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上的报告|李大钊

在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上的报告

　　（一九二四年七月一日）

　　同志们：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列宁拟定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决议。从那时起，东方各国共产党便依照这一决议的原则进行了斗争。

　　中国人民一方面遭受国际帝国主义者的压迫，另一方面又遭受中国军阀的压迫。外国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的权力决定了中国军阀的存在，因为后者是帝国主义列强的走狗，所以，中国的民族运动应该是既反帝又反军阀。首先，我们谈一谈外国帝国主义最近在中国的活动，然后，再谈民族运动的发展情况。

　　近一年来，帝国主义在中国嚣张到极点。我来叙述几个最重大的事件。

　　一、张家口的卡门事件。美国商人卡门预先同美国驻张家口领事商妥，企图从该城私运价值六万美元的白银给中国投机商，按照军事当局的命令，要对他进行搜查。卡门抗拒搜查并开了枪。中国士兵则开枪还击，因而卡门受了致命伤。于是，美国大使向北京政府提出抗议照会。结果，北京政府不得不赔礼道歉，赔偿了五万美元，惩罚了几个官员。

　　二、汉口纺织工人案。在一家英国纺织厂中，因组织工会，有三百来名工人被解雇，三名工人代表被捕。被解雇的工人举行游行示威，被英国军队驱散，冲突进一步扩大，有许多工人受伤。接着，英国军舰也上场了，威胁要轰击城市。结果，三十三名纺织工人被捕，其中三名领导者被英国驻汉口领事判处监禁五个月，其他人监禁两个月。

　　三、法国金法郎事件。由于义和团起义，中国应付给法国的赔款相当于一亿五千四百七十万九千五百八十二海关两。因法国法郎贬值，法国政府要求中国用黄金，而不用纸币法郎交付欠款，这样便出了五千五百万海关两的差额。法国人已征得北京政府同意这样做，原来反对这样做的议会，因得到政府贿赂，现在也改变了立场。

　　四、旅顺口和大连。旅大的租借权，从沙皇俄国转给了日本。1923年已期满，但日本拒绝归还，因日本向中国提出的二十一条中，有一条规定了重行租借。

　　五、临城案。此案最清楚地说明了帝国主义者的特性。去年，有一群土匪，为给北京政府制造外交上的麻烦，在临城袭击了列车，劫走了一百名中国人和二十名外国人。英、美、日、法、意等国大使立即向北京政府提出强烈抗议。当时情况特别紧张，帝国主义列强企图乘机取得对中国铁路、航运和财政的控制权。外交团要求：1.赔偿每个被劫持的外国人八千七百美元；2.组织由外国军官指挥的护路队； 3.撤销山东督军、驻军司令、铁路警长等人的职务。这些要求激起了人民的抗议，但是总统曹锟为取得外国列强的承认，满足了这些要求。

　　六、棉花出口。外交团强迫中国政府撤销出口棉花的禁令。北京政府无视华商抗议，同意了这一要求。

　　七、烟草消费税。利用中国烟草在华制造香烟的英、美烟草公司免交消费税，因而中国人民每年损失二亿美元。各省当局打算征收消费税，但北京政府因该公司抗议，禁止征收。

　　八、广州的关税。广州国民党政府，为使广州的关税收入不致落入北京政府的腰包，开始自行征税。为了对此事进行报复，英国派了二十艘军舰去广州，要求取消税收，但由于孙中山的态度坚决和人民的示威，这一要求未获满足。

　　九、列强的海上联合舰队。帝国主义列强已达成协议，建立由十一艘英舰、十艘日舰、八艘美舰、六艘法舰及两艘意舰组成的长江联合舰队。目前，列强仍企图迫使北京政府同意这一做法。

　　还可以举出许多其他事实。这一切都证明，帝国主义者始终力图利用微不足道的借口来扩大其势力及特权。北京政府完全被他们控制了。在承认苏联的问题上，帝国主义者也在千方百计地对北京政府施加压力，尽管北京政府已同加拉汉同志签订了条约，帝国主义者们并未停止其挑拨离间的活动。

　　在帝国主义列强无耻行径不断出现的同时，以工人和青年知识分子为首的民族运动也在不断发展，我们的同志正在领导这一运动。起初，国民党人只力争借助武力扩大地盘，不懂得搞群众运动，改组以后，在我们的影响下，国民党开始接触群众，发表了宣言，号召推翻国内的军阀和外国帝国主义者。我们党认为，在像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地国家，必须发动一个能联合所有群众活动的统一的政党领导的民族革命运动。所以，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我党党员和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其目的是为了改组它，改变它的纲领，并使它能够密切联系群众。孙中山和国民党的左翼决定根据我们的建议改组这个党。一九二四年一月国民党的改组，给中国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今年一月在广州举行了国民党代表大会，有二百名代表参加，其中我党同志占百分之二十。大会所通过的宣言、决议和纲领，是由于我党党员和左翼的共同努力，才得以通过的。“左翼”同“右翼”进行了顽强斗争，使后者不致反对我们。我党的一位同志发表了声明[2]，阐明我们对真正的民族革命所抱的观点。孙中山也发言专门谈了允许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的问题。

　　大会奠定了建立集中组织的基础。在国民党执行委员会的成员里，我党同志占八分之一，在候补委员中占十七分之七[3]。大会所通过的政治纲领，最重要的有下列几点。

　　对内政策方面：

　　1.普遍选举制；

　　2.集会、出版、言论和信仰自由；

　　3.用外国列强交还租界地后的收入消除盗匪活动；

　　4.实行工人立法和保护工人组织；

　　5.改组农业体制，改善农村生活条件；

　　6.交通运输国有化。

　　对外政策方面：

　　1.取消同外国签定的一切关于租借地、领事裁判权、外人管理关税及外人在华政治权力的不平等条约；

　　2.不承认不负责任的北京政府所欠的外债。

　　代表大会之后，民族运动进入新阶段。国民党员分赴各地。我党同志和国民党左翼到处都在积极工作，在南方是开展合法工作，在北方则进行秘密工作。富有的华侨继续留在国民党内，小资产阶级，特别是知识分子热情地加入了国民党，南方的工人也加入了国民党的行列。

　　五月一日汉口举行了纪念施洋同志的大会，他在一九二三年二月京汉铁路工人罢工期间被枪杀了。甘肃、四川、山东等省和天津市举行了游行。广州有一万多人参加游行，孙中山还发表了讲话。当北方政府在外交团的压力下拒绝同苏俄缔约时，国民党在北京组织了游行，警察驱散了这次游行而且还宣布了戒严。这一切都证明国民党开始领导群众了。

　　但很快反动势力就抬头了。北方政府慑于国民党与日俱增的影响，开始对其采取镇压手段。五月间，汉口的两个秘密组织被破获，因此有五人被捕，其中两名是共产党员，他们后来被吴佩孚枪杀了。此后，北京很快地又有五人被捕，张国焘（我党北方工人运动的主要组织者、国民党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便是其中之一，被捕者囚禁在军事监狱，但未向他们提出任何控告。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我们加入国民党能够加速民族革命运动的开展。参加国民党的共产党人是真正的革命先锋队。不久前，国民党发表了反对反动派的宣言。我们的秘密工作在继续进行。

　　最后，我想指出，我们在国民党内部工作的主要目的，在于唤起群众的革命精神，引导他们反对国际帝国主义者和国内的军阀。在国民党内部，我们将其左翼争取到我们方面来，并以此加速革命浪潮的高涨。尽管反动势力阻碍工人运动的发展而遇到一些困难，北方的工人组织仍在我们掌握之中。在南方，特别是在广州，国民党在工人中有相当的影响，但我们的策略是掌握工人运动的领导权，以使其成为革命的先锋队。

　　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不大，它的战线很长，因为它同时领导着工人运动和民族运动。我们一直根据第四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关于统一战线的决议进行工作。我们希望第五次代表大会特别关注中国问题，并给予中国党有关今后工作的指示。

　　署名：秦华（中国）

　　《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第668—672页，苏联国家出版社1925年版

　　按《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一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3月第1版）刊印

　　[1]题解　共产国际（第三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于1924年6月17日至7月8日在莫斯科召开。1924年3月30日，第三国际给中共中央来信，通知派代表团参加会议。李大钊受命率罗章龙、王荷波、刘清扬、彭述之4人出席大会。这是李大钊提交大会的报告。原拟在第二十二次会议上发言，因故未讲。报告稿后刊于《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苏联国家出版社1925年出版），署名秦华（中国）。

　　[2]我党的一位同志发表了声明　指在国民党“一大”上，李大钊就国共合作问题发表的《意见书》。

　　[3]在国民党执行委员会的成员里，我党同志占八分之一，在候补委员中占十七分之七　国民党“一大”选出中央执行委员25人，共产党人谭平山、李守常、于树德3人当选；又选候补中央执行委员17人，共产党人沈定一、林祖涵、毛泽东、于方舟、瞿秋白、韩麟符、张国焘7人当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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