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记李觏的学说

记李觏的学说(1)

　　（一个不曾得君行道的王安石）

　　读《直讲李先生集》（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用明成化刊本景印，凡《年谱》一卷，《文集》三十七卷，《外集》三卷。共八册。）

　　李觏是北宋的一个大思想家。他的大胆，他的见识，他的条理，在北宋的学者之中，几乎没有一个对手！然而《宋元学案》里竟不给他立学案，只附在范仲淹的学案内，全祖望本想为他立“盱江学案”，后来不知怎样，终于把他附在“高平学案”内。这几百年来，大家竟不知道有李觏这一位大学者了！我从前读北宋和尚契嵩的文集，见他特别注意李觏的言论，当时我就很想研究他的著作。近来读他的全集，才知道他是江西学派的一个极重要的代表，是王安石的先导，是两宋哲学的一个开山大师。因此，我现在热心的介绍他给国中研究思想史的人们。

　　（一）事迹

　　李觏，字泰伯，建昌军南城人。生于大中祥符二年（1009），死于嘉祐四年（1059），年五十一。

　　十三岁（1021），是年王安石生。

　　二十三岁（1031），作《潜书》十五篇。

　　二十四岁（1032），作《礼论》七篇。

　　二十八岁（1036），作《明堂定制图》并序、《平土书》。是年入京。

　　二十九岁（1037），往鄱阳谒范仲淹。

　　三十岁（1038），作《广潜书》十五篇。

　　三十一岁（1039），作《富国强兵安民》三十策。

　　三十三岁（1041），应制科试入京。明年试不第。归。

　　三十五岁（1043），作《庆历民言》三十篇，《周礼致太平论》三十篇。是年集《退居类稿》十二卷。在南城主郡学，学者来者数百人。

　　三十七岁（1045），余靖荐先生于朝，略云，“李觏博学通识，包括古今；潜心着书，研极治乱。江南儒士，共所师法。”

　　三十九岁（1047），作《礼论后语》，《删定刘牧易图序》。

　　按《序》云“尝作《易论》十三篇”，是《易论》作于此年之前。

　　四十一岁（1049），范仲淹荐于朝，略云，“李觏著书立言，有孟轲、扬雄之风义，……斯人之才之学，非常儒也。”

　　四十二岁（1050），范仲淹再荐于朝，旨授将仕郎，太学助教。

　　四十四岁（1052），范仲淹卒。是年王安石三十一岁。

　　集《皇祐续稿》八卷。刊行《周礼致太平论》十卷。

　　四十五岁（1053），著《常语》三卷。明年作《常语后序》。

　　四十九岁（1057），国子监奏乞差李觏充太学说书。

　　五十岁（1058），除通州海门主簿，太学说书。

　　五十一岁（1059），权同管勾太学；因胡瑗病，故有是命。是年胡瑗卒；八月，先生亦卒。

　　集后附《门人录》，可考者三十八人。门人陈次公作墓志，言门人登录者千有余人。此盖并合太学生徒而言耳。

　　（二）学说

　　李觏是一个实用主义家。他很光明昭著的提倡乐利主义。所以他的《原文》篇说：

　　利可言乎？曰，人非利不生，曷为不可言？欲可言乎？曰，欲者，人之情，曷为不可言？言而不以礼，是贪与淫，罪矣。不贪不淫，而曰不可言，无乃贼人之生，反人之情？世俗之不熹儒，以此。

　　孟子谓何必曰利，激也。焉有仁义而不利者乎？……孔子七十所欲不逾矩，非无欲也。于《诗》则道男女之时，容貌之美，悲感念望，以见一国之风，其顺人也至矣。

　　因为他注重在功利，故他大胆的提倡霸国与强国。他《寄上范参政书》有云：

　　儒生之论但恨不及王道耳。而不知霸也，强国也，岂易可及哉？管仲之相齐桓公，是霸也，外攘戎狄，内尊京师。较之于今何如？商鞅之相秦孝公，是强国也，明法术耕战，国以富而兵以强。较之于今何如？

　　又《常语》上云：

　　或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吾子何为？”曰，“衣裳之会十有一，《春秋》也，非仲尼修乎？《木瓜》，《卫风》也，非仲尼删乎？正而不谲，《鲁论语》也，非仲尼言乎？仲尼亟言之，其徒虽不道，无歉也。呜呼，霸者岂易与哉。使齐桓能有终，管仲能不侈，则文王太公何恧焉？《诗》曰，采葑采菲，无以下体，盖圣人之意也。”

　　又《常语》下云：

　　或问“自汉迄唐，孰王孰霸？”曰，“天子也，安得霸哉？皇帝王霸者，其人之号，非其道之目也。自王以上，天子号也。……霸，诸侯号也。霸之为言伯也，所以长诸侯也。……道有粹有驳，其人之号，不可以易之也。……人固有父为士子为农者矣。谓天下之士者曰行父道，谓天下之农者曰行子道，可乎？”

　　这一段驳向来区别王霸的谬论，非常明白痛快。他的结论是：

　　所谓王道，……安天下也。所谓霸道，……尊京师也。非粹与驳之谓也。

　　这是说：天子安天下，便是王道；诸侯拥护中央政府而安天下，便是霸道。真的区别只是立功的人的地位不同，并不是义与利的分别，也不是纯粹与驳杂的区别。

　　因为他注重富国利民，故他有《富国强兵安民》三十策，有《平土书》，有《周礼致太平论》五十一篇。

　　他的《富国策》开端的几句话可以引来作他的理财论的引子：

　　愚窃观儒者之论，鲜不贵义而贱利，其言非道德教化则不出诸口矣。然《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孔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是则治国之实，必本于财用。盖城郭宫室非财不完，羞服车马非财不具，百官群吏非财不养，军旅征戍非财不给，郊社宗庙非财不事，……诸侯四夷朝觐聘问非财不接．矜寡孤独凶荒札瘥非财不恤。礼以是举，政以是成，爱以是立，威以是行。舍是而克为治者，未之有也。是故贤圣之君，经济之士，必先富其国焉。

　　这是他的根本主张，也就是王安石新法的根本主张，故最可注意。

　　他的《周礼致太平论》把一部《周礼》的材料，整理出来，分作《内治》，《国用》，《军卫》，《刑禁》，《官人》，《教道》六类。这样分类，颇有点像近人做的《周礼政要》一类的书，虽是讲《周礼》，其实是谈当时的政治。这六类之中，《国用》十六篇最为重要，因为他的许多主张都是和王安石一致的。我们可以说，李觏是熙宁元丰新法的哲学家，他的政治哲学是新法的学理的背景。我且举他的重要主张如下：

　　（1）国用出入须有定制：“一谷之税，一钱之赋，给公上者，各有定制。”“凡其一赋之出，则给一事之费。费之多少，一以式法。”（《国用》一）

　　（2）天子无私财：“盖王者无外，以天下为家。尺地莫非其田，一民莫非其子。财物之在海内，如在橐中，况于贡赋之入，何彼我之云哉？历观书传，自《禹贡》以来，未闻天子有私财者，……故虽天子器用财贿燕私之物，受贡献，备赏赐之职，皆属于大府。属于大府，则日有成，月有要，岁有会；职内之入，职岁之出；司书之要贰，司会之钩考，废置诛赏之典存焉。”（《国用》二）

　　（3）“人各有事，事各有功”：“天之生民，未有无能者也。能其事而后可以食。无事而食，是众之殃，政之害也。是故圣人制天下之民各从其能以服于事；取有利于国家，然后可也。……昔胥臣对晋文公，谓‘戚施植镈，蘧除蒙璆，侏儒扶庐，蒙瞍修声，聋聩司火’。《王制》：‘喑聋跛躄断者侏儒，各以其器食之。’古者废疾之人犹有所役。”这个“不作工不配吃饭”的主义原来不是俄国的波雪维克的新发明！（《国用》三。参看七）

　　（4）“人无遗力，地无遗利”：他根据《周礼》（大司徒，遂人）主张“余夫，致仕者，仕者，贾人，庶人在官者，畜牧者之家皆受田，则是人无不耕；无不耕则力岂有遗哉？一易，再易，莱（莱谓休不耕者），皆颁之。则是地无不稼；无不稼，则利岂有遗哉？自阡陌之制行，兼并之祸起，贫者欲耕而或无地，富者有地而或乏人，野夫犹作惰游，况邑居乎？沃壤犹为芜秽，况瘠土乎？饥馑所以不支，贡赋所以日削。孟子曰，‘仁政必自经界始’，师丹言宜略为限。不可察也。”（《国用》四。参看七）

　　（5）应调查民财：《周礼》司书“三岁则大计群吏之治，以知民之财器械之数，以知田野夫家六蓄之数，以知山林川泽之数，以逆群吏之政令”（逆谓钩考）。“恐其群吏滥税敛万民，故知此本数，乃钩考其政令也。”（《国用》八）

　　（6）平准（此即后来王安石所谓“均输”）：《周礼》有“制其贡各以其所有”，及“辨地物而原其生，以诏地求”二事。他因主张仿桑弘羊的办法，“令远方各以其物，如异时商贾所转贩者，为赋；置平准于京师，都受天下委输；大农诸官尽笼天下之货物。如此，富商大贾无所牟大利，则反本而万物不得腾跃。故抑天下之物，名曰平准。”他的理由是：“地所有而官不用，则物必贱；地所无而反求之，则价必贵，……买贱卖贵，乘人之急，必劫倍蓰之利者，大贾蓄家之幸也。为民父母，奈何不计本末，罔农夫以附商贾？”（《国用》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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