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7)

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7)

　　当希腊的数学和其他理性的科学（Rational Science）发达的时候，科学的学理不曾影响到平常的经验。科学只是孤立的，离开人事的，从外面加入的。医术总算是含有最多量的实证知识了，但医术还只是一种技术，不曾成为科学。况且当日各种实用的技术里也没有有意的发明与有目的的改良。匠人只知道摹仿遗传下来的模型；不依老样式做去，往往退步了。技术的进步，或者是慢慢的无意的逐渐衍变出来的，或者是一时兴到，偶然创出的一种新式。既然没有自觉的方法，只好归功于神助了。在社会政术的方面，像柏拉图那样的彻底改革家，只觉现有的弊病都是因为缺乏可以仿效的型范。匠人制器，尚有型范可以依据，而社会国家里反没有这种型范。哲学家应该供给这种法象；法象成立之后，应该得宗教的尊崇，艺术的装点，教育的灌输，行政官的执行，总要使他们一成不变。

　　试验的科学的发达，使人们能制裁他们的环境；这本是不用再详说的了。但这种制裁是和那旧日的经验观不相容的，然而人们常常忽略了这一层，所以我们不能不指出：经验从“经验的”（Empirical）变为“试验的”（Experimental）的时候，有一件根本重要的事就发生了。从前人们用过去经验的结果，只不过造成一些习惯，供后人来盲目的服从或盲目的废弃。现在人们从旧经验里寻出目的和方法来发展那新而且更好的经验。所以经验竟积极的自己制裁自己了。诗人沙士比亚曾说“没有法子可以改善‘自然’，但‘自然’自己供给那种法子”。我们也可拿他说“自然”的话来说经验。我们不用专抄老文章，也不须坐待事变来逼迫我们变化。我们用过去经验来创造新而更好的将来经验。经验的本身就含有他用来改善自己的手续了。

　　所以智识——所谓“理性”——并不是外加在经验上的东西。他固是经验所暗示的，固须靠经验来证实的；但他又可以从种种发明里用来扩充经验，使经验格外丰富。……康得哲学里的“理性”，是用来介绍普遍性与秋序条理到经验里去的：那种“理性”，在我们现在看起来，很可以用不着了；那不过是一班中了古代形式主义和烦琐术语的毒的人捏造出来的。我们只要那过去经验里出来的一些具体的意思，依据现在的需要，渐渐发展成熟；用来做具体改造的目的与方法；并且用适应的事业的成败来试验过，就尽够了。这些从经验出来，积极的用在新的目的上的种种意思，我们就叫做“智慧”（Intelligence）。（页九二——九六）

　　杜威在这几段里指出古今人对于“经验”的态度所以不同，正因为古今人实际的经验确已大不相同了。古人的经验是被动的，守旧的，盲目的，所以古哲学崇拜理性而轻视经验。今人的经验，因为受了试验科学的影响，是主动的支配自然，是进取的求革新，是有意识的计划与试验，所以倍根以来有许多哲学家推崇经验而攻击理性和他的附属物。但人们究竟不肯轻易打碎他们磕头膜拜过的偶像，所以总想保存一个超于经验之上而主持经验的“理性”。

　　这是两千年欧洲哲学史的一个总纲领。杜威指出，我们正用不着康得们捏造出来的那个理性。经验的活用，就是理性，就是智慧，此外更没有什么别的理性。人遇困难时，他自然要寻求应付的方法；当此时候，他的过去的经验知识里，应需要的征召，涌出一些暗示的意思来。经验好像一个检察官，用当前的需要做标准，一项一项的把这些暗示都审查过，把那些不相干的都发放回去，单留下一个最中用的；再用当前的需要做试金石，叫那个留下的假设去实地试验，用试验的成败定他的价值。这一长串连贯的作用，从感觉困难到解决困难，都只是经验的活用。若说“既有作用，必还有一个作用者”，于是去建立一个主持经验的理性：那就是为宇宙建立一个主宰宇宙的上帝的故智了！

　　杜威的这一个中心观念，把哲学史上种种麻烦的问题，经验与理性，感觉与理智，个体与名相，事与理，都解决了。他在《创造的智慧》（Creative Intelligence）里，曾说：

　　智识上的进步有两条道路。有时候，旧观念不必十分改变，更不必完全抛弃，只须扩大范围，精密研究，知识也就因此增加了。有时候，知识的增加只要性质的变换，不要数量的增加。人心觉得有些老问题实在不值得讨论了；从前火热的意思，现在退凉了；从前很迫切的兴趣，现在冷淡了。人们的道路改了一个方向了；从前的困难，现在都不成问题了，从前不注意的问题，现在倒变大了。那些老问题未必就解决了，但他们用不着解决了。（页三）

　　杜威觉得哲学史上有许多问题都是哲学家作茧自缚的问题，本来就不成问题，现在更用不着解决了。我们只好“以不了了之”。他说：

　　如果哲学不弄那些“哲学家的问题”了，如果哲学变成解决“人的问题”的哲学方法了，那时候便是哲学光复的日子到了。（同书，页六五）

　　（六）晚近的两个支流

　　这一章名为“晚近的两个支流”。我也知道“支流”两个字一定要引起许多人的不平。但我个人观察十九世纪中叶以来的世界思潮，自不能不认达尔文、赫胥黎一派的思想为哲学界的一个新纪元。自从他们提出他们的新实证主义来，第一个时期是破坏的，打倒宗教的威权，解放人类的思想。所以我们把赫胥黎的存疑主义特别提出来，代表这第一时期的思想革命。（许多哲学史家都不提起赫胥黎，这是大错的。他们只认得那些奥妙的“哲学家的问题”，不认得那惊天动地的“人的问题”！如果他们稍有一点历史眼光，他们应该知道二千五百年的思想史上，没有一次的思想革命比1860到1890年的思想革命更激烈的。一部哲学史里，康得占四十页。而达尔文只有一个名字，而赫胥黎连名字都没有，那是决不能使我心服的。）第二个时期是新实证主义的建设时期：演化论的思想侵入了哲学的全部，实证的精神变成了自觉的思想方法，于是有实验主义的哲学。这两个时期是这五六十年哲学思潮的两个大浪。但在这汹涌的新潮流之中，我们还可以看出一些回波，一些支派，内中那旧浪漫主义的回波，我们已说过了（第二章）。现在单叙最近三十年中的两个支流，一个是法国柏格森的新浪漫主义，一个是英美两国的新唯实主义。

　　（A）柏格森（Henri Bergson，1859—　）

　　实证主义——无论旧的新的——都是信仰科学的。科学家的基本信条是承认人的智慧的能力。科学家的流弊往往在于信仰理智太过了，容易偏向极端的理智主义（Intellectualism），而忽略那同样重要的意志和情感的部分。所以在思想史上，往往理智的颂赞正在高唱的时候，便有反理智主义的（Ant-intellectualistic）喊声起来了。在旧实证主义的老本营里，我们早就看见孔德的哲学终局成了孔德的宗教。在新实证主义的大本营里，那实验主义的大师詹姆士也早已提出意志的尊严来向赫胥黎们抗议了（见上章）。同时法国的哲学家柏格森也提出一种很高的反理智主义的抗议。

　　柏格森不承认科学与论理可以使我们知道“实在”的真相。科学的物件只是那些僵死的糟粕，只是那静止的，不变的，可以推测预料的。在那静止的世界里，既没有个性，又没有生活，科学与论理是很有用的。但是一到了那动的世界里，事事物物都是变化的，生长的，活的，那古板的科学与论理就不中用了。然而人的理智（Intellect）偏不安本分，偏要用死的法子去看那活的实在；于是他硬把那活的实在看作死的世界；硬说那静的是本体，而动的是幻象；静止是真的，而变动是假的。科学家的理想的宇宙是一个静止的宇宙。科学的方法是把那流动不息的时间都翻译成空间的关系，都化成数量的和机械的关系。这样的方法是不能了解“实在”的真相的。

　　柏格森说，只有“直觉”（Intuition）可以真正了解“实在”。直觉就是生活的自觉。这个宇宙本来是活的，他有一种创造向前的力，柏格森叫他做“生活的冲动”（Elan Vital）——不断的生活，不息的创造。这种不息的生活向前，这种不断的变迁，不能用空间的关系来记载分析，只是一种“真时间”（Duree）。这种真时间，这种“实在”，是理智不能了解的。只有那不可言说的直觉可以知道这真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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