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政治统一的意义

政治统一的意义

　　在几个月之前，我们几个朋友在独立评论上讨论到“建国”的问题（《独立》第七七号到八八号）。当时我个人提出的一个结论是：“凡梦想武力统一的人，大概都是对于别的统一方法全抱悲观了。……中国统一的破坏，由于各省缺乏向心力，就成了一个割据的局面。……我所设想的统一方法，简单说来，只是用政治制度来逐渐养成全国的向心力。……今日必须建立一个中央与各省互相联贯的中央政府制度，方才可以有一个统一国家的起点。”（第八十六号）

　　那时我举了一个例子，就是国会制度。后来颇有人笑我迁腐。其实我当时明说：“我要请大家注意的只要一个连贯中央与各省的机关，要建立一个象征全国全民族的机关。”国会的根本观念只是“让各省的人到中央来参加全国的政治，所以是养成各地方向心力的最有效的一步”。

　　我所说的“政治统一”，只是指那些维系全国，把中央与地方连贯成一个分解不开的全体的制度和关系。关系有多种，如经济的利害相关，如国防的安危相关，如交通的往来相关，等等。但这种种的相互关系，若没有统一的政治制度的表现与统制，明明相互的关系也可以松懈到不相关；甚至于相冲突的地位。政治统一全靠政治家能充分了解各部分的相互关系，用政治的制度去培植他们，巩固他们。一个国家的统一，决不能单靠武力一项把持各部分使他们不分崩。国家的统一其实就是那无数维系各部分的相互关系的制度的总和。武力统一之后，若没有那种种维系，统一还是不能保持长久的。

　　秦始皇的统一是武力的统一，他把天下人的兵器收去了，却没有造成一些可以维系全国各部分的制度，所以他的帝国不久就瓦解了。汉高祖革命成功之后，他并没有收天下的兵器，然而汉朝不但保持了四百年的统一，还留下了两千年的统一规模，使我们到于今还自称为“汉人”，真可说是替中国建立下了“大一统的民族国家”的基础。所以者何？在汉家初期，在那“与民休息”的七十年中，各种维系全国各部分的制度，如统一的法律，统一的赋税，统一的货币，选举的制度等，都逐渐成立，并且实行有效了，所以人民渐渐感觉统一帝国的利益。四百年的统一是建筑在这些维系之上的。二千年的统一的民族国家，也就是建筑在这些大维系之上的。

　　在这最近二十年的短期纷乱之下，我们所以还能保持一个民族国家的大轮廓，也全靠我们还留得一些虽松懈而不曾完全割断的大维系在。有些维系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如历史，文化，语言，文字，风俗，宗教等等。这些当然是最基本的维系，因为他们是一个民族国家的灵魂。凡这些根本关系存在的地方，都有统一的可能，因为都有潜伏的伟大向心力存在。凡这些根本关系不存在或很薄弱的地方，向心力就薄弱，一遇到机会，离心力就容易发展了。

　　但这些历史的维系，尽管是根本的，往往可以被暴力摇动，拆散，割断。这二十年中的分裂局面，并不是因为那些根本的维系不存在了，只是因为我们在这时期里所造成的制度还不够维持那些历史遗留的老关系，更不够建立这个新时代所需要的种种新关系。所以二千年的统一，禁不起十几个军人的割裂。然而在那割裂之中，还能多少保持一个中国大轮廓，这不完全仰仗那些历史的大维系，其中也还有一些新兴的统一势力。第一是近几十年的新教育，无论如何浅薄，至少比向来普遍多了，容易了解多了。第二是一些销行全国的大报纸，无论如何幼稚，总算是向来没有的一种新的统一势力。第三是从报纸与学校里传播出去的一点点民族观念，国家观念，爱国思想，——虽然薄弱的可怜，也居然能使一个地方发生的对外事件震撼全国，使穷乡僻壤的小学生认为国耻国难。第四是新兴的交通机关，如电报、邮政、轮船、铁路、公路等等，也究竟缩小了不少的距离，使全国各地的人增添了不少互相接触的机会。

　　今日我们的民族国家的轮廓的统一，是靠那些老的历史关系和这些新的连锁支撑着的。这许多新旧大连锁是超政治的。去年福建人民政府成立之后，改国号，改元，分一省为四省，真所谓“俨然一敌国”了。然而我每回收到福建各地的信件，检看邮局盖的印子，年月仍旧是中华民国的纪年，地名仍旧是老地名。邮局是统一的，电报是统一的。又如教育部规定的各省中学毕业会考，在中央势力管辖之下的各省当然举行了，可是那政治上独立的广东省何以也会举行中学会考呢？名义上尽管是广东教育当局自动的举行的，事实上我们看见的广东会考的试题和别省的会考试题并没有多大的分别。但是如果广东不举行会考，广东学生就不能投考外省的大学，所以广东也就不能不有会考了。所以就这一点上看，教育也是统一的。司法制度至今还能维持一种统一的系统，也是因为同样的道理：如果一个割据省分不承认中央的最高法院，诉讼人就少了一次上诉的权利，他们当然不情愿的。

　　我所谓“政治的统一”，就是充分发展这些维系统一的大连锁，建立贯串中央与各省的密切关系，使全国各地都感觉在这重重叠叠的关系之中，没有法子分开。历史的旧连锁固然是应该继续培植的，适应新的需要的新维系更是应该赶紧建立的。

　　今日各省与中央之间的维系实在是很薄弱的。不是要钱，不是告急，各省都不感觉中央的需要。邹鲁先生要想增加中山大学的经费了，就忽然认得中央政府了。云南发生了对法国的交涉了，于是张维翰先生就跑到南京来了。四川军队被共产党打溃了，于是四川代表来中央请派兵入川了。这样“无事不登三宝殿”的关系，不是统一的途径。所以我们主张，政治的统一必须建设在平时的维系全国各部分的相互关系的政治制度之上。我们所指出的国会制度不过是一个最扼要又最能象征一个全国大连锁的政治统一的制度。但我们观察将近三读的宪法草案，看那个国民大会的组织，不能不疑心今日指导政治的人们似乎还不曾感觉这种大连锁的需要。这是我们不能不感觉失望的。

　　（原载1934年10月21日《独立评论》第12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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