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人不可以外交问题为攘权之武器|李大钊

论国人不可以外交问题为攘权之武器

　　（一九一七年二月十七日）

　　对德抗议之举，既成为国家的行动，吾侪继今所当问者，非追谏政府为此之是非可否问题，乃群筹今后对此之利害得失问题。此义本社秋桐君已郑告国人矣。余今所欲论者，以为似此关系国家存亡之外交问题，不惟不可资以为攻诘政府之柄，即欲利用此机会以攘取一部之政权，而因以自效，亦非爱国之士所当出。迩来，颇闻改组内阁之说，犹未寝息。此事果为应时势之必要，或有社会真正之要求，固无所不可。彼英、法之内阁，虽在军事旁午之秋，不惮变更其组织者即是也。而若无此必要，无此要求，必欲强附联立内阁之名，或欲因此以自显于政治，则余敢断言，此事之在吾国今日，必为召启政治的纷争之导线，不独无益，且又害之，似非笃诚爱国者所宜出也。何以言之？联立内阁之产生，必在政党政治素有基础之国，始克图此。盖其立于政治社会之大政党，为数不过二三，即或小党林立，其政治之经验，亦足使之举能窥见国家根本大计、共同利害之点，而易维系之，使集中于一致之境。故一旦联立内阁立乎其上，乃如提纲挈领，有条不紊，遂以收功于危急存亡之秋，而奏同心同德之效。今吾国则何如者？以今日政象之沈滞，即有素具基础之大政党，亦无其回翔自如之余地，其踞政治势力之中心者，智验德能，均不足以语调和容惬之精神。仅有甲派与之共处一朝，轧轹之迹，且不能免，一旦更益以乙派、丙派，庸能相安而共处者？余见其朝成立而夕崩离矣。又况北京政团，方在蜕演孳乳之中，大小计之，不下数十，苟以联立内阁之帜相号召，则凡树一帜戴一称者，莫不争思染指。内阁之位席有数，而政团之演化无穷，于是得之者固欣然乐为政府援，而有所赞助，失之者则将怨声四起，不平之情郁积于中，不久且将迸发。事果至兹，政府及国民之精神，又将分于疏通调和、争执应付之间，而贻外交上以莫大之阻害。揆之组织联立内阁之初意，一致对外之精神，今乃适招其反。此则所望于今之名流政客，宜审慎自处者也。复次，对于此次政府所执之外交政策，而怀疑其将为政治上之隐忧者，则虑政府将借对外为口实，而久尸军事内阁之名，以行其武断政治，余谓是亦非足虑者。平民政治之精神，所以能显现于吾国，实受世界潮流之赐。苟无世界潮流迫于四境之外，以促吾国民之觉悟，则不独袁氏可为太祖、太宗，即如白狼之徒[1]，亦且追踪于李闯[2]矣。方今世界各国，罔不投于战争旋涡之中，一时军事内阁之成，自为其应有之象。顾余敢断言，战场之硝烟一散，此昙华幻现之军事内阁，即将告终，而一复其平民政治之精神，此又战后复活之世界潮流也。吾人挟此最有势力之世界潮流以临吾政府，武断政治之运命将不摧而自倒。今之鳃鳃过虑及此者，吾人终认为一种杞忧耳。迄兹所言，皆为针对国民一方而发。最后，对于政府亦欲聊尽忠告焉。国民既举其信赖之诚以为政府盾，则政府之所以自贡于国而满吾国民之殷望者，竭心力以应付世界变局之外，对于国民中一部之怀疑，亦须出以至诚之坦怀相见，而以释其疑团。质言之，即宜竭力避武断政治之迹而不蹈，事事以国民的精神意思为惟一之后援。在此军事内阁之期间，切不可有非常之举动，以震撼宪政之根本，摇乱国民之耳目。诚能如是，则举国一致之精神始易于表现，而国民鳃鳃之戒虑，始归于安心也。此又当轴诸公之责矣。

　　署名：守常

　　《甲寅》日刊

　　1917年2月17日

　　【注释】

　　[1]白狼之徒　指白朗（1873—1914）及其部属。白朗，袁世凯统治时期农民起义军领袖，字明心，河南宝丰人。1912年率领豫西一带农民武装起义，提出“打富济贫”口号，转战河南、安徽、陕西、甘肃等省，历时两年，沉重打击了袁世凯政府，但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

　　[2]李闯　即李自成（1606—1645），明末农民起义领袖。陕西米脂县人。世代务农。崇祯二年（1629年）参加起义，后为闯王高迎祥部下的闯将。高迎祥牺牲后，他继称闯王。起初多次失败，隐伏于商洛山区（在豫陕边区），崇祯十二年张献忠在谷城再起后，他即起而响应。崇祯十六年在襄阳称新顺王。次年正月，进占西安，即以西安为西京，建国号大顺，年号永昌。同年三月攻进北京，推翻明王朝。后清兵入关，他率军迎击，战斗失利，退出北京。清顺治二年（1645年）在湖北遭地主武装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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