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文江的传记十四回到地质学来

十四回到地质学来(1)

　　广西的地质调查（1928）——西南地质调查队（1929—1930）——北大地质学教授（1931—1934）

　　在君在大连休息的时期，大概就是他整理《徐霞客游记》，完成“徐霞客年谱”，并制成“游记地图”的时期。这部最新的《徐霞客游记》，附年谱，附地图，是民国十七年（1928）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是前一年已由陶湘先生印行了。

　　《徐霞客游记》出版的时候，在君本人又在西南作矿产地质的调查了。翁咏霓、黄汲清两先生都曾略记在君广西之行，汲清记的稍详细，他说：

　　在君先生于民国十七年赴广西考查，所到各处均曾作地质研究。而于广西中部及北部，如南丹、河池、马平、迁江诸县，调查尤为详细。利用军用地形图，填绘地质，同时采集标本化石甚多。其工作性质，除查考南丹、河池锡矿及迁江一带煤田外，特注重地层系统及地质构造。而于马平石灰岩研究尤详。马平石灰岩之驰名，全赖先生之力。（《独立》第一八八期）

　　五年之后，在君和葛利普先生在第十六届国际地质学会提出论文，题为“中国之二叠纪及其在二叠纪地层分类上的意义”（The Permian ofChina and its Bearing on Permian Classification）。在君在此文中“讨论中国各部二叠纪地层之彼此关系，及其分类。结论谓中国南部二叠纪可分三系：下部二叠纪为马平系，中部为阳新系及乐平系，上部为夜郎系。”（此是用黄汲清先生的提要。）汲清所谓“马平石灰岩之驰名”即是指这种论文。

　　十七年十月五日，在君从广西写长信给我，信中有一段说：

　　广西的情形，一言难尽。……他们第一有建设的决心和诚意，第二有建设的能力。所可惜的缺乏真正技术人才给他们帮忙。我到南宁的时候，本无意工作。因为他们的诚意所感动，才“再为冯妇”。现在我仍旧敬信他们，但是广西天产太不丰富了，大发展至难。这不是广西政府的过失。

　　又有一段说：

　　……我九月以来，又做了很多的工作，东到富川、贺县，西北到贵州边界的南丹。本来我还想勾留几时，解决一个煤矿的价值。因为两个月前被广西建设厅的一位职员骑的马踢伤左腿，到了桂林似乎完全好了，而近来跑路太多，忽然又肿了起来，行动不方便，故决意不日东归。大约我三四日后由柳州动身，〔十月〕十一二可到梧州——坐民船沿途稍可研究——十五、十六可到香港。再去广州三两天，就预备回到上海。

　　这信说的很明白，他到广西，本没有做地质调查工作的计划，只因为被广西的几个领袖的诚意感动，才决定旅行全省，做矿产地质的调查工作。他后来因为左腿受伤，行动不方便，才决定回来。他临行时，采集的标本化石几十箱，到梧州上汽船时，梧州的关吏不肯放行。幸亏凌鸿勋先生那时在梧州，正赶到船上送他行，那时离开船只有半小时了，凌先生“为驰赴梧关解释放行。嗣与先生晤及，辄道其当日遑遽之情状！”（《独立》一八八号，页三八）

　　凌先生又说：

　　在君先生之赴西南也，铁道部曾托以踏勘川黔出海之路。先生主张由重庆经黔桂以出广州湾，曾著有《川广铁道路线初勘报告》（民国二十年十一月《地质专报》乙种第四号），言其山川里程与国防经济之旨甚详。自后余远处关中，从事于陇海铁路之西展，偶与先生晤及，辄纵谈铁路建设之事，以筑路成本甚重，而国家经济枯竭，必须以最小之资本，先筑经济能力最大之路。先生固地质专家，而因足迹所经，于山川形势，民生情状，了如指掌，自无怪其于铁路经营深感兴趣也。（同上）

　　在君给我的信里，还谈起他北归后的工作问题，他说：

　　我这个人完全是一个impulsive的人。兴致勃起则可以一切不顾。兴致过去，又觉得索然无味。学问事业都不容易大有成就，皆是这个原故。所以我的前途，我现在也说不定，且看北归以后兴致何在。如可以安安稳稳住在北京，而且地质调查所这个机关依然存在，可以利用，我或者可以专心研究几年。否则没有法子的了。你要知道，我的研究，非有相当的设备，和相当的技术人员帮忙，是不能做的。要是离开了图书馆和试验室，再没有葛利普同他的学生来帮我鉴定化石，绘图员给我绘图，我绝对无法子可以着手。上海的地质研究所，同两广地质调查所都太幼稚，没法子可以利用的。

　　十一月初，他果然回到了上海，不久他回到北平去，继续他的地质学研究工作。他这个时期很注意中国的“造山运动”的问题。中国地质学会举他做会长，他的“会长论文”就是《中国造山运动》（英文原题是Orogenic Movements in China，载在《中国地质学会会志》第八卷）。黄汲清先生说：“此文搜集中国各地所得有关造山运动之事实，而作不偏之讨论。”

　　民国十八年（1929）一月十九日，我回到北平——这是我民国十五年出国远游以后第一次回到北平。我在任叔永家住了三星期，在在君家住了两星期。我那时在上海住家，这一次北去是因为北平协和医学校改组董事会，举了我做董事，我是赴会去的。最主要的一个私人动机，当然是想看看许多位多年没看见的老朋友。当时我听说梁任公先生病重，我很想能见他一面。不料我一月十九夜九点多钟到北平，任公先生已死了八个钟头了！

　　一月二十日，任公的遗体在广慧寺大殓。在君、叔永、陈寅恪先生、周诒春先生和我都去送他入殓。看见许多任公先生的老友，如蹇季常先生等，都是两眼噙着眼泪，我也忍不住堕泪了。

　　二月初，任公的追悼会上，有在君的挽联：

　　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
　　在地为河岳，在天为日星。

　　这几句最可以写出在君对于任公先生的崇敬和友谊。他和任公从没有政治的关系，完全是友谊的关系。民国八年，任公到欧洲去考察战后情形和巴黎和会情形，在君也在同行的专家顾问团之内。任公很敬重在君，故在君有“知我者鲍子”的话。在君对朋友最热心，任公先生也是他看作应该特别操心照管的一位忘年老朋友。任公病中，他特别调护。世界最新最完备的一个医院竟无法延长这一位平日体格很强，生龙活虎一般的大人物的寿命——中间还引起了医生错误诊断和错误治疗的各种传说——这是在君很伤心的事。任公先生自己始终信任协和医院，始终没有一句埋怨医生或医院的话，这也是在君很佩服他的一点。

　　在君在北平不久，又得放下他的研究工作，又得往西南作大规模的地质调查了。民国十八年，地质调查所发起作一个调查西南全部地质的大计划，分作几段进行。由在君做总指挥。翁咏霓曾叙述这个西南全部地质调查的大略如下：

　　起身最早的是赵亚曾、黄汲清二君，越秦岭，经四川西部，又分为二组：赵君由叙州南行入滇，行至云南昭通县，被土匪打死了。黄君由叙永入黔，担任贵州中部及西部的工作。

　　在君先生偕同曾世英、王曰伦二君由重庆入黔，所经之地，北起桐梓，西抵毕节，东包都匀，南尽桂边。虽有许多牲口驼运行李，但调查人员长途步行，看石绘图，手足并用，一路都用极严格的科学方法，努力工作。

　　差不多同时起程的，又有谭锡畴、李春昱二君，特别注重川边及西康区域，西抵甘孜、巴安。

　　在这样大规模工作之中，虽然赵亚曾之死使在君先生在途中非常伤心，但他还是竭尽心力，勇猛前进，做出很好的成绩，也给几位后学的人一种最可效法的模范。

　　黄汲清也曾叙述这个大规模的西南调查，他记在君的路线特别详细：

　　民国十八年，先生组织西南地质调查队，由重庆起，同曾世英、王曰伦二先生南行，经松坎、桐梓，至遵义；由遵义西行，经打鼓、新场，至大定。原拟在大定会合赵亚曾、黄汲清二人。突接亚曾遇匪被害耗，先生悲哀不胜。旋同曾王黄三人东行至贵阳，旋又南行，经都匀、独山、荔波，而入广西南丹县境。于是贵州工作与先生民国十七年之广西工作相衔接。继折而北行，经平舟、大塘，返贵阳；由贵阳经遵义、桐梓，返重庆。于十九年（1930）夏返北平。

　　此次之行为先生平生最大地质旅行，亦为最后的大规模地质旅行。其所得结果对于地质学、矿产、地理学及人种学，无疑的必有很大的贡献。地质方面工作则沿途均绘有精细的地形及地质图，对于地层研究尤一丝不苟，而于泥盆纪、石炭纪、二叠纪，更有精细的、透辟的考查。将来西南各省这三纪地层研究，要以他的结果为基础。

　　在君在途中写长信给我，叙述赵亚曾之死，他曾痛哭几次。此次原定赵亚曾等从徐州出发，在君听说由四川到云南的路上不太平，曾打电报叫他到重庆同行。亚曾回电说：“西南太平的地方很少，我们工作没开始就改变路程，将来一定要一步不能出门了。所以我决定冒险前进。”不上一个月，他就死在昭通了。

　　亚曾生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他死时止有三十二岁。他的著作已有这许多种：

　　中国长身贝科化石（《古生物志》乙种第五号第二册及第三册）

　　中国北部太原系之瓣腮类化石（《古生物志》乙种第九号第三册）

　　中国石炭纪及二叠纪石燕化石（《古生物志》乙种第十一号第一册）

　　湖北宜昌兴山秭归巴东等县地质矿产（与谢家荣同著，《湖北地质矿产》专刊第六号）

　　秦岭山及四川之地质研究（与黄汲清同著，《地质专报》甲种第九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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