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文江的传记十四回到地质学来(2)

十四回到地质学来(2)

　　在君从西南调查回到北平，是在民国十九年的夏季。那时我在上海已住了三年多，离开了北京已有四年多了。我已接受了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新创立的编译委员会的主任委员的事，十月里我到北平看定了房子，十一月回上海，准备搬家回北平去住。我从北平回到上海之后，三天之内，连得在君两封信，都是劝我不要多喝酒的！这两封短信最可以表示在君待朋友如何操心爱护，也最可以描写他的风趣，所以我抄在这里：

　　适之：

　　博生请吃饭的那一晚上，我就把你的《我的母亲的订婚》读完了。这一篇在你的《文存》里边应该考第一！

　　尔和真是饭桶！你走了以后，他还给菘生说你描写〔你母亲〕辫子长是暗用“发长垂地”的典故！！

　　我以后看见莎菲，他给我说你临走几天，天天晚上闹胃痛，很替你担心。第二天看见寄梅，他说在天津给你同住，似乎没有胃病。我事体近来大忙，就没有立刻写信给你。

　　但是屈指你将要离开上海了，在这两个星期之中，送行的一定很多，惟恐怕你又要喝酒，特地写两句给你，劝你不要拼命！一个人的身体不值得为几口黄汤牺牲了的，尤其不值得拿身体来敷衍人！……千万珍重！

　　（弟文江十九年十一月九日）

　　第二封信说：

　　适之：

　　前天的信想不久可以收到了。今晚偶然看《宛陵集》，其中有题云，“樊推官劝予止酒”，特抄寄给你看：

　　少年好饮酒，饮酒人少过。今既齿发衰，好饮饮不多。
　　每饮辄呕泄，安得六府和？朝醒头不举，屋室如盘涡。
　　取乐反得病，卫生理则那！予欲从此止，但畏人讥诃。
　　樊子亦能劝，苦口无所阿。乃知止为是，不止将如何？

　　劝你不要“畏人讥诃”，毅然止酒。

　　（江顿首十九年十一月十二日）

　　【附注】博生是陈博生，尔和是汤尔和，菘生是刘崇佑先生，莎菲是任叔永夫人陈衡哲，寄梅是周诒春先生。《宛陵集》是梅尧臣圣俞的诗集。

　　我是民国十九年（1930）十一月二十八日从上海全家搬回北平的。下午，火车过江，我在浦口车站上遇见刘瑞恒先生，才听说那天上午蒋孟邻先生辞教育部长之职已照准了，又听说政府已任命孟邻做北京大学的校长，但他未必肯就，已准备回到杭州去休息了。我回到火车上对我太太说：“糟糕！我搬回北京，本是决计不过问北京大学的事的。刚才听说孟邻今天被任命做北大校长。他回北大，我怕又逃不了北大的事了。”

　　我到了北平，知道孟邻已回杭州去了，并不打算北来。他不肯回北大，是因为那个时候北平的高等教育已差不多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他回去也无法整顿北京大学。北京大学本来在北伐刚完成的时期已被贬作了“北平大学”的一个部门，到最近才恢复独立，校长是陈百年先生（大齐）。那时候，北京改成了北平，已不是向来人才集中的文化中心了，各方面的学人都纷纷南去了。一个大学教授的最高俸给还是每月三百元，还比不上政府各部的一个科长。北平的国立各校无法向外延揽人才，只好请那一班留在北平的教员尽量的兼课。几位最好的教员兼课也最多。例如温源宁先生当时就“有身兼三主任，五教授”的流言。结果是这班教员到处兼课，往往有一个人每星期兼课到四十小时的！也有排定时间表，有计划的在各校轮流辍课的！这班教员不但“生意兴隆”，并且“饭碗稳固”。不但外面人才不肯来同他们抢饭碗，他们还立了种种法制，保障他们自己的饭碗。例如北京大学的评议会就曾通过一个议决案，规定“辞退教授须经评议会通过”。在这种情形之下，孟邻迟疑不肯北来做北大校长，是我们一班朋友都能谅解的。

　　那时有两个朋友最热心于北大的革新。一个是傅孟真，一个是美国人顾临（Roger S.Greene）。顾临是协和医学院的院长，也是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董事。他们找我商量，如何可以帮助孟邻先生改革北大，如何可以从北大的改革影响到整个北平高等教育的革新。最主要的问题是：从那儿捐一笔钱做改革北大的经费？

　　这篇传记不是叙述当年蒋孟邻先生改革北大的历史的适当地方。我只能简单的说：当日傅孟真、顾临和我长时间讨论的结果，居然拟出了一个具体方案，寄给蒋孟邻先生，他也很感动，居然答应来北大主持改革的计划。这个方案即是次年（民国二十年）一月九日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在上海开第五次常会通过的“中基会与北大每年各提出二十万元，以五年为期，双方共提出二百万元，作为合作特别款项，专作设立研究讲座及专任教授及购置图书仪器之用”的合作办法（此案大意见一月十二日上海各报），这个合作办法的一个主要项目是设立“研究教授”若干名，其人选“以对于所治学术有所贡献，见于著述，为标准”，其年俸“自四千八百元至九千元不等，此外每一教授应有一千五百元以内之设备费”。“研究教授每周至少授课六小时，并担任学术研究及指导学生之研究工作。研究教授不得兼任校外教务或事务”。

　　丁在君就是孟邻先生改革北大时新聘的研究教授之一。同时发表的研究教授共有十五人，名单如下：

　　理学院：丁文江　李四光　王守竞　汪敬熙　曾昭抡　刘树杞　冯祖荀　许骧

　　文学院：周作人　汤用彤　陈受颐　刘复　徐志摩

　　法学院：刘志　赵迺抟

　　在君在北京大学做了整整三年的地质学教授，从民国二十年秋季开学起，到民国二十三年六月他接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时止。他自己说，这三年是他一生最快乐的三年。这是因为他是天生的最好教师，因为他最爱护青年学生，因为他真能得到教师的乐处。我在二十三年一月十九日有这一段日记：

　　在君来吃午饭，谈了一点多钟。他是一个最好的教师，对学生最热心，对功课最肯费工夫准备。每谈起他的学生如何用功，他真觉得眉飞色舞。他对他班上的学生某人天资如何，某人工力如何，都记得清楚。今天他大考后抱了二十五本试卷来，就在我的书桌上挑出三个他最赏识的学生的试卷来，细细的看了，说：“果然！我的赏识不错！这三个人的分数各得八十七分。我的题目太难了！”我自己对他常感觉惭愧。

　　在君死后，我请他的助教高振西先生给《独立评论》写一篇《做教师的丁文江先生》，在那篇很动人的纪念文字里，他说：

　　……民国二十年到二十三年，……我们曾得到直接受教的机会，而且相处有四年之久。我们真正的觉得，丁先生不只有作教师的资格，而且能全部的尽了他做教师的责任。

　　他是用尽了他所有的力量去教的。……他尝说：“不常教书的人，教起书来真苦，讲一点钟预备三点钟，有时还不够！”他对于标本挂图等类，都全力罗致，除自己采集绘制之外，还要请托中外朋友帮忙，务求美备。当时地质调查所的同事们曾有这样的笑话：“丁先生到北大教书，我们许多人连礼拜天都不得休息了。我们的标本也给丁先生弄破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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