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观|李大钊_梦远书城

史观

　　（一九二三年九月——一九二四年上半年）

　　人类的历史，果何自始？曰：不知所自始。果何由终？曰：不知所由终。在此无始无终，奔驰前涌的历史长流中，乃有我，乃有我的生活。前途渺渺，后顾茫茫，苟不明察历史的性象，以知所趋向，则我之人生，将毫无意义，靡所适从，有如荒海穷洋，孤舟泛泊，而失所归依。故历史观者，实为人生的准据，欲得一正确的人生观，必先得一正确的历史观。

　　吾兹之所谓历史，非指过去的陈编而言。过去的陈编，汗牛充栋，于治史学者亦诚不失为丰富资考的资料，然绝非吾兹所谓活泼泼的有生命的历史。吾兹所云，乃与“社会”同质而异观的历史。同一吾人所托以生存的社会，纵以观之，则为历史，横以观之，则为社会。横观则收之于现在，纵观则放之于往古。此之历史，即是社会的时间的性象。一切史的知识，都依他为事实，一切史学的研究，都以他为对象，一切史的纪录，都为他所占领。他不是僵石，不是枯骨，不是故纸，不是陈编，乃是亘过去、现在、未来、永世生存的人类全生命。对于此种历史的解释或概念，即此之所谓历史观，亦可云为一种的社会观。

　　古昔的历史观，大抵宗于神道，归于天命，而带有宗教的气味。当时的哲人，都以为人类的运命实为神所命定。国社的治乱兴衰，人生的吉祥祸福，一遵神定的法则而行，天命而外，无所谓历史的法则。即偶有重视王者、圣人、英雄、豪杰而崇之以为具有旋乾转坤的伟力神德者，亦皆认他们为聪睿天亶，崧生岳降，仰托神灵的庇佑以临治斯民。故凡伟人的历史观、圣贤的历史观、王者的历史观、英雄的历史观、道德的历史观、教化的历史观，均与神权的历史观、天命的历史观，有密接相依的关系。后世科学日进，史学界亦渐放曙光。康德[2]之流已既想望凯蒲拉儿（Kepler）[3]、奈端（Newton）[4]其人者诞生于史学界，而期其发见一种历史的法则，如引力法则者然。厥后名贤迭起，如孔道西[5]，如桑西门[6]，如韦柯[7]，如孔德[8]，如马克思，皆以努力以求历史法则之发见为己任而终能有成，跻后起的历史学、社会学于科学之列，竟造成学术界一大伟业。厥后德国“西南学派”[9]虽崛起而为文化科学即历史学与自然科学对立的运动，亦终不能撼摇史学在科学的位置，这不能不归功于马克思诸子的伟业了。

　　自康德以还，名家巨子努力以求历史法则的发见者，既已实繁有徒，于是历史观亦衍类多端：有神权的历史观，有宗教的历史观，有道德的历史观，有教化的历史观，有圣人的历史观，有王者的历史观，有英雄的历史观，有知识的历史观，有政治的历史观，有经济的历史观，有生物的历史观，有地理的历史观。将此种种依四种的分类法括而纳之：曰，退落的或循环的历史观与进步的历史观；曰，个人的历史观与社会的历史观；曰，精神的历史观与物质的历史观；曰，神教的历史观与人生的历史观。前者以历史行程的价值的本位为准，后三者则以历史进展的动因为准。以历史行程的价值的本位为准者，或曰，社会的演展乃由昌盛而日趋衰落；或曰，社会的演展乃如循于一环，周而复始；或曰，社会的演展乃由野僿而日跻开明。以历史进展的动因为准者，则曰，史之进展必有动因。至于动因何在，则又言人人殊：或曰，在个人，如英雄、王者是；或曰，在社会，如知识、经济是；或曰，在精神，如圣神、德化、理念是；或曰，在物质，如地理、人种、经济是；或曰，在神权，如天命、神意是；或曰，在人生，如社会的生产方法，或社会的知识程度是。

　　历史观本身亦有其历史，其历史亦有一定的倾向。大体言之，由神权的历史观进而为人生的历史观，由精神的历史观进而为物质的历史观，由个人的历史观进而为社会的历史观，由退落的或循环的历史观进而为进步的历史观。神权的、精神的、个人的历史观，多带退落的或循环的历史观的倾向，而人生的、物质的、社会的历史观，则多带进步的历史观的倾向。神权的、精神的、个人的、退落的或循环的历史观可称为旧史观，而人生的、物质的、社会的、进步的历史观则可称为新史观。

　　实在的事实是一成不变的，而历史事实的知识则是随时变动的；纪录里的历史是印板的，解喻中的历史是生动的。历史观是史实的知识，是史实的解喻，所以历史观是随时变化的，是生动无已的，是含有进步性的。同一史实，一人的解释与他人的解释不同，一时代的解释与他时代的解释不同，甚至同一人也对于同一史实的解释，昨日的见解与今日的见解不同。此无他，事实是死的，一成不变的，而解喻则是活的，与时俱化的。例如火的发明，衣裳的发明，农业及农器的发明，在原人时代，不知几经世代，经社会上的几多人，于有意无意中发见、应用的结果积累而成者。旧史观则归功于半神人的燧人氏、神农氏等。若由新史观以为解释，则必搜其迹寻其因于社会全体的进化，而断定此半神人为荒诞的虚构。又如孔子的生平事迹，旧史观则必置之于天纵的地位，必注意于西狩获麟[10]一类的神话。若依新史观为他作传，则必把此类荒诞神话一概删除，而特注意于产生他的思想的社会背景。所以历史不怕重作，且必要重作。实在的事实，实在的人物，虽如滔滔逝水，只在历史长途中一淌过去，而历史的事实，历史的人物，则犹永永生动于吾人的脑际，而与史观以俱代［化］。依据人生的史观重作的历史，补正了依据神权的史观作成的历史不少；依据社会的史观重作的历史，补正了依据个人的史观作成的历史不少；依据物质的史观重作的历史，补正了依据精神的史观作成的历史不少；依据进步的史观重作的历史，补正了依据退落的或循环的史观作成的历史不少。历史观的更新，恰如更上一层，以观环列的光景，所造愈高，所观愈广。以今所得，以视古人，往往窃笑其愚，以为如斯浅识都不能解。其实知识有限，如隔丛山，过后思之，以为易事，而在当时，则非其时之知识所能胜。譬如奈端，据以发明引力法则的苹果落地的事实，奈端之前，奈端之后，日睹苹果落地者，何止千百万人，而皆莫喻引力之理，今从史实，亦何足异？根据新史观、新史料，把旧历史一一改作，是现代史学者的责任。

　　中国自古昔圣哲，即习为托古之说，以目矜重：孔孟之徒，言必称尧舜；老庄之徒，言必称黄帝；墨翟之徒，言必称大禹；许行之徒，言必称神农。此风既倡，后世逸民高歌，诗人梦想，大抵慨念黄、农、虞、夏、无怀[11]、葛天[12]的黄金时代，以重寄其怀古的幽情，而退落的历史观，遂以隐中于人心。其或征诛誓诰，则称帝命；衰乱行吟，则呼昊天；生逢不辰，遭时多故，则思王者，思英雄。而王者英雄之拯世救民，又皆为应运而生、天亶天纵的聪明圣智，而中国哲学家的历史观，遂全为循环的、神权的、伟人的历史观所结晶。一部整个的中国史，迄兹以前，遂全为是等史观所支配，以潜入于人心，深固而不可拔除。时至今日，循环的、退落的、精神的、“唯心的”历史，犹有复活反动的倾势。吾侪治史学于今日的中国，新史观的树立，对于旧史观的抗辩，其兴味正自深切，其责任正自重大。吾愿与治斯学者共策勉之。

　　本文和《今与古》、《鲍丹的历史思想》、《孟德斯鸠（Montesquieu）的历史思想》、《韦柯（Giambattita Vico）及其历史思想》、《孔道西（Condorcet）的历史思想》、《桑西门（Saint Simon）的历史思想》、《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理恺尔的历史哲学》、《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唯物史观在现代社会学上的价值》等十篇文章是李大钊为北京大学史学系开设《史学思想史》课程所写的讲义。除《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因1920年早已在《新青年》发表，另行编排外，其余九篇均按北京大学图书馆收藏的讲义影印本的目录编排顺序收入本集。其中在《社会科学季刊》公开发表过的三篇文章，据发表稿排印，并在文末注明发表书刊及时间。其余文稿均按影印本排印。

　　——编者

　　[1]题解　《史学思想史》是李大钊为北京大学史学系开设的正式课程，《史观》系该课的第一讲内容。《北京大学日刊》1923年9月29日发布的《1923年至1924年度史学系课程指导书》标明：“史学系第四学年：《史学思想史》，（每周）3学时，李大钊授”。1924年1月5日《北京大学日刊》发布注册部《布告》：“李大钊先生因事出京，其所授史学系《史学思想史》暂时请假，回校后补讲”。现存的该课讲义共36页，约6万多字，是北大出版部讲义科用铅字排印，分期印发的。每篇讲义的边框线外均印有收稿和印出日期，第一篇《史观》的收稿时间为“12月8日”（当为1923年12月8日），最后一篇的印刷日期为“7月2日”（当为1924年7月2日）。关于讲义的印发办法，当时北大有明确规定，一般是先讲课，后印发。因此，讲授时间实际上早于讲义印发时间。根据上述史料，我们可以断定：该课程是1923年至1924年度史学系第四学年排定的正式课程。1923年暑假后为本学年的第一学期，按北大校历计，本学期应于1923年9月开学，该课程也当在此时开始讲授。据此，我们将《史学思想史》讲授时间定为1923年9月至1924年上半年。讲义内容为6万多字，以每周3学时计，第一学期当可讲完。李大钊因出席国民党一大会议，1924年1月4日至2月下旬请假出京近两个月，因而1924年上半年才“补讲”完全部内容，但所需课时不会太长。《史学思想史》作为正式课程，他在北大共讲授过两次，第二次开课为1925年。当年2月24日《北京大学日刊》曾发布注册部《布告》说：“李大钊先生已回京，原授之《史学思想史》定于下星期一开始讲授。（每周）周四，一时；周六，二时，共三时，半年内讲完”。第二次开课，可能并未讲完，先生即因北京时局恶化而避入苏联使馆区。

　　[2]康德　参见本书第三卷《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注②。

　　[3]凯蒲拉儿（Kepler）　今译开普勒（1571—1630），德国天文学家。他研究行星运动轨道，发现了行星运动的三大定律，被称为“开普勒定律”。著有《立体几何学》等。

　　[4]奈端（Newton）　今译牛顿（1642—1727），英国数学家、物理学家。他发现了力学基本定律、万有引力定律，创立了微积分学和光的分析学。著有《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光学》等。

　　[5]孔道西　参见本书第三卷《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注⑧。

　　[6]桑西门　参见本书第三卷《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注⑨。

　　[7]韦柯　Giovanni Battista Vico（1668—1744），今译维柯，意大利史学家，著有《新科学》。

　　[8]孔德　参见本书第三卷《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注瑐瑤。

　　[9]德国“西南学派”　又称“巴登学派”、“弗莱堡学派”或“海德堡学派”，其创始人是新康德主义者维尔海姆·文德尔班（1848—1915），因他曾在德国西南部巴登地区弗莱堡大学、斯特拉斯堡大学和海德堡大学任教而得名。他和其弟子李凯尔特是这一学派的领袖。文德尔班是现代西方哲学史家，他把陆宰（是最先在哲学语言中使用“价值”一词的人）学说与康德学说结合起来，首先提出实践理性的价值哲学问题，更为重视以至夸大人的主观性、感情与意志的作用。他把历史也纳入伦理学领域。他的历史哲学实际成为他的价值哲学以至成为整个西南学派的中心理论。所以，有人把新康德主义巴登学派称为“历史学派”。在《历史与自然科学》的演讲中，他认为：自然科学的目的在于求得“法则”，历史学则在于求得“形态”，因而自然科学就是求得对于法则普遍的、无时间性的本质的理解，而历史学则求得对个别性的、时间性的现象的理解。前者是建立法则的科学，后者是个性记述的科学。他甚至断言：历史的创造与美的创造，历史学科与文学是相似的。李大钊文中所说他们“崛起而为文化科学即历史学与自然科学对立的运动”，即指此。

　　[10]西狩获麟　这是旧史所载预示天意、孔子命终的传说。据《春秋公羊传》记载：鲁哀公“十有四年，春，西狩获麟”。人们认为“麟者，仁寿也。有王者则至，无王者则不至。”人们告诉孔子，孔子曰：“孰为来哉？孰为来哉？反袂拭面，涕沾袍。”并又说“吾道穷矣！”两年后，即哀公16年4月，孔子果逝世。

　　[11]无怀　即无怀氏，传说中远古部落名。相传其民安居乐业，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

　　[12]葛天　即葛天氏，传说中远古部落名。相传有葛天氏之乐，共8曲，由3人操牛尾而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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