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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茶贸易与蒙藏之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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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守常先生在中公商大的演讲（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七、八日） 今天讲题是茶贸易与蒙藏之关系。茶与塞外的民族很有关系，且含有历史上的价值。但是，现在我国与蒙（藏）茶贸易的情形，和前已经大不相同了。 茶与蒙藏发生关系，原因有四：一、塞外民族需茶甚劲［切］；二、茶富于保存性及搬运件［性］，将茶制成砖，可以当作货币用，流行甚远；三、塞外民族与汉民族接触，故容易发生关系；〈四汉民族与汉民族接触，故容易发生关系〉四、汉民族亦努力输于塞外。 现在我们分（别）来讲，先说明何以蒙藏民族需茶甚切之原因。大概塞外民族都业游牧，喜欢食畜产物，即动（物）性的食品。兴安岭东南部依汉、满人的移住，渐为农耕的生活所化，其西北部则仍以动物性食品为主。他们食品的种类有〈（一）〉牛乳及其制品；（一）生牛乳（以茶和入，可以饮用）；（二）酸乳；（三）黄油；（四）奶豆腐；（五）奶皮子；（六）凝结乳；（七）乳果；（八）乳酒；（九）马、牛、羊□［各］种动物的肉。他们食的食品，都偏于动物性的食品，使保健温［热］量的摄取困难，又易生坏血病，因此需茶甚切，为之调剂。《宋史·职官志》：“元符末，程之邵言：‘戎俗食肉饮酪，故茶贵而病于难得。’”[2]又《明史·食货志》：“番人嗜乳酪，不得茶，则因［困］以病。故唐、宋以来，行以（茶）易马法，用治氏［制羌］、戎。”[3]在别的纪录中，亦有“蒙古人及西蕃人皆以茶养生”的话。可以知塞外民族需茶的情形云。 第二要说明汉民族何以输茶与塞外民族呢？他的动机可分数层讲明。（一）裕财用，政府专卖，课茶税于茶商；（二）充实军马及农马；（三）促茶叶的发达；（四）坚结外族的隶属关系，使其不得与第三民族接触，于是汉民族可以与塞外民族感情融洽，且因其仰给于我，亦可以控制他。明神宗时，他种货物都可与番人互市，惟留茶不开放，虽有商人私自输茶，系一时权宜。 关于政府设置机关处理此事，宋时曾设茶场，既又设买马司。神宗元丰元年，并为茶马司，管买马榷茶之事。南宋复分为二，文官榷茶，武官买马。明及清初，仍行茶马司制。大抵茶马交易，历代多设于陕、甘、蜀等处，但因四川接近边陲，番人生活进步，脱离游牧而定农耕，及茶商私运之故，遂有茶贱马〈之〉贵（之）现象。政府遂严禁私茶运出。 从中国方面而言，茶贸易的效力有影响于政治、文化、经济三类事实。（甲）政治的：（一）补充军马，充实国防；（二）藉此控制外族。（乙）文化的：（一）播传汉民族之文化；（二）市恩于塞外民族。（丙）经济（的）：（一）裕国用；（二）厚民业，茶叶可发展，农马可充足；（三）发达金融。以上三类七条都是从利益一边讲的，但亦有流弊的所在。概为二种：（一）招番人之侵入；（二）倘一旦其他供给茶的国出现，则藩属的关系动摇。 从外族方面言，其效果亦可照上三类，依利弊分述。先讲利一边：（甲）政治的：引起其南进的雄心，扩充自己民族的政治势力。（乙）文化的：（一）调剂偏食动物性食品的弊害，减少坏血病，增进民族的增殖、幸福；（二）接触中国文化，增大开明的机会。（丙）经济的：增进马业。但是弊的一边，亦颇可讲：（甲）政治的：（一）充实中国的军备，危自己的国防；（二）依茶贸易的办法，受制于中国，失民族经济之独立，在政治上成了中国的隶属；（三）茶缺乏，则不得不诉之武力。（乙）文化的：增大为中国文化的征服的机会。（丙）经济的：破坏民族经济的独立。 上面讲的是历史的过去情形，至于近来蒙藏方面，茶的贸易已发生变动了。蒙古方面，农耕渐盛，交易发达，易得植物性的食品，茶渐失其必要性。茶之输出，不由政府，乃由中国商人及俄国商人等由海参崴，经中东及西伯利亚两路，分配于蒙人。于是，中（国）政府专卖茶之事实，遂遭打破，且由中蒙关系移而为俄蒙关系。西藏方面，熬茶的礼仪盛行，需茶甚多。一八九六年，英人入藏，喇嘛提议，西藏佛国，拉萨圣地，不许有贸易关系的外人入境。换句话说，喇嘛恐怕失熬茶之利，故有此举。但至一九○六年，驻藏大臣报告[4]：“由江孜商埠输入西藏的印茶，使四川茶商的损失甚巨，不下百万两”，盖由亚桑出产之茶输藏甚便，可见西藏方面茶的贸易，我国又支持不住了。所以茶的贸易，事业虽小，却有如此大关系。表面上看去，以为都是政治方面的情形，但内中实含有经济的作用。此种事实都可于历史中寻到。诸君学习商业，能细心研究，用经济的（解释）历史〈解释〉的态度，可以得到圆满的结果，望诸君努力研究。 今天所讲，不过是一点零星的资料贡献于诸君。 《盛京时报》 1923年12月7日、8日第7版 [1]题解 本文为李大钊在参加1923年11月24、25日在上海举行的中共三届一中全会后，在中公商大的演讲提纲，发表于由日本人中岛真雄所创办的《盛京时报》1923年12月7、8两日的《实业栏》内，由内蒙古师范大学张建军副教授发现。本文具体演讲时间，估计在11月末，也就是在1923年11月28日在上海大学所作的《史学概论》的演讲前后。该次演讲李大钊着重指出研究历史的任务，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指导，“于整理上，要找出真确的事实；于理解上，要找出真理。”理解“历史真正意义”。本文恰恰是李大钊对于研究历史的原则和方法的应用范例。 “中公商大”，即中国公学的商科。上海大学，时被称为“上大”；“中国公学”，则被称作“中公”。该校创办于1905年，为当时革命党人所创办，故与国民党人关系颇深。胡适于1906年暑假后至1910年8月赴美留学前，曾在该校求学与任教，1927年4月还接任该校校长并兼文理学院院长，故与胡适的关系亦颇深。1922年8月中共杭州西湖会议之后，国共合作正式启动，李大钊成为主要推动人物，他帮助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创办上海大学，同时也自然接近与中国公学的关系。当时，称大学中之某科为某科大学，亦是有见。例如，蔡元培1918年1月在文中就曾说：“北京大学各科以法科为较完备”，“具有独立的法科大学之资格。”很显然，如果简称，也就是“法大”，而当时的北大，将商科隶属于法科，并称是仿美、日的做法。 [2]《宋史·职官志》 此系节文，原全文是：“元符末，程之邵召对，徽宗询以马政。之邵言：‘戎俗食肉饮酪，故贵茶，而病于难得，原禁沿边鬻茶，专以蜀产易上乘。’诏可。未几，获马万匹。” [3]《明史·食货志》 引文有误。原文是：“番人嗜乳酷，不得茶，则困以病。故唐、宋以来，行以茶易马法，用制羌、戎，而明制尤密。” [4]驻藏大臣 此指联豫。清光绪三十年三月即1906年4月被任为驻藏帮办，十二月授驻藏大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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