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李大钊

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

　　（一九二一年三月）

　　人类之社会的观念和组织的能力，和文化有相互的影响。文化高的民族，社会的观念和组织的能力，固然也高；亦惟社会观念和组织能力既高，而文化始有进步。原始社会如猎群、战团，其组织之单简［简单］，较诸今日社会乃不可以道里计。然证诸十九世纪以来，政党之发达，则人类组织能力之进步，又极可惊。英、美政治纯受政党支配，其政党都有极繁复之机关，极巧妙之组织，所以势力雄厚，直与政府并驾，甚或称为第二政府。至于欧、美社会方面，只要有两人以上的公同行动，就成一个团体的组织，打猎、钓鱼、旅行、音乐、茶话，都称为一个Party[1]。他们团体生活之习惯，几若出自天性，由小扩大，所以议会、政党，亦都行之若素。如儿童、妇女、慈善、教育、科学种种结社，非常的多，并且也有切实的计划，伟大的成绩，所以社会事业才能这样发达。

　　最近时代的劳动团体，以及各种社会党，组织更精密，势力更强大。试看各国罢工风潮及群众运动之壮烈，不难想见。俄罗斯共产党，党员六十万人，以六十万人之大活跃，而建设了一个赤色国家。这种团体的组织与训练，真正可骇。

　　中国人虽然也是社会动物，但几千年专制之压迫，思想之束缚，和消极的、懒惰的、厌世的学说之浸染，闹得死气沉沉，组织的能力都退化了。然而中国社会腐败到这个样子，又不能不急求改革。改革的事业，亦断非一手一足之力，自然还要靠着民众的势力，那么没有团体的训练，民众势力又从那里表现呢？所以我们因渴想社会之改革，就恨中国人的组织能力太低，但是这也无怪，因为团体的训练和民众的运动，是互为因果的。即团体的训练愈发达，民众的运动愈有力；亦惟民众的运动愈发达，团体的训练才愈高明。换言之，没经过民众运动的人民，团体的训练是不会发达的；毫无团体训练的人民，也不能产生有力的民众运动，可见这两件事是相待为用，相随俱进的。所以我们现在要一方注意团体的训练；一方也要鼓动民众的运动，中国社会改革，才会有点希望。

　　中国自满清道、咸海禁大开之日[2]，就有受些欧化洗礼的两个大党产生，一是同盟会[3]，一是强学会[4]。强学会的成绩是戊戌变法。同盟会的功业，是辛亥革命。他们都自有他们的价值。既入民国以来的政党，都是趁火打劫，植党营私，呼朋啸侣，招摇撞骗，捧大老之粗腿，谋自己的饭碗，既无政党之精神，亦无团体的组织，指望由他们做出些改革事业为人民谋福利，只和盼望日头由西边出来一样。

　　近二三年来，人民厌弃政党已达极点，但是我们虽然厌弃政党，究竟也要另有种团体以为替代，否则不能实行改革事业。

　　五四运动以后，学生团体发生，俨然革新运动中之惟一团体。其实学生虽有几许热心侠气，究竟还是团体的训练不大充足，其中缺憾正多，到了现在又有“强弩之末”的样子，令人正自伤心无极（闻最近北京学生会选举职员，投票两次都未产出，照投票这样散乱看来，恐怕就是团体训练薄弱之一证）。

　　最近也产生了几个小团体，只是章程定妥以后，就算完事，其中亦是学生居多。有人呼为“章程运动”，其言虽谑，亦自有理，尤足令人丧气。

　　闻特来中国讲学的某大学者，尝于私下对三两学生说：“中国这样政府，设有革命党千人，便要站不住了。”然而我们竟没有那样的人，竟没有那样的团体，说到这里我们只有惭愧。

　　我们的社会腐败到这个样子，终天口说改革，实际上的改革，半点没有。这总因为我们团体的训练不充足，不能表现民众的势力，而从事革新的运动。

　　然而没有团体，也没有地方可以得到团体的训练，所以我们现在还要急急组织一个团体。这个团体不是政客组织的政党，也不是中产阶级的民主党，乃是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即是社会主义团体。中国谈各种社会主义的都有人了，最近谈Communism[5]的也不少了，但是还没有强固精密的组织产生出来。各国的C派[6]朋友，有团体组织的很多，方在跃跃欲试，更有第三国际[7]为之中枢，将来活动的势力，必定一天比一天扩大。中国C派的朋友，那好不赶快组织一个大团体以与各国C派的朋友相呼应呢？

　　中国现在既无一个真能表现民众势力的团体，C派的朋友若能成立一个强固精密的组织，并注意促进其分子之团体的训练，那么中国彻底的大改革，或者有所附托！

　　署名：S．C

　　《曙光》[8]第2卷第2号

　　1921年3月

　　【注释】

　　[1]Party　译作“团体”。

　　[2]道、咸海禁大开之日　清代中国本是闭关自守的国家。清道光20年至22年（1840—1842），与英国发生鸦片战争，中国失败，订立《南京条约》，除赔款外，割让香港岛，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被迫开了海禁。清咸丰7年至10年（1857—1860），又发生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咸丰帝逃热河，圆明园遭浩劫。清廷被迫先后订《天津条约》与《北京条约》，对英开放增加牛庄（后改营口）、登州（后改烟台）、台湾（台南）、潮州（后改汕头）、琼州、汉口、九江、镇江、南京、天津等通商口岸；派公使驻京，派领事驻各通商口岸；教士自由传教，英人得在内地游历、通商，在通商口岸得任意租地盖房，设医院、教堂、仓库等；商船可在长江各通商口岸来往；割让九龙。法、俄等国也都得到相应特权。从此，中国的海禁被迫彻底打开。

　　[3]同盟会　全名中国同盟会，简称同盟会。1905年8月20日，在孙中山发起下，以兴中会和华兴会为基础，联络光复会成员，在日本东京正式成立，孙中山被推举为总理，黄兴为执行部庶务长，辅助总理计划一切。确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革命纲领，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理论指针，成为中国资产阶级的革命政党。其后，发动和领导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帝制，建立起现代体制的中华民国。1912年8月，改组为国民党。

　　[4]强学会　又名译书局，或称强学书局或强学局，1895年11月（光绪21 年10月）首先成立于北京。它是戊戌变法之前维新派的政治团体，也是中国历史上在本土最早建立的（以孙中山为首的兴中会虽成立于1894年11月，但那是在美国檀香山）具有现代色彩的政治团体。由康有为发起联络，翁同龢等帝党支持赞助，由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出面组成，由张孝谦主其事，会员有杨锐、沈曾桐、徐世昌、袁世凯、张之洞等数十人。成立后，“先以报事为主”。在北京将《万国公报》改为《中外纪闻》，在上海创办《强学报》，并定每十日集会一次，每次有人演说。其目的是宣传维新变法，求中国自强。梁启超说：“自近世严禁结社，而士气大衰，国之日孱，病源在此。”故康先生“务欲破此锢习”。强学会本为探“万国强弱之原”，供谋国者参择，但1896年1月，御史杨崇伊弹劾强学会“私立会党，将开处士横议之风”，遂被清廷封禁。

　　[5]Communism　译作“共产主义”。

　　[6]C派　指共产党。

　　[7]第三国际　1919年3月，在列宁领导下，以俄共（布）为核心，有30个国家的工人政党和左派团体的代表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第三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共产国际。大会选举出领导机构执行委员会和执行局，总部设在莫斯科，凡参加第三国际的各国共产党都成为它的一个支部。它曾开过7次代表大会，领导过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就是在第三国际帮助下建立的，1922年“二大”决议参加共产国际，成为它的一个支部。后经各国共产党同意，第三国际于1943年6月宣告解散。

　　[8]《曙光》　由北京中国大学、法文专修馆、俄文专修馆等高等学校的学生所办的刊物，1919年11月在北京创刊，宋介主编，主要成员有王统照、耿济之、郑振铎、瞿世英等。该刊宗旨为“本科学的研究，以促进社会改革之动机。”倡导教育救国与科学救国，介绍西方新思潮。1920年后大量介绍俄国革命和社会主义思潮。1921年夏停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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