以为标准者，不得不在雕虫之技，兔园之业，狗曲之学，蛙鸣之文，上以鼓下，下以应上，父诏兄勉，友习师传。虽有道艺，非由此进不为荣；虽有豪杰，非由此道不能进。尽数十寒暑，疲精敝神以从事于此间，而得与不得，尚在不可知之数。故三代之盛，天下之士无一人不能自成其才，而国家不可胜用。两汉之间，士民之失教而自弃者盖有之矣，苟其才学可备世用，则无不可以自达。降及后世，岂惟不教，又从而锢蔽之；岂惟不用，又从而摧残之。呜呼！其所余能几何哉。故科举合于学校，则人才盛；科举离于学校，则人才衰；有科举，无学校，则人才亡。

　　科举学校既已分矣，则其所立标准，出于多途者，其才稍盛，出于一途者，其才益衰，此亦古今得失之林也。故汉代以孝廉为常科，而其余有所谓贤良方正者、直言极谏者（多不具征），明当世之务，习先圣之术者（元光五年），学文高第者，有行义者，茂才异伦者（多不具征），可充博士位者（阳朔二年），勇猛知兵法者（元延元年），能直言通政事、延于侧陋可亲民者（建平元年），明兵法有大虑者（建平四年），治狱平者（元始二年），通天文、历算、钟律、方术、本草者（元始五年），而丞相辟掾，亦有四科（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习法令，足以决疑，能按章覆问，文中御史，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决断，材任三辅县令），光禄茂才，亦有四行（淳厚、质朴、谦逊、节俭），刺史移名，亦有三等（一明经、二明律、三能治剧）。其取之也，或特诏征，或特科试，或三府辟，或公车召，或公卿郡国举，或遣持节察上，或上书待诏，或博士弟子射策，或以技艺为郎（《汉书·卫绾传》），或仕郡为曹掾从事。其科目与出身之多如此，故天下之士，皆能因其性之所近，而各成其学。学苟成矣，则征辟察举交至，未有不能自见者也，故天下人人皆有用之器，而国家不至以乏才为患。唐因隋制，设六科：一曰秀才，二曰明经，三曰进士，四曰明法，五曰明字，六曰明算，又有史科、开元礼、道举、童子、学究等科，其制科之名则多至百数（见于《困学纪闻》者八十有六）。虽不免猥滥，而一时贤俊，如姚崇之下笔成章，张九龄之道侔伊、吕者，往往出焉。宋初继轨，亦有九经、五经、三史、三礼、三传、通礼（初沿唐制，试开元礼，至开宝六年《开宝通礼》成，乃改科。是岁以新书试问）、学究、明经、明法、明医（《宋史》：“医学初隶太常寺，元丰间始置提举判局以教之，曰方脉科、针科、疡科。试题有六，一墨义，二脉义，三大义，四论方，五假令，六运气。”）等科。夫明经有科，则士知守其教矣。行义有科，则人笃于行矣。治剧有科，则有司知尽心于民事矣。明律治狱有科，则政刑平矣。兵法有科，则多折冲之才矣。开元礼、通礼有科，则士习于本朝掌故矣。学究有科，则可以为人师矣。技艺、明算有科，则制器前民矣。明医有科，则人寿矣。此诸科者，今西方之国莫不有之，若骤以语守旧之徒，则将吐而弃之曰彝也彝也，而不知皆吾中国所尝行之者也。惜乎徒悬其名，未广其用，其所偏重乃专在进士一科，遂令天下学子，虽有绝学高志，不能不降心俯首，以肆力于诗赋帖括之业，而通人硕儒，蹉跎不第，若韩愈、刘蕡其者，犹不可数计。驯至廉耻道丧，请谒若固，关节还往，温卷求知等名，习焉不以为怪，荣途之狭，人才之少，风俗之坏，盖自千数百年以来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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