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这一周(10)

这一周(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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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第十二期里曾提出一个假定的目前计划，内分政治和财政两分部。政治项下只有两条：一是由中央从速召集各省会议，一是由中央提出公开的条件，消除奉、直的私斗。关于第二条，我们在前周的短评里已指出他的重要了。最近听说孙文的代表张继到京后也说孙氏主张奉、直私斗应该调解，又听说黎元洪也有这种主张，这都是很好的消息。但我们要补充一句。我们说的“消除奉、直战祸”，并不是姑息的调和；我们要求奉、直双方裁减军备，双方克期裁兵，双方实行取消“联督割据”：这才是真正的消弭北方战祸。但这是一种“与虎谋皮”的事，非有全国舆论协力作先声，协力作后盾，这事是不容易收效的。我们很盼望全国的舆论界少费精神去替王宠惠们制造俏皮的绰号，什么“学究内阁”、“反串内阁”——而回转头来，向这个逼人的问题上作点有力的鼓吹！

　　同时我们还要盼望全国的舆论界一致督促中央早日召集一个各省会议。当直、奉战争还不曾完全终了时，我们在五月十四日的报上便提议一个公开的南北和会，由和会议决召集旧国会，作为统一的一个条件。当时这个提议若实行了，现在国会里决没有什么“民八”、“民六”的纷争，也不致到今日还是这样四分五裂的中国了！但当日战胜的实力派自作聪明，以为“法统重光”之后，什么问题都没有了；于是他们反对和会，反对各省会议，迫不及待的就把黎元拱拥出来了，就把国会恢复了；既不问事实上统一的阻碍，又不顾南方的心理，又不顾国会内部的法律问题与感情问题；所以国会虽然开会了，黎元洪虽然做了总统了，然而国家分裂如故，统一还是遥遥无期的，国会里唱过几次的武戏还是小之又小的恶果呢！当时以为统一的障碍是孙文，孙文倒了，统一还是不能实现。当时又以为国会的障碍是广东的非常国会，现在非常国会没有了，然而国会还不能太平无事的进行。我们再三考虑现在的政治情形，只有下面的简单结论：

　　（1）武力统一是绝对不可能的，做这种迷梦的是中国的公贼！

　　（2）宪法是将来的政治工具，此时决不能单靠宪法来统一的。

　　（3）大革命——民主主义的大革命——是一时不会实现的；希望用大革命来统一，也是画饼不能充饥。

　　（4）私人的接洽，代表的往来，信使的疏通，都是不负责任的，都是鬼鬼祟祟的行为。道理上这种办法是不正当的，事实上这种办法是很困难的。分赃可用此法，卖国可用此法，谋统一不可用此法。

　　（5）在今日的唯一正当而且便利的方法是从速召集一个各省会议，聚各省的全权代表于一堂，大家把袖子里把戏都摊出来，公开的讨论究竟我们为什么不能统一，公开的议决一个实现统一的办法。

　　我们盼望全国国民仔细考虑这几条简单的结论，我们更盼全国的舆论家评判这几条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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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有好几家报上登出了一家通信社传出的一段新闻，说：

　　回忆两阅月以前，蔡元培、王宠惠、罗文干、汤尔和……等十六人发表一篇皇皇大文，题为《我们的政治主张》。……现在十六位中，已有三位为当局台上人物，而彼等政治主张并不见其实行。……二十号《努力周报》已有极严重之表示，当局者颇难措置，于是好事者特于22日下午，在铁狮子胡同顾宅邀集十六位学者开一茶话会，冀藉交换政治主张。孰知某君仍坚持二十号《努力周报》上所载两种要求，向王博士追索组阁的计划，及大政方针甚力，博士无以应，但说过节。某君继进以严重的忠告。博士不堪，互相驳诘，至面红耳赤，彼此不欢，经主人出而排解，始罢。

　　这一段新闻有许多很不确实的地方。第一，22日的茶会上在座的人只有五位是当日发表《政治主张》的人。第二，这一次茶会的目的本是要讨论目前政治的计划的，并不是什么“好事者”邀集来调解某方面的责难的。第三，当日的讨论确是很老实的，很恳挚的；但并没有“面红耳赤，彼此不欢”的事。第四，当日讨论三小时的结果是，王内阁不是没有计划的；不过在这个索薪索饷的节关之前，一切计划都是空话，所以他们不愿意在这个时候发表什么计划。——我们对于“王内阁有计划”的消息，自然是欢迎的。我们且让一步，耐心等候王内阁顺顺溜溜的过了中秋节之后，把他们的大政方针宣布出来。我们盼望他们不要再使国民失望了！

　　9月25至10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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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大学这一次因收讲义费的事，有少数学生演出暴乱的行为，竟致校长以下皆辞职。这件事，在局外人看起来，很像是意外的风潮；在我们看起来，这确是意中之事。“五四”、“六三”以后，北京大学“好事”的意兴早已衰歇了。一般学生仍回到那“挨毕业”的平庸生活；优良的学生寻着了知识上的新趣味，都向读书译书上去，也很少与闻外事的了。因此，北大的学生团体竟陷入了绝无组织的状态，三年组不成一个学生会！这几年教职员屡次因经费问题，或罢课，或辞职；学生竟完全处于无主张的地位：懒学生落得不上课，不考；好学生也只顾自己可以读书自修，不问学校闹到什么田地。

　　学校纪律废弛，而学生又无自治的组织，一旦有小变故，自然要闹到“好人笼着手，坏人背着走”的危险境地。目前的风潮，也许可以即日结束；但几十个暴乱分子即可以败坏二千六百人的团体名誉，即可以使全校陷于无政府的状态，这是何等的危机？我们希望北大的教职员学生们对于这一次的风潮，能了解其中所涵的教训，能利用这个教训来做点“亡羊补牢”的工夫。不然，这一次风潮过去之后，后患正长呢！

　　古人说，“暴得大名，不祥。”这话是有道理的。名誉是社会上期望的表示。但是社会往往太慷慨了，往往期许过于实际。所以享大名的，无论是个人，是机关，都应该努力做到社会上对他的期望，方才可以久享这种大名。不然，这个名不副实的偶像，终有跌倒打碎之一日。北京大学以二十年“官僚养成所”的老资格，骤然在全国沉寂的空气里，表示出一种生气来，遂在一两年中博得“新文化中心”的大名！这是大不祥的事。

　　这样的社会期望，就是兢兢业业的努力做去，也还不容易做到；何况北京大学这几年来，疲于索薪，疲于罢课，日日自己毁坏自己呢？我们在这三年中，没有一年不提出很恳切的警告。现在大觉悟的时期应该到了。几年的盛名毁在几十个学生手里，这并不足奇怪，也不足痛惜。实不副名，要名何用？我们希望北京大学的同人们能痛痛快快的忘记了这几年得来的虚名，彻底觉悟过来，努力向实质上做去，烧一洗这几年“名不副实”的大耻辱！

　　10月16至22日

　　44

　　上回北京政府禀承军阀的意旨，派李厚基为讨逆总司令；现在又禀承军阀的意旨，把冯玉祥调回北京，派张福来做变相的河南督军。这两件事可算是王宠惠内阁的两大耻辱。援闽的政策的荒谬，我们在上一周已说过了。冯玉祥在河南，时间虽然不长，却已很有点成绩。他的短处在于那种狭义的“爹爹政策”，想在短时期中改变人民的道德习惯。他的长处在于能用人；他对于财政厅长薛氏，教育厅长凌氏，都能给他们全权办事，不去牵掣他们。财政方面的成效是已可以看出的了；教育方面的设施，此时还不能说到成效上去；但有了一千多万元的赵家遗产作基金，加上专家的筹画，若继续下去，总可以有很好的成效的。

　　冯玉祥还有一种长处。别人练兵，不肯派出去打匪，他们保护兵士就同旧式家庭保护小姐一样，惟恐他们出去遇著危险！所以河南屯了那么多的大将精兵，而土匪的势焰竟和大将精兵之多成正比例。冯玉祥练的兵是肯出去打匪的，他主张，只有好兵可以出去打匪，拿不好的兵出去打匪是给土匪送军火去。然而这种政策是吴佩孚不能赞成的。他整理财政，而不能多供直系的军饷；他抄没了赵家的财产，而不肯叫胡景翼、张福来、靳云鹏们拿出去均分；他练了好兵，不留以有待，而开出去剿匪：这都是冯玉祥的大罪状了。

　　总之，冯玉祥不能做萧耀南，不肯把河南变成吴佩孚的外府；而吴佩孚不能让一个不能指挥如意，并且声望日高的冯玉祥驻在河南：这是冯玉祥被调出河南的原因。

　　然而北京政府竟很恭顺的服从了。10月27日，黎元洪有沁电给河南教育会等各团体，说“冯督在豫，吏畏民怀；中央倚畀方殷，讵有他调之事？谣言望勿轻信。”然而10月31日冯玉祥他调的命令竟正式下来了。黎元洪自然可以向“责任内阁”身上推脱干系；王宠惠的内阁又向谁推脱干系呢？

　　王内阁过了中秋节之后，若有政策，还有继续存在的理由；若没有政策，早就该走了。没有政策而不走，是为“恋栈”。李厚基讨逆的命令，给他们一个走的机会；然而他们不走。冯玉祥他调的命令又给他们一个走的机会；然而他们还不走！当走而不走，是谓自毁！是谓自杀！

　　45

　　10月中，我因教育会联合会事到山东，每天看七八种报纸，觉得山东人对于王正廷已渐渐的由监督的态度变到仇视的态度上去了。近两周内北京的山东同乡和山东地方团体都有了很激烈的反对王正廷的表示。有好几次要求政府“克期罢斥，另简贤明”的。

　　我们当这个时期，不能不对山东人士贡献一次的忠告：山东人监督王正廷，是应该的；山东人在这个时候仇视王正廷，是应该慎重考虑的。到了这个时候，鲁案善后督办公署已渐渐的成了一个很专门的技术机关了。接收之期已近；即使山东人此时能把王正廷攻倒，试问赶走王正廷之后的第二步又应该是什么？山东人士的心目中究竟主张什么人来做这件事？潘复、靳云鹏固不能满山东人的意，颜惠庆、温世珍难道就能满山东人的意了吗？

　　我们以为，山东人对于这件很重要而且很带专门技术性质的事，应该仔细考虑。这件事应该分两大段研究。第一段是接收以前的交涉，第二段是接收以后的善后。关于第一段，国人（不但山东人）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应该公开的质问，公开的监督，公开的力争：就是中、日委员会已通过了的，也还有国务会议的一关可以挽回。山东人宣言的原则是：“华盛顿会议席上已丧失了权利的，我们不希望王正廷争回；华盛顿条约里不曾丧失的，我们希望他不再丧失”。这话固然很有理；但“交涉”是一种交易，逃不了讨价还钱的手续。我们应该研究逐次交涉的问题，分别讨论；不应该拢统日本人不漫天讨价，也不能希望中国委员方面绝对不还钱。

　　至于第二段——接收以后——的善后事宜，应该另作一件事看待。山东人现在最怕的是王正廷利用他办接收的机会，替他自己养成势力，预备将来做青岛大王。王正廷对于这一点，应该有一种明白的宣言，表明他自己的态度。国人（不但山东人）对于青岛市的组织，也应该作细心的研究。究竟青岛是不是应该有一个中央委任的督办？督办是不是应该完全不受山东省政府和省议会的监督？青岛市和山东省究竟应该有什么关系？这种问题是应该研究的。至于人的问题，我们认为还是第二步。组织完备了，监督制裁的机关有了人，人的问题就容易解决了。

　　我们希望山东人士对于这件重大而带专门性质的事件，不要全凭意气，不要全利用群众心理，应该先把一切步骤想像出来。打倒一个人是容易的事，为事择相当的人就不容易了。攻击一项交涉也是容易的事；根据事理，做更妥当的计划，就不容易了。如果他们没有底下的计划和步骤，只从人的问题上作消极的攻击，那就不能不使人疑心到“地方主义”上去了。

　　10月30至1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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