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制与宪法|李大钊

省制与宪法

　　（一九一六年十一月九日）

　　一、省制之渊源

　　省之名起于汉，班固前《汉书·昭帝纪》，帝姊“长公主，共养省中[1]。”省字之见于载籍者，斯为最古。玩其文义，有尊崇之意[2]。又《孔光传》：“或问‘温室省中树’。光不对，盖以禁省中事当慎密也。”逮于有唐，中书、门下、尚书号称三省。中书省主诏诰，门下省主封驳，尚书省主分职，为三权并立之象。寝又以尚书、黄门、中书、秘书、殿中、内侍区为六省（见《新（唐）书·百官制》），是省为官制名称之始。今日本称各部曰省（如陆军省、大藏省等），盖取于唐制之义也。省之官制，唐、宋相沿，著为章典。蒙元入主中华，于京师建中书省，更于京外各地立行中书省，计十有一，直辖于中书省：

　　岭北行中书省（今内外蒙古）；
　　辽阳行中书省（今满洲、朝鲜）；
　　河南行中书省（今河南及湖北一部、安徽北半、江苏北半）；
　　陕西行中书省（今陕西及甘肃一部）；
　　四川行中书省（今四川大部）；
　　甘肃行中书省（今甘肃大部）；
　　云南行中书省（今云南大部）；
　　江浙行中书省（今安徽南半、江苏南半、浙江及福建）；
　　江西行中书省（今江西、广东）；
　　湖广行中书省（今湖南、湖北一部，广西一部，四川一部）；
　　征东行中书省（为征日本，割辽阳行中书省辖地，特置此省）。

　　明初尚沿元制，分建行中书省，而又变通增益之。今之直隶，因元世尝直隶京师中书省，故有斯名。明初则于此建北平行中书省焉。山东当元之世，亦尝直隶京师中书省，明初则分建山东行中书省焉。他若元合而明分者有之，元江、浙共一行中书省，明初则江南、浙江各建行中书省是也。元无而明有者亦有之，元以福建属江浙行中书省，以广东属江西行中书省，明初则福建、广东各于其地建行中书省是也。明至洪武九年，内革中书省，庶政悉归六部，外革各处行中书省，而别置十三布政使司，仍存行省之名。满清沿之，置二十二行省，设督抚焉（按总督巡抚之名，始于有明，其时既设布政使，复由中央时派重臣，巡视地方兵事及政务，而锡以斯名。初为临时派遣之官吏，渐变而为常设官吏焉）。由官制沿革上察省制之渊源，如斯而已。

　　二、中国历史上地方分权之趋势

　　据上所述，是省制肇起原为内官，而扩张以及于外官。行省之制原为临时派遣之职，而递嬗以固著于地方。迄于今日，省之地位几无大异于联邦国之一邦，合众国之一州。以何因缘而成此种趋势？此其故当远稽中国列朝内外关系之历史的大势，而穷究之也。中华建国最古，划疆分野始自何代，此种考证非本篇所许，然国家之成概为大小强弱互相兼并之结果，此理之可放诸四海而准者，曾是吾国亦奚能外？迨其并吞日多，而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之间，遂有所谓封建者，犬牙交错，而壤地相接焉。诠封之义虽多别解，而划疆之事为足当之。尧时恒、衡、华、岱峙于殊方，是为四岳，君主定时巡狩，使同盟诸侯朝觐会同，而为大祭。其时诸侯各持其领地之土，致之神前，君主复将此土授之诸侯，定其领地之封域，而以神为证，此即封建之始。封者封土之谓，建者建国之谓也。《舜典》：“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3]云云，所以谋国家之统一也。当世黎民直接受是等诸侯之统治，而其时之骚乱，非起于人民，而恒起于夏、殷、周等之强大诸侯焉。周初以诸侯称者八百，及其衰也，王網［纲］解纽，诸侯自相搂伐，春秋之世存者十二而已。比至战国时代更为六国，六国破灭，秦遂包举八荒，夷封建为郡县，实行极端的中央集权，行不再世，而天下豪杰兴于陇亩，并起而亡秦族矣！汉初惩秦之弊[4]，广建宗藩，而高帝之世反者九起。于是文帝[5]采贾生之议[6]，景帝用晁错[7]之谋，析封众建，以弱其势，而兼行郡县，有百余郡，郡置太守，太守之上设十三部刺史，以六条规令[8]监督各郡太守，前汉末年改刺史为秩二千石之州牧。唐世各州刺史与汉之各郡太守相同，而其数特增，开元盛时称三百余，其上仍有监督官，分天下为十道[9]，分置采访使、观察使，仍为朝廷钦差之职。后以兵乱置节度使驻镇地方，遂为常设之官。宋世于州县守令加以“权知”字样，地方官吏均非固定之职，而大体犹分二十三路[10]，俾州县隶属之。元设十一行省，为今日省之滥觞，已如前述。有明沿之，易为十三布政使司。明制中央地方皆为三权分立，地方官中若布政使掌司财政，按察使掌理司法，都指挥使掌治军务。后将三权握于督抚一人之手，而位超于布按二使之上焉。初督抚之职本为巡按御史，类汉之刺史，以军务倥偬赉以临时兵权及征筹饷谞之权，仍为中央临时派遣之官吏，至于有清，遂与布按二使同为固定之地方官矣。综观历代内外轻重之关系，外重内轻之倾向多，内重外轻之倾向少。而察地方官制之趋势又得四事焉：（一）自秦废封建为郡县后，中央与地方总有联络之枢介于其间；（二）纵其初无是等机关，而中央临时派遣之非地方官往往据其位置，渐变为固著地方之职，若为自然之趋势者；（三）七十、八十，乃至一百、二百、三百、四百州县之上，必置十或二十左右之监督官；（四）分理政务之职，渐趋于综合专一之方，递演递嬗，省之位置，遂成今形。晚清督抚之权，且逾于联邦之首长。庚子之变，元首蒙尘，而地方不至瓦解者[11]，职是之故。光、宣之交[12]，各省权力愈见膨胀，中央发号施令非得各省承诺则不能推行有效，甚至兵权、财权、造币权悉操之于各省，辛亥之役，遂藉之以奏倾清之功。今兹护国军兴，亦凭之以倡讨袁之义。此则史迹昭然，谈省制者所不容忽视者也。

　　三、集权论与分权论对抗之由来

　　古无集权分权之语也。有之，则内重外轻云者，足当集权之义；外重内轻云者，足当分权之义焉。于是右集权者[13]，则讴歌郡县；右分权者，则想望封建。求之往籍，封建与郡县之论战，盖至今而犹未有以决也。太史公作《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序》，盛称汉制郡国交错，犬牙相临，为“强本干，弱枝叶之势”。班孟坚[14]作史别有深慨，其赞许封建之意则尝溢于言表。《诸侯王年表序》云：“《诗》载其制曰：‘介人惟藩，大师惟垣。大邦惟屏，大宗惟翰。怀德惟宁，宗子惟城。毋俾城坏，毋独斯畏[15]。’所以亲亲贤贤，褒表功德，（关诸盛衰），深根固本，为不可拔者也。故盛则周、召相其治[16]，致刑错[17]；衰则五霸扶其弱，与共守。”班氏生当西汉，值中衰之运，国统三绝，权奸窃位，以成篡夺之局，盖尝心焉痛之，溯本推原断为内重外轻之失。陆士衡[18]作《五等论》，亦云：“帝业至重，天下至旷。旷不可以偏治，重不可以独任；任重必于借力，制旷终乎因人。故设官分职，所以轻其任也；并建伍长，所以弘其制也。于是乎立其封疆之典，财［裁］其亲疏之宜，使万国相维，以成磐石之固；宗庶杂居，而定维城之业。”又云：“或以‘诸侯世位不必常全，昏主暴君有时比迹，故五等所以多乱。今之牧守，皆以官方庸能[19]，虽或失之，其得固多，故郡县易以为治。’夫德之休明，黜陟日用，长率连属，咸述其职，而淫昏之君无所容过，何在其不治哉！故先代有以之兴矣。苟或衰陵，百度自悖，鬻官之吏以货准财，则贪残之萌皆如群后也，安在其不乱哉！故后王[20]有以之废矣。且要而言之，五等之君，为己思治；郡县之长，为利［吏］图物。”此其立说似重分权，盖右封建而少郡县者也。

　　曹元首[21]关心宗社，作《六代论》，以悟曹爽[22]。六代者，夏、殷、周、秦、汉、魏也。文中比论六代典制，一归于建植宗蕃，强枝叶以卫本根，为经国之至计。虽其论旨专注于一姓子孙帝王万世之业，而其间颇有吻合政理之精微者。如云：“昔夏、殷、周之历世数十，而秦二世而亡。何则？三代之君，与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忧。秦王独制其民，故倾危而莫救。夫与人共其乐者，人必忧其忧；与人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先王知独治之不能久也，故与人共治之；知独守之不能固也，故与人共守之。兼亲疏而两用，参同异而并进。是以轻重足以相镇，亲疏足以相卫，兼并路塞，逆节不生。”又曰：“泉竭则流涸，根朽则叶枯；枝繁者荫根，条落者本孤。故语云‘百足之虫，至死不僵’，扶之者众也。此言虽小，可以喻大。”[23]征史迹而寻绎其理，颇合政力调和之原则，虽今之论治者造语精透，奚外斯矣。

　　柳子厚[24]之论封建也，则举衰周之世，诸侯强盛，尾大不掉，率以殄于后封之秦，谓皆外重之祸。其称许郡县处，则谓秦之亡亡于人怨，非制之不善，故有叛人无叛吏。汉代封建之初，郡国居半，则有叛国无叛郡。唐兴，置州邑，立守宰，虽有桀猾时起，而亦有叛将无叛州。至谓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则由封建之继世而理，不如郡县之易得循良而言也。愚谓秦废封建立郡县，诚为中国政治上一大变革。但人民土地虽免于为诸侯之私有，而其隶于一姓不过如私法[25]上所有权之移转，其于人民未获公权[26]之自由一而已矣。徒遗私土[27]、子人之患，复失适俗易化之宜，以此言公，殊所未喻。然柳氏独能发见国家进化之迹，固自不失其政治史上之价值，而内重之策亦不失为一种主张也。

　　河汾王通[28]为刘秩[29]《政典》作后序，疏论唐太宗有行封建之意，而格于萧瑀、魏征之徒，颜师古郡国杂居之议且不能行，后之儒者颇恨当时诸臣，不能明英主之美意，使生民复见三代之制，殊不以为然，彼谓：“必能备究古今之事情，然后可以断其议论之是非，法制之得失。盖封建一事，汉以来未尝废，然行之辄利少而害多。其故有二：一则不能存三代之公心，二则不能存三代之良法。公心者何？其文、武、成、康之众建诸侯也，有德有功者则畀之，初未尝私其宗亲，虽曰兄弟、甥舅之邦，然所封皆极一时之选。若其果贤，则微子尹东夏[30]、蔡仲君蔡邦[31]，虽仇雠不废也；若其不贤，则管、蔡为僇[32]，五［王］叔为［无］官，虽同气不恕也。至汉则且私且忌，故始则剿灭前代所建国而尽以畀其功臣，继则剿灭异姓王而尽以畀其同宗，又继则剿灭疏属刘氏王而尽以畀其近亲。而其所建置若濞、若长之徒[33]，初无功德足以君国子民，特以其近亲而王之，故不旋踵而犯上作乱，墟其国而陨其身矣。盖有先王之公心，则其弊不至于此。良法者何？昔先王之建邦也，上有方伯[34]、连率[35]，下有公、侯、伯、子、男，小大相维，尊卑相制。如公侯受封之地虽多，而制禄不过十倍其卿，城国不过半天子之军，名山大泽不以封，必赐弓矢然后征，必赐圭瓒然后鬯[36]，有巡守，有述职，有庆有让[37]，纲纪未尝一日隳也。若汉初诸侯王，则畀以大城名都连数千里，未尝为之分限，山泽蓄货在其国者不领于天子之大农，五岳四渎[38]在其国者不领于天子之祠官，故为诸侯者一受封之后即自负其富强，摘山煮海，招纳亡命，擅爵人赦死罪，天子不能诃，谋臣不敢议，所以纵恣之者如此。及景、武[39]之世，则作佐官之律，严附益之法[40]，吹毛求疵，积毁销骨，所以猜防之者复如此。盖方其纵恣也，则畏之有同乎敌国；及其猜防也，则抑之不啻如谪徙矣。盖有先王之良法，则其弊不至于此。”是盖以公心而外更须良法，足以维系中央之祭权、兵权、财权诸大端，而后可言分权，则人治与法治并重之说也。

　　欧阳永叔[41]序《五代史·职方考》，则曰：“三代以上莫不分土而治也。后世鉴古矫失，始郡县天下。而自秦、汉以来，为国孰与三代长短？及其亡也，未始不分，或无地以自存焉。盖得其要，则虽万国而治，失其所守，则虽一天下不能以容，岂非一本于道德哉！”斯实纯尚德治之说，异乎近世法治之旨。

　　已［以］论政力平衡之理，最精者莫若苏子由[42]之《唐论》。其言曰：“天下之患，常伏于其所偏重而不举之处。故内重则为内忧，外重则为外患。古者聚兵京师，外无强臣，天下之事皆制于内，当此之时谓之内重。内重之弊，奸臣内擅而外无所忌；匹夫横行于四海而莫能禁，其乱不起于左右之大臣，则生于山林小民之英雄，故夫天下之重不可使专在内也。古者诸侯大国或数百里，兵足以战，食足以守，而其权足以生杀，然后使四方盗贼之患不至于内，天子之大臣有所畏忌而内患不作，当此之时谓之外重。外重之弊，诸侯拥兵而内无以制。由此观之，则天下之重固不可使在内，而亦不可使在外也。”次复征引周、秦、汉、唐之制，而指明内重外重一偏之势，皆有其弊，归结于内外势均，相维于平，而以唐制为较良。斯真论内外权力分配之铮佼者矣。

　　罗泌[43]《路史》中有《封建后论》之作，其旨一反柳宗元之说，谓行封建方为公天下，是亦分权论者之伦也。张横渠[44]亦云：“所以必要封建者，天下事之分得简则治精，不简则不精。故圣人必以天下分之于人，则事无不治者。圣人立法必计后世子孙，使周公当轴，虽揽天下之政，治之必精，后世安得如此？且为天下者，奚为纷纷必亲天下之事？今便封建，不肖者复逐之，有何害？岂有以天下之势不能正一百里之国，使诸侯得以交结以乱天下！自非朝廷大不能治，安得如此！而后世乃谓秦不封建为得策，此不知圣人之意也。”分简治精之理确正不刊，分权之利尽于斯矣。

　　马贵与[45]病班孟坚断代为史，末由观历代典制之会通。温公[46]《通鉴》又详于理乱兴衰，而略于典章经制。爰取累朝制度、名臣奏牍、私家论述，观其会通，加以评骘，成《文献通考》。其《封建考》中有云：“诸儒之论封建、郡县者，历千百年未有定说。其论之最精者如陆士衡、曹元首则主绾[47]，李百药[48]、柳宗元则主斯[49]，互相诋排，而其所发明不过公与私而已。曹、陆之说曰，唐、虞、三代公天下以封建诸侯，故享祚长；秦私天下以为郡县，故传代促。柳则反之曰，秦公天下者也。眉山苏氏又从而助之曰，封建者，争之端，乱之始，篡杀之祸莫不由之，李斯之论当为万世法。”又云：“愚尝因诸家公私之论而折衷之，曰封建、郡县皆所以分土治人，未容遽曰此公而彼私也。然必有公天下之心，然后能行封建，否则莫如郡县。无公天下之心，而欲行封建，是授之以作乱之具也。”准是言也，今以共和之制而行分权，宜无所弗适。盖公天下之法常存，而公天下之心偶有也。

　　明清之际，梨洲[50]、亭林诸子，皆以内重外轻不足以善其治，而颜习斋[51]《存治篇》亦云“非封建不能尽天下人民之治，尽天下人材之用。”又云：“三代以建封而亡，正以建封而久；汉、唐受分封藩镇之害，亦获分封藩镇之利。”又云：“君非桀、纣，其亡难也；侯非汤、武，王之难[52]也。故久而后失之也，即君果桀、纣而侯果汤、武矣。本国之积仓自足供辎重，无俟掠人箱囷炊人梁栋[53]也。一心之虎贲[54]从王之与国，自足以奉天伐暴，无俟挟虏丁壮因而淫携妇女也。南巢、牧野一战而天命有归，无俟于数年、数十年之兵争而处（处）战场也。耕者不变而市者不止，不至于行人断绝而百里无烟火也。王畿鼎革而天下犹有君，不至于闻京城失守而举世分崩，千百成群自相屠抢，历数年不能定也。王者绥定万邦而屡有丰年，不至于耕种尽废，九域[55]荡然，上干天和，水旱相仍历三二世不能复也。盖民生天地，咸沐封建之泽，无问兴亡皆异于后世如此。而秦人任智力以自雄，收万方以自私，敢于变百圣之大法，自速其年世，以遗生民气运世世无穷之大祸，祖龙[56]之罪上通于天矣。文人如柳子厚者，乃反为公天下自秦始之论，是又与于不仁之甚者也。可胜叹哉！”曹元首“百足之虫、至死不僵”之喻，于此可谓阐发尽致，而其斥集权之气焰，直欲起祖龙于九京而加以最后审判也。

　　愚今疏论集权、分权之说，上溯及于封建论、郡县论之考稽，迥不同于洪宪时代复古之说，比附周官[57]，规复五等[58]，取媚于新莽之朝也。诚以礼制相因，百世可知，文献之征，亦奚容忽？封建郡县之争至今告终，而统一联邦之辩由今肇始，理或有同，势则相异。古人所虑为分权之害者，今则随其主体而俱销；今人所虑为集权之患者，继今当并其根株而尽绝，此则惩前毖后不为无功者也。于此有研究所得者数端，次举于左［下］：

　　（一）昔人论封建以君主一姓为本位，吾人今日论分权以国家政治为本位。前者君为主，后者民为主。

　　（二）昔人论封建著眼于王室之安危，吾人今日论分权则著眼于中央、地方权限之分配。

　　（三）昔人有以封建为公者，其实诸侯各私其土地；有以郡县为公者，其实君主奴隶其人民。惟在今日，公之一字允足当之。

　　（四）昔人主张内重者，为防地方之野心家危害王室；今人主张集权，则为防地方之离绝中央。昔人主张外重者，为制权奸之潜谋篡夺；今人主张分权，则为制枭雄之摧倾共和。

　　（五）昔者分权之难行，在于内虑君主尊严，外虞诸侯专擅；今则一由民治，二者均无足虑。

　　（六）内重则有内忧，外重则有外患，必内外相维以持其平，而后可言治安。至理名言，古今中外莫之或易。

　　入民国来，联邦论与统一论时呈对峙之观。辛亥之役，鄂军政府曾电各省促派代表至鄂组织联邦。山东独立时，亦尝揭联邦之帜，自立山东宪法，举孙宝琦[59]为总统，然昙花一现瞬即湮消矣。逮南京政府成立，各省代表议决临时政府组织大纲，采取单一制，自是联邦论遂阒然无闻。元年议省制，民党中有主张民选省长者，反对者乃为简任之说，大唱统一之论以抵之，而联邦论、民选论几无自容矣！袁氏专政，权威日炽，邦人士乃渐悟集权之祸，一至此极，遂幡然变计，复唱联邦论矫制集权之潮流。然自袁氏殂陨，集权论虽未大张旗鼓，而联邦论大有偃旗息鼓之观。此最近集权、分权二论消长之大势也。尽取《独立周报》[60]、《中华》[61]、《民国》[62]、《甲寅》、《新中华》[63]诸杂志而检读之，此种趋势了若指掌。现代论坛，声响在人，犹未甚远，想读者犹能忆及。为避浮冗，不更赘矣。

　　四、联邦与统一

　　联邦之名，国人至今多相惊以伯有[64]。以为联邦之制一见实行，莽莽神州必且四分五裂，演成割据之局，统一殆无可望。不知联邦绝非与统一相背而驰，且为达于统一之捷径也。盖尝论之，国家与统一原无二致，一以示其名，一以示其质。既为国家以上未有不统一者，既认联邦国亦为一种国家以上亦未有妨害统一者。彼认联邦为妨害统一者，是不认联邦为一种国家也。依斯立式，有如（甲）（乙）

　　

　　由纲目言之，则统一为纲，而单一与联邦皆其目也。由方式言之，则单一与统一相等，联邦与统一亦相等也。或有疑联邦为分裂者，谓近世国家由分而合者有之矣，未闻有由合而分者也；由联邦而统一者有之矣，未闻有由统一而联邦者也。愚于答辩之前先发二问，以求说者解答。为问德意志、北美合众国之组织联邦也，为由合而分耶，抑由分而合耶？为问吾国政治之实况为统一耶，抑成割据之势耶？德、美之联邦乃由分而合，设非童騃，谅不否认；倘谓吾国实情为完全之统一，则断不敢苟同其说也。吾国自清之季世，督抚权足以抗拒中央，已成积重难返之势。重以辛亥、乙卯[65]二役，义师之兴皆以各省为凭藉之资。而一省庶政类皆操之于督军省长之手，惟所欲为，莫能遏制，于此而曰统一，非掩耳盗铃，即讳疾自误而已矣。德、美未统一以前，诸州首长各自为政，正无殊于吾国之今日，使非以联邦之形式谋联合之基础，恐日以统一之帜颂言于各邦之前，而亦终于无成。盖一国各有其特殊之国情、历史、地理、民俗，政制即应乎此而设者也。章秋桐先生之言曰：“今之讲国家主义最显者宜莫若德意志，而未闻以联邦故而有所妨……且也，凡国之能外竞者必无内讧，联邦之制亦泯内讧最良之法已耳。苟其国自始绝无内讧，联邦问题自无从起，惟若内讧非以联邦不能圆满解决。以上乃废而不讲，徒欲勉强涂饰国家主义，以期国之统一坚强，其结果不至外面涂饰一分内面破裂一分，久而久之，所谓国家主义全坠于地不止。故知即以绝对之国家主义为的，而亦必熟察一国内情，其能孕育此主义之量共有几何。果孕育之量仅及于联邦而止，易词言之，惟行联邦之制国家主义始得孕育适当，则联邦政治实乃发达国家主义最直最稳之途，采用他法都为迷误。此不可不细审也。”吾国所函孕育国家主义之量，即孕育统一之量，是否以联邦为至中之点，越此以往都为偏畸，终至坠地而不可收拾，是可不深长思之乎？

　　夫政理亦通于物理，西国政哲每以奈端引力之说诠疏政治，爱憎相间，辟阖相维，引拒互持，离合互用，相杀而相生，相反而相成，此其理不仅可以平两党之争，中央地方权限分配之际亦宜遵奉此律也。且近世文明之特质惟在解放，吾国以专制之余，凡其自体具有权威者，罔不遭君主之束缚，斯不独个人已也，即省亦何独不然。中央之力势所难达，而又不令其自伸其权，自展其力，则省之权既不在中央，又不在人民，且更不在各省，惟有销沉湮灭于相防相制之天矣。积各省之力而为国之力，省力既不得其相当之分，以为回翔之地，则上不足以强国，下不足以育民，而成麻木不仁之象，乌有发展向上之途？今者文明潮流之所荡激，个人解放之声日高，地方之对于中央又焉能长安其钳制也。况以事实考之，世界广土众民之国，若英、德、美莫不带联邦之采色，而皆以富强著称。德意志以一强敌天下之雄，尤足使人咋舌。独俄国以行集权专制之政而日就削弱，屡为强敌所摧陵。即以吾国历史论之，周末群雄并立，俨然有联邦王国之观，而其时学术文明最称发达。此可知分权之优于集治，无古今中外一也。愚非必欲以骇世之名锡吾政制，盖政制之规定宜本特定之事实，无需抽象之名称，因乎国情制为适应之制度，乃政家之事。参稽各个特定之制度，而列于一定之范畴，乃学者之事。若澳洲、加拿大之制，同一制度也，而甲之学者则列之于联邦，乙之学者则列之于自治，吾第求一适应国情之制度，其为联邦抑属单一，尽可让诸学者之分类，非政家所当问也。本节之旨，不过欲世知联邦之名与分权自治不甚相异，非必此蛇蝎而彼麟凤也。倘必于联邦之名讳莫如深，似其名挟有莫大罪恶、莫大秘密，必其实蓄有莫大自由、莫大幸福，骄悍之夫遂相率而身居割据之实，口拒联邦之名，久而久之，国之不国，即在掩耳盗铃之统一矣。呜呼！是又岂联邦之咎哉！

　　五、《云南宣言》 [66] 之精神

　　以上所陈，在证明确定省之地位，虽不必加以联邦之名，而亦不必避联邦之嫌也。而况其确定，实合于《云南宣言》之精神。《云南宣言》者，去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云南护国军以沈痛之辞所发之布告也。文中有云：“义师之兴，誓以四事：一曰与全国国民戮力拥护共和国体，使帝制永不发生；二曰划定中央、地方权限，图各省民力之自由发展；三曰建设名实相副之立宪政治，以适应世界大势；四曰以诚意巩固邦交，增进国际团体上之资格。”综兹四义，除第四项纯为对外之政策，其他皆关系国本之至计，属于宪法之范围。此次西南各省首举义旗，申讨国贼，国民不惜冒万险排万难以响应之者，实欲以其庄严之血为牺牲之代价，而购此宣言之精神也。易辞言之，即此宣言中之四大条款，实不啻以国民淋漓热烈之血大书特书于义军之赤帜者也。各国宪法，莫不有其渊源，而宪法渊源之种类，不外条约、习惯[67]、公约而已。英国宪法之渊源，习惯而外，如《苏格兰合并法》、《爱尔兰合并法》、《印度政治改良法》、《大宪章权利条款》、《皇位继承法》皆是也。法国宪法之渊源，千八百十五年立法议会所发之《权利宣告》，其最著者也。美国宪法之渊源，《独立宣言》及《联邦条例》，皆其精神之所托也。吾之《云南宣言》，其足为宪法之渊源，实与南京《临时约法》居于同等之地位。盖其性质属于公约，而此公约之成立，尤有国民之血为之钤印也。愚曩言之，议宪诸公之任，乃在寻现代国民斑斓之血迹，如量以彰之于宪典。此项宣言，去今未及一载，悲愤之声犹尚在耳！苟议宪诸公，竟湮没其四大条目之一，斯无异于取消国民四分一之血迹，而于制宪之职为不忠，使此次护国军归于无意义耳。溯自项城未死，帝制已自取消，迨其既死，约法国会俱已恢复，是则拥护共和实行立宪之大义已昭然炳著于天下，所待于议宪诸公宣扬其宣言之精神者，惟兹划定中央、地方权限之一事，即今日纷纷聚讼争论最激之省制问题而已。抑划定云者，非徒托空言，漫无保障之谓，必将中央、地方之权限，提纲挈领明定于宪法，以为最高之保障，划定之义始毕其能事也。若议宪者不审宪法渊源之所在，事过境迁，将此血色斑斓之公约漠然置之而不顾，则必贻国家以永续不绝之政治的纷争，与宪政前途以莫大之阻障，窃为议宪诸公所不取也。

　　六、省制规定宪法之纲领及其程序

　　基于以上种种理由，省制似宜规定于宪法，既为愚所认定，继此而当为商榷者，则其纲领及其程序是也。论其纲领，愚以为宜以简明概括为主，俾不失其刚柔相济之用较为允当。近日八政团，对于省制问题能为平心静气之协商，斯诚可喜之象。于此协商会议中，有平社草案及益友社草案二种，前者较简，而后者较详，均能示吾人以立论之准绳。愚乃参稽互证，并审时贤关于此案商究之大旨，立为方案如左。并世明达，不弃谫陋，幸辱教之。

　　省制规定宪法之大纲

　　第　章　省制

　　第　条　施行省制之各省，均为自治体。

　　第　条　省区划及其变更，须经本省省议会之同意，并两院各议员总额三分二以上之出席，出席三分二以上之可决以法律定之。

　　第　条　省于内务行政之范围内，得自行处理关于本省公安、公益必要之事务，且得处理此项行政所需之财政。

　　第　条　省依政府之编制，得自征警备队，其额数及经费由省议会议决。前［此］项警备队，大总统于紧急必要时得调遣之。

　　第　条　省与中央政府有权限争执时，由参议院裁决之。省与省有争议时，准此。

　　第　条　省设省长一人，掌理省自治事务，并受中央政府之执［指］挥、监督，办理国家行政事务。省长之任用及职权，以法律定之。

　　第　条　省设省议会，为省立法机关；省议会之组织及职权，以法律定之。

　　第　条　省设省参事会，襄助省长；省参事会之组织及职权，以法律定之。

　　第　条　省议会对于省长认为违法溺职时，得以议员过半数之列席，三分二以上之可决弹劾之。省长受弹劾时，大总统应免其职；如认为不当，得咨交参议院审定之。

　　第　条　省长经参事会之同意，得呈请大总统解散省议会。但同一会期内，不得为二次之解散，省议会解散后，省长应于三个月内，重行选举，继续开会。

　　第　条　未行省制之地方，以特别法律规定之。

　　纲领既定，则程叙如何？自非难于解决之问题。于此有三说焉：一省制须先以法律为完全之规定，然后摘其纲领入于宪法也。此说有子母逆产、因果倒置之嫌，决不足取。试问宪法与法律之效力孰强，而本法律以制定宪法，强宪法以从法律，揆之论理宁有当乎？一别以省制为一单行法，而以制定宪法之程叙制定之，使亦为宪法之一部也。此说用意在致疑于省制之难行，故令其为单行法，以防挫折失效，而免累及宪法全体之尊严。用意虽周，实亦朝三暮四，究无济耳！一先将宪法其他部分完全制定，而后议省制之部分也。此说盖欲藉此犹豫期间，留调查商榷之余裕。是说也，愚取之。

　　七、对于八政团协商之希望

　　最后愚所希望于八政团[68]者，在蕲其能以优容之量涵纳反对之主张也。盖论辩之事，利在双方尽量倾吐其理由，而反复商榷之。苟其说之信有合于真理也，将以辩析而愈昭著；若其违也，亦足以反证其弊，使人得非以察是，存之不惟无妨，而且有益焉。盖心性之重讨论，固与结断无殊也。且即宪法制定之后，反对之主张亦非能禁其流行。美国当Philadelphia会议[69]之际，其议员中亦有二种相反之主张，即一则欲创一坚牢统一之共和国体，一则欲使加入联邦组织，而由其州主权取一定之权力归于中央政府之各州，无所损其独立也。此种激烈之讨论，不仅盛腾于此会议中，虽在宪法确定之后，亦常为论争之烧点。直至今日，殆弥漫于美国历史之全部，而其二大政党率以是为基础，名虽屡易，质则无殊，全美之人不入于此，则加于彼，决无中立之希望，且亦无此能力焉。窃谓吾国政党不造则已，造则必求其根据。此等根据宜求之于政制之主张，不宜求之于人物之依附。果能利此机会，藉此二种相反之主张以为号召，其他人物之臧否、感情之向背，悉屏除之，而奠二大政党之基础，以统一目前棼泯之各小政团，廓清政界阴霾黯淡之象，则国运于以康宁，党帜于以鲜明矣！愚不禁于八政团协商之结果，为国家祝，为宪法祝，为政党祝！（五、十一、九）

　　署名：李大钊

　　《宪法公言》第4期

　　1916年11月10日

　　【注释】

　　[1]省中　宫禁之中。汉蔡邕《独断》：“禁中者，门户有禁，非侍御者不得入，故曰禁中。孝元皇后父大司马阳平侯名禁，当时避之，故曰省中”。

　　[2]玩其文义，有尊崇之意　《汉书·昭帝纪》中帝姊“长公主，共养省中”一句后，颜师古注：“省，察也，言入此中，皆当察视，不可妄也。”本文此二句当本此义。

　　[3]“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　语出《虞书·舜典》。意谓协调天子巡狩四岳、会盟各诸侯国（部落）的时月，“时”谓四时，“月”谓月之大小。时月之差，由积日而成，所以要“正日”。度量衡本于十二种乐器的长短大小，所以要“同律度量衡。”

　　[4]惩秦之弊　惩，鉴戒。宋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臣愿陛下鉴汉、唐、五代之所以乱亡，惩晋武苟且因循之祸，明诏大臣，思所以陶成天下之才。”“惩秦之弊”，意谓从秦的“夷封建为郡县”得到教训。

　　[5]文帝　指汉文帝刘恒（前202—前157），汉高祖刘邦之子，公元前180—前157年在位，曾采取措施削弱诸侯王势力，加强中央集权。

　　[6]贾生之议　贾生指贾谊（前220—前168），20岁即被汉文帝召为博士，接着又升为太中大夫，后被大臣周勃等排挤，贬为长沙王太傅。他曾撰《上疏陈政事》，向文帝建议：“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使“宗室子孙，莫虑不王”，以便将诸侯势力化大为小，从而达到国家长治久安的目的。参见《政治对抗力之养成》注29。

　　[7]晁错　（前200—前154），西汉颍川（今河南禹县）人。汉景帝刘启即位时，被任命为御史大夫。公元前154年，他提出“重本抑末”政策，建议削夺诸侯王国部分封地，被汉景帝采纳。不久，吴、楚等七国以“请诛晁错以清君侧”为名，发动叛乱，汉景帝听信谗言，将他处死。

　　[8]六条规令　汉设刺史，以六条问事。《汉书·百官公卿表》颜师古注引《汉官典职仪》：“一条，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凌弱，以众暴寡。二条，二千石不奉诏书遵承典制，倍公向私，旁诏守利，侵渔百姓，聚敛为奸。三条，二千石不恤疑狱，风厉杀人，怒则任刑，喜则淫赏，烦扰刻暴，剥截黎元，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妖祥讹言。四条，二千石选署不平，苟阿所爱，蔽贤宠顽。五条，二千石子弟恃怙荣势，请托所监。六条，二千石违公下比，阿附豪强，通行货赂，割损正令。”刺史即按此监督郡守。

　　[9]唐世……分天下为十道　贞观元年（627年），唐太宗李世民根据山川地势，将全国划分为十道：关内道、河南道、河东道、河北道、山南道、陇右道、淮南道、汇南道、剑南道、岭南道。后随着疆域的扩大，曾做过一些调整。开元二十一年（733年），唐玄宗对十道进行了较大调整，将山南、江南两道划分为山南东道、山南西道和江南东道、江南西道，又增设了黔中道及京畿道、都畿道。这种15道的划分基本延续到唐亡。

　　[10]宋世……分二十三路　宋代“路”一级行政建置，其数量和所辖区域前后有所变化。至道三年（997年），宋太宗将全国划分为15路。到天圣年间（1023—1032），宋仁宗又将全国析为18路，而到庆历年间（1041—1049），宋仁宗又进一步缩小各路所辖区域，将全国划分为23路，即：京东东路、京东西路、京西南路、京西北路、河北东路、河北西路、永兴路、秦凤路、河东路、淮南东路、淮南西路、两浙路、江南东路、江南西路、荆湖南路、荆湖北路、成都路、梓州路、利州路、夔州路、福建路、广南东路、广南西路。到崇宁、大观年间（1102—1111），宋徽宗又进行过调整，但总体变化不大。

　　[11]晚清督抚之权，且逾于联邦之首长。庚子之变，元首蒙尘，而地方不至瓦解者　指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京、津失守，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西逃，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则与各国达成《东南保护约款》，共同“保护”东南地区。山东、广东、广西、浙江、福建等省的督抚也先后参加了这一“互保”。除东南互保之外，东北、西北各省督抚、将军也先后与俄国等达成了类似的“互保”协议。

　　[12]光、宣之交　指光绪末年、宣统初年之间，即1908—1909年前后。

　　[13]右集权者　右，尊崇、崇尚。《新唐书·元稹传》：“然稹素无检，望轻，不为公议所右。”“右集权者”，即崇尚、赞同集权的人。前人文中，亦有以“右”字表偏袒意。

　　[14]班孟坚　即班固（32—92），东汉著名历史学家，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人，著有《汉书》等。本文言“班氏生当西汉，值中衰之运…”，“西”当为“东”之误。

　　[15]“介人惟藩，大师惟垣。大邦惟屏，大宗惟翰。怀德惟宁，宗子惟城。毋俾城坏，毋独斯畏”　见《诗经·大雅·板》。全诗大意是：以善人为藩篱，以大师为垣墙。大邦以为屏蔽，大宗以为桢干。能和其德则天下安宁，分建宗子则列城坚固。城不可使隳坏，宗不可使单独。单独、隳坏，则畏惧至矣。

　　[16]周、召相其治　周指周公旦，召（音shào）指召公奭。周成王时，他们共同辅政，分陕而治，皆有美政。相，助也。《周易·经上》：“辅相天地之宜。”这里是说周公、召公帮助成王治理天下。

　　[17]刑错　亦作“刑措”、“刑厝”，指置刑法而不用。《史记·周本纪》：“故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余年不用。”裴骃集解引应劭：“错，置也。民不犯法，无所置刑”。

　　[18]陆士衡　即陆机（261—303），吴郡吴县华亭（今上海松江县）人，三国吴名将陆逊之孙、陆抗之子。吴灭亡后，与其弟陆云同赴洛阳，时人称为“二陆”。曾任平原内史等官，封关中侯。成都王司马颖讨长沙王司马义时，他被任命为后将军、河北大都督，兵败后与其弟陆云、从弟陆耽同时被杀。著作有《晋记》四卷、《洛阳记》一卷、《陆机集》四十七卷。

　　[19]官方庸能　官方，设官府，立常官。《国语·晋语四》：“举善援能，官方定物。”韦昭注：“方，常也。物，事也。立其长官，以定百事。”庸能：庸，用、任用。《尚书·舜典》：“舜生三十征庸”（舜三十岁时受征召、任用）。”全句意为，按照事务需要设官府，立长官，选用能者任职。

　　[20]后王　犹言君王。《礼记·内则》：“后王命冢宰，降德于众兆民。”清龚自珍《农宗》：“古者未有后王君公，始有之而人不骇者何？”

　　[21]曹元首　即曹囧（音jiǒnɡ），三国魏人，齐王曹芳族祖，官弘农太守。

　　[22]曹爽　三国时魏将，谯（今安徽亳县）人，曹操侄孙。魏明帝时，任武威将军。齐王曹芳即位，他同司马懿受遗诏辅政，后与司马懿争权，失败被杀。

　　[23]“昔夏、殷、周……此言虽小，可以喻大”　曹元首《六代论》。据《全三国文》卷二十，李大钊所引两段文字基本相同，只“兼并路塞”，《全三国文》作“并兼路塞”。

　　[24]柳子厚　即柳宗元（773—819），河东（今山西永济）人。曾参予提倡改革，失败后被贬柳州。撰《封建论》，对中国历史上的治乱得失原因进行探讨。李大钊下文所引即是柳氏该文之大意。

　　[25]私法　指保护私人利益的法律，如民法、商法等。

　　[26]公权　指公法所赋予的权利，公民权。孙中山《大总统通令开放蛋户惰民等许其一体享有公权私权事》：“……凡以上所述各种人民，对于国家社会之一切权利公权……切许一体享有，毋稍歧异，以重人权，而彰公理。”

　　[27]私土　指个人所有的土地或封地。《公羊传》成公十二年：“王者无外，此其言出何？自其私土而出也”。何休注：“私土者，谓其国也”。

　　[28]河汾王通　王通（580—617，一作584—618），隋河东郡龙门人，字仲淹，门人私谥“文中子”。相传曾在河汾间招徒讲学，仿古作《六经》，又作《中说》以拟《论语》，唐初开国功臣如薛收、魏征、房玄龄等多出其门下。但《隋书》及旧、新《唐书》均无王通传。故自宋代以来，历代均有学者对历史上是否真有王通其人提出怀疑，认为此人是唐人虚构出来的，《中说》等也是后人托王通之名所作。因此，王通成为中国思想史上最有争议又最富传奇性的人物之一。李大钊文中说王通为比其晚一个多世纪的刘秩《政典》作序虽不知何所据，但因王通是如此的历史人物，因而似也不足为奇。

　　[29]刘秩　唐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字祚卿，刘知几子。唐开元末（730—740年前后），任左监门卫录事参军事、宪部员外郎。肃宗时升任给事中、尚书右丞等职。著作有《政典》等，对自黄帝至唐天宝年间（742—755）制度沿革史有所论议。

　　[30]微子尹东夏　微子，周代宋国的始祖，名启，商纣的庶兄，封于微（今山东梁山西北），因见商代将亡，数次向纣王进谏，纣王不听，遂出走。周灭商后，他被封于宋。《尚书·微子之命》（见古文经，今文经无）：“庸建尔于上公，尹兹东夏。”即周成王封微子为宋公，治宋亳之地。尹，即治，宋亳在东，故名东夏。“尹兹东夏”，即领有与治理宋亳（东夏）之地。

　　[31]蔡仲君蔡邦　蔡仲，名胡，周代人，下文所提的蔡叔之子。蔡叔发动叛乱被镇压后，蔡仲一反其父的所作所为，“率德驯善”，于是，周公向周成王建议，重新封他于蔡国。

　　[32]管、蔡为僇　管指管叔，周初三监之一，名鲜，周武王之弟，封于管（今河南郑州）；蔡指蔡叔，亦为周初三监之一，名度，周武王之弟，封于蔡（今河南上蔡）。武王去世后，继位的成王年幼，由周公旦摄政，他们不服，和武庚一起发动叛乱，被周公平定，管叔被杀，蔡叔被放逐。

　　[33]若濞、若长之徒　濞指刘濞，西汉诸侯王，沛县人，刘邦侄，封吴王，曾在其封国内大量铸钱、煮盐，减轻赋役，招纳人才，扩张势力，后来景帝采纳晁错建议，削夺诸王国封地，他以诛晁错为名，联合楚、赵等七国发动叛乱，不久失败，逃往东越时被人所杀。长指刘长，刘邦第六子，封淮南王，常以各种方式与中央对抗，后被废，绝食而死。

　　[34]方伯　一方诸侯之长。《礼记·王制》：“千里之外设方伯。”《史记·周纪》：“平王之时，周室衰微，诸侯强并弱，齐、楚、秦、晋始大，政由方伯。”后来泛称地方长官为方伯。

　　[35]连率　亦作“连帅”。古十国诸侯之长名连帅。《礼记·王制》：“十国以为连，连有帅。”西汉末王莽建新朝，改郡守为连率。后泛称地方长官为连率。

　　[36]必赐圭瓒然后鬯　圭瓒，古代用玉石做的酒器，形状如勺，以圭为柄。鬯（音chànɡ），古代祭祀用的一种酒。《礼记·王制》：“赐圭瓒，然后为鬯。”

　　[37]有庆有让　庆，赏赐、褒美。《孟子·告子下》：“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养老尊贤，俊杰在位，则有庆，庆以地。”赵岐注：“庆，赏也。”让，责备、责问。《左传》桓公八年：“夏，楚子合诸侯于沈鹿。黄随不会。使□章让黄。”《南史·刘劭传》：“多有过失，屡为上所让，忧惧，乃与劭共为巫蛊”。

　　[38]五岳四渎　五岳，指嵩山（中岳）、泰山（东岳）、华山（西岳）、衡山（南岳）、恒山（北岳）。四渎，指江、淮、河、济。《史记·封禅书》：“四渎者，江、河、淮、济也。”渎（音dú），本指沟渠，泛指河川。

　　[39]景、武　指汉景帝刘启（前188—前141）和汉武帝刘彻（前156—前87）。

　　[40]作佐官之律，严附益之法　汉武帝刘彻（前156—前87）为限制诸侯王的权力而颁布的两部法律。这些法律规定：仕于诸侯者为左官，其地位比中央政府官员地位为低，且诸侯王不得私自任用，必须由中央政府任免；阿媚（附益）王侯者，用重法惩治。由于这些法律的颁布实施，诸侯王“惟得衣食税租，不与政事”，无力与中央政府相抗衡。

　　[41]欧阳永叔　即欧阳修（1007—1072），宋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参见《风俗》注38。

　　[42]苏子由　即苏辙（1039—1112），宋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与父苏洵、兄苏轼合称“三苏”。著作有《栾城集》、《春秋集解》、《诗集传》等。

　　[43]罗泌　宋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字长源，生于宋孝宗乾道间（1165—1173年左右）。因鉴于史书言远古者极少，遂发愤采各种典籍乃至纬书，会通著成《路史》47卷，自远古迄两汉，为研究上古史之参考资料。

　　[44]张横渠　即张载（1020—1078），宋凤翔郿县（今陕西眉县）横渠镇人，字子厚，曾任云岩县令，后为崇文院秘书，晚年任职同知太常礼院，不满一年退职，归家途中病死于临潼。曾长期在关中讲学，故也称其学派为“关学”。著作有《正蒙》、《横渠易说》、《经学理窟》、《张子语录》等，后人编为《张子全书》、《张载集》。李大钊文中所引段落出自《经学理窟·周礼》一章。

　　[45]马贵与　马端临（约1254—1323），字贵与，号竹洲，宋、元之际史学家，乐平（今属江西）人。曾用20余年著成《文献通考》，为记述历代典章制度的重要著作。

　　[46]温公　即司马光（1019—1086），宋陕州夏县（今属山西）人，字君实，封温国公。是宋代著名的政治家，曾坚决反对王安石变法，并在主持朝政后废除新法，罢黜新党。著作有《通志》、《资治通鉴》、《温国文正公文集》、《稽古录》等。

　　[47]绾　指王绾，秦始皇时曾任丞相，曾向秦始皇建议在燕、齐、荆等地封建诸侯王。

　　[48]李百药　（565—648），唐初史学家，字重规，安平（今属河北）人。曾任隋建安郡丞，入唐后任中书舍人等职。贞观元年（627年）奉诏撰《齐书》，经10年，成50卷，今称《北齐书》。

　　[49]斯　指李斯（？—前208），秦代政治家，楚国上蔡（今河南上蔡西南）人，战国末入秦，被秦王政任为客卿，不久又被升为廷尉。他建议对六国采取各个击破的政策，对秦始皇统一中国起了很大作用。秦统一后，任丞相，反对分封制，主张焚《诗》、《书》，禁私学，以加强中央集权。秦始皇死后，为赵高所忌，被杀。著作有《谏逐客书》、《仓颉篇》等。

　　[50]梨洲　参见《覆景君函》注3。

　　[51]颜习斋　即颜元（1635—1704），清代博野人，字易直，习斋是其号，生平最重“习”字，故把自己所住之处称为“习斋”。顺治中主讲肥乡漳南书院，门人中最著名者有李塨等。他们提倡实学，时称颜、李。著作有《存学、存性、存治、存人四编》及《四书正误》、《习斋记余》等。

　　[52]侯非汤、武，王之难　王字此处用作动词，意思是“作帝王”。全句意思是说：如果不是像汤、武那样（得民心）的诸侯，要想做帝王是很困难的。

　　[53]炊人梁栋　用人家的梁栋来做饭。

　　[54]虎贲　原为官名。《周礼·夏官》有虎贲氏，掌王出入仪卫之事。虎贲，指如猛虎之奔跑，比喻勇猛。汉代设虎贲郎，置中郎将，主管宿卫，多至千人。后即以此通称勇士。

　　[55]九域　九州。《诗经·商颂·玄鸟》：“方命厥后，奄有九有”。也泛指全国。《文选》晋应吉甫（贞）《晋武帝华林园集诗》：“六府孔修，九有斯靖”。

　　[56]祖龙　指秦始皇。《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六年“秋，使者从关东夜过华阴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为吾遗滈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龙死。’使者问其故，因忽不见，置其璧去。使者奉璧具以闻。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固不过知一岁事也。’退言曰：‘祖龙者，人之先也。’使御府视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沉璧也。”《集解》：“苏林曰：‘祖，始也；龙，人君象。谓始皇也’。”

　　[57]周官　《尚书》篇名。《尚书·周官》：“成王既黜殷命，灭淮夷，还归在丰，作《周官》。”篇中叙述周设官分职和用人之法。

　　[58]五等　古代爵位的五个等级。说法不一。《礼记·王制》：“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又《孟子·万章》下：“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疏》：“盖以《孟子》所言则周制，而《王制》所言，则夏商之制也。”民国初年袁世凯洪宪帝制时曾试图恢复公、侯、伯、子、男五等爵制，不久随袁之败亡而废。

　　[59]孙宝琦　（1867—1931），浙江杭州人，字慕韩，1911年初任山东巡抚。辛亥革命时，曾一度宣布山东“独立”，不久即取消。1913—1914年间曾任外交总长、国务总理等职。

　　[60]《独立周报》　1912年9月在上海创刊，英文名称The Independent，由独立周报社编辑发行。编辑人章行严（秋桐），发行人王旡生。李大钊在《物价与货币购买力》一文中曾称：“仆向者喜读《独立周报》……”。参见《弹劾用语之解纷》注2。

　　[61]《中华》　（Ch′un Hua），1913年7月在北京创刊，半月刊，中华杂志社编辑发行。

　　[62]《民国》　（Min Koh），1914年5月在日本东京创刊，月刊，由民国社发行，编辑及发行人东辟（即居正）。

　　[63]《新中华》　1915年10月在上海出版，英文名称：The New China Magazine，月刊，由新中华杂志社编辑发行，1916年6月停刊，共出六期，曾发表过大量有关联邦论的论、译之作。

　　[64]相惊以伯有　伯有，春秋郑国大夫良霄的字。他主持国政时，和贵族驷带发生争执，被杀。传说他死后变为厉鬼，出没无常，人们因之常怀恐惧而杯弓蛇影般地互相惊扰。后来，把自我幻觉出来的惊恐称作“相惊伯有”或“相惊以伯”。

　　[65]乙卯　指1915年（乙卯年）护国战争。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发布授受帝位申令，引起社会各界反对。原云南都督蔡锷和国民党人李烈钧等奔赴昆明，联络云南督军唐继尧于25日通电反袁，宣布云南独立，成立护国军。次年，蔡锷率一军入川，与袁军战于叙州（今宜宾）、泸州等地。贵州、两广、浙江、陕西、四川等地也相继宣布独立。1916年3月，袁世凯被迫宣布取消帝制。6月，袁死，乙卯之役结束。

　　[66]《云南宣言》　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云南省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丛刊：护国运动》，李大钊文中所引“四事”出自1915年12月31日《唐继尧蔡锷等再次声讨袁世凯帝制自为罪行通电》，而在此前所发各宣言、通电中均无此内容。另：前述《通电》中所列“四事”与李文中所列“四事”，内容相同，文字略有出入。李文中“一曰与全国国民”，《通电》稿中为“一曰与全国民”，少一“国”字；李文中“三曰建设名实相副之立宪政治”，《通电》中为“三曰建设名实相副之立宪政府”（见《护国运动》，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90页）。

　　[67]习惯　指习惯法，即：社会习惯、风尚经国家、社会确认，具有法律效力，但又无明确条文规定。亦称“不成文法”。李大钊在《民彝与政治》、《制定宪法之注意》等多篇文章中都使用、论述过这一概念。

　　[68]八政团　指宪法研究会、宪法商榷会、宪法讨论会、韬园、宪法协议会、平社、益友社、丙辰俱乐部。1916年10—11月间，上述八个政团围绕着省制是否列入宪法问题展开讨论，意见分歧较大。11月1日，八政团在宪法讨论会倡议下联合组织“政团宪法协商会”，并发表章程。此后，整个11月间，八政团围绕省制问题连续举行数次会议，在当时的宪法问题讨论中产生相当影响。有关这些会议的内容、各方参加的代表、平社和益友社所提出的讨论草案，见1916年11月2、5、11、14、26及29日等日的北京《晨报》。

　　[69]Philadelphia会议　参见《制定宪法之注意》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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