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双十节的感想

双十节的感想

　　我们这一期报的付印正当双十节的前夕，所以我们也要借这个机会来想想这个革命纪念节的历史的意义。

　　双十节有两层重大意义：种族的革命和政治的革命。

　　第一，辛亥革命在当时最容易使一般人了解的意义是“排满”，是种族的革命。种族的革命在当时颇有人反对，一半是因为有些持重的人恐怕革命要引起瓜分，一半是因为有些人对于满洲皇室还抱一点中兴的希望。现在回头看来，怕瓜分还有点历史的根据，期望满洲皇室的中兴是完全错误的。满洲民族，到了乾隆以下，已成了强弩之末；皇室都成了败家子弟，后来竟连儿女都生不出来了；八旗兵丁也都“文”化了，在乾嘉之间的匪乱里，他们的战斗力已大衰了。太平天国之变更证明了这一群外族统治阶级已丝毫没有抵抗力了。从十九世纪中叶到辛亥革命，满族的统治权全靠汉族新兴领袖的容忍。

　　其间戊戌年的“百日维新”，不足以证明满族可以出个维新皇帝，只足以证明他们只配拥戴一个昏残顽固的西太后。拳匪之祸，主要的政治领袖都是皇室贵族，从此满洲皇室更被全国人民厌了。崩溃的统治阶级早已不能抵抗那几次爆发的民族仇恨了；只有那七百年理学余威还在那里支持一个尊君的局面，使曾国潘、左宗棠、李鸿章诸人不敢作进一步取而代之的革命。但理学的本身也早已成了强弩之末，禁不起那西来的民族观念与平等自由的思想的摧荡。这一道最后的壁垒有了漏洞之后，他所掩庇的满洲帝室自然瓦解了。所以辛亥革命“排满”成功的意义只是推倒一个久已不能自存的外族统治；那种“摧枯拉朽”的形势，更可以证明时机的真正成熟。这个说法不是小看了革命先烈的功绩，这正是要表明他们的先见远识。倘使当时那班昏愚的帝室亲贵能继续维持他们的统治权到今日，中国的形势更不堪想像了！

　　第二，帝制推翻之后，中国变成一个民主共和，这也是历史造成的局势。在二百七十年的满族统治之下，汉人没有一家能长久保持一种特殊尊贵地位的，也没有一家能得国民爱戴，有被拥戴做统治中国的皇室的。即使君主立宪党人出头当政，他们也没有法子凭空捏造出一个皇室来，所以辛亥革命不能不建立一种共和政体，乃是历史必然的趋势。还有一个历史的理由，就是中国向来的专制帝政实在太糟，太无限制，太丑恶了，一旦戮穿了纸老虎，只看见万恶而无一善。

　　这是中国和日本的一个根本不同之点。日本自从九世纪以来，一千余年中，天皇没有实权，大权都在权臣的手里；天皇深居宫中，无权可以为恶，而握专制实权的幕府成为万恶所归，所以后来忧国的志士都要尊王倒幕。后来日本天皇成为立宪的君主，其实很得了那一千多年倒霉的帮助。中国则不然：一切作威作福的大权都集中在皇帝一身，所以一切罪恶也都归到他的一身。在纸老虎有威风的时候，一切人都敢怒而不敢言。等到纸老虎不灵的时候，“专制万恶”的思想处处都可以得着铁凭铁据，自然众口一声的要永远推翻专制帝政了。帝制的罪恶是历史上最明显的事实，何况还有共和自由平等的幸福的期望在将来等着我们的享受？所以日本维新变成君主立宪，而中国革命不能不打倒帝制，都是历史上的自然趋势。袁世凯张勋的帝制失败都是这个趋势的旁证。

　　但辛亥革命的政治的意义不止于此。帝制的推翻，虽然好像是不曾费大力，然而那件事究竟是五千年中国历史上的一件最大的改革。在一般人的心里，这件事的意义是：“连皇帝也会革掉的！”这是中国革新的一个最深刻的象征。辛亥以前，中国人谈了四五十年的改革，实在没有改变多少。因为那班老狗是教不会新把戏的。八股改了，来的是策论；策论废了，来的是红顶子做监督提调的学堂。要“预备立宪”了，来的是差不多“清一色”的亲贵政府。——但是辛亥以后，帝制倒了，在积极方面虽然没有能建立起真正的民主政体，在破坏的方面确是有了绝大的成绩。第一是整个的满洲亲贵阶级倒了，第二是妃嫔太监的政治倒了，第三是各部的书办阶级倒了，第四是许多昏庸老朽的旧官僚也跟着帝制倒了。这多方面的崩溃，造成了一个大解放的空气。

　　这个大解放的空气是辛亥政治革命的真意义。在辛亥以前，无论什么新花样，——例如编排一出新戏——只消一位昏庸的御史上一个参本，就可以兴起一场大狱。在辛亥以后，许多私人提倡的改革事业都可以自由发展，不能不说是政治革命的恩赐。即如民国六七年北京大学的教授提倡的白话文学，在当时虽然也有林纾先生们梦想有大力的人出来干涉，究竟没有受着有效的摧残。若在帝政之下，我们那班二十多岁的青年压根儿就不能走进京师大学堂的门墙里去讲中国学问，更不用说在“辇毂”之下提倡非圣无法的思想了！民国十三年以后的政治社会的改革当然是比辛亥革命激烈的多了；但若没有辛亥革命的政治大解放，也决不会有这十年来的种种革命。辛亥革命变换了全国的空气，解除了一个不能为善而可以为恶的最上层高压势力，然后才能有各种革命的新种子在那个解放的空气里生根发芽。

　　所以我们可以说辛亥革命是后来一切社会改革的开始。中国古来的政治虽然是完全放任的，然而那个“天高皇帝远”的放任政治之下，一切社会制度实在都还是倚靠那个礼法分不清的政治制度的维持。放任是放任的，但变换新花样是不容许的；其实也并不是有意的不容许，只是无法子变换出来。那个上层的硬壳子僵化了，他的压力自然能僵化一切他所笼罩的东西。辛亥革命只是揭起了，打破那个硬壳子，底下的社会就显出流动性来了。

　　这二十年中最容易看见的改革是妇女的解放。然而妇女的解放运动，无论在家庭，在学校，在社会，都直接间接的受了辛亥政治革命的推动。即如今日男女同学的普遍，在旧日帝制之下，是谁也梦想不到的。又如新民法根本推翻了旧礼教所护持的名分，亲属关系，宗法观念，造成了一种不流血的礼教革命。这样彻底的法律革命，在旧日礼教与刑法互相维护的帝政之下决没有实行的机会。这不过是随便举出的一两点，已可以说明辛亥革命有解放全社会的大影响了。

　　我们在今日纪念这个革命节日，一面当然感谢那许多为革命努力牺牲的先烈，一面当然也不能不感觉我们自己在这二十年中太不努力了，所以虽有一点成绩，究竟不够酬偿他们流的血，出的力。他们梦想一个自由平等，繁荣强盛的国家。二十三年过去了，我们还只是一个抬不起头来的三等国家。他们梦想造成一国民主立宪的自由国民，二十三年了，却有不少的人自以为眼界变高了，瞧不起人权与自由了，情愿歌颂专制，梦想做独裁下的新奴隶！这是我们在今日不能不感觉惭愧的。

　　廿三，十，九，晨

　　（原载1934年10月14日《独立评论》第12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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