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督衙门论文集关于中国问题的近期札记之三

关于中国问题的近期札记之三(1)

　　箴言

　　对一切事物，特别是对爱和友谊不存利害之念，是我的至上追求、指导原则和人生准则。因此后来，我在两首诗中有这样一句调皮且显得有些唐突的话：“如果我爱你，那与你有何相干呢？”这就是我心灵的剖白。

　　——歌德

　　罗斯金曾说：德国人的优点中甚至也含有自私成分。他说此话时想到的是铁血宰相俾斯麦，而不是毛奇和歌德那两个已修成正果的ZuchtundOdnung（秩序与风纪）的化身。

　　瓦里柴夫斯基（M．Waliszewski）在他的《风流女皇》一书中，谈到具有德国血统的俄国女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曾说：我们听说，有一个如今还在维也纳担任要职的德国人宣称，就性情而言，他是一个世界主义者，他喜欢所有的民族——惟有他的本民族德国例外，因为这个民族尽管有许多长处，却有一个超越其他民族之上的令别人都厌恶的缺点：那就是德国人不懂得怎样才算是慷慨大方。

　　事实上，就我所知，中国人、苏格兰人和德国人，是世上三大最为自私的民族，原因非常简单：在苏格兰和德国北部，气候寒冷，土地贫瘠，生活条件艰难。而在中国，早婚和必婚的社会风习，加之人民酷爱和平，人口剧增，以致人们的生活条件也变得异常艰难。

　　时至今日，德国人仍然不是一个统一的民族。马丁·路德首次给他们提供了共同的标准语言，但马丁·路德同英国的约翰·诺克斯一样，只不过为德国人民接受今日的现代文明而奠定了民族统一的基础。

　　正如克伦威尔是维护约翰·诺克斯光荣事业的帝国主义者一样，腓特烈大帝也是维护马丁·路德辉煌事业的帝国主义者。卡莱尔以其敏锐而冷峻的眼光，透过腓特烈那爱挖苦人和怀疑一切的哲人表象，洞察到其清教徒的本质。当年的“七年战争”（theSevenYearsWar，1756-1763），实际上是普鲁士清教徒和奥地利骑士之间的争斗。

　　腓特烈之后，普鲁士在德意志诸邦中异军突起。德国是欧洲大陆上的苏格兰，而普鲁士是其中的苏格兰低地人，他们因生活在平原地区而缺乏想象力。并且，在普鲁士，气候比苏格兰低地还要恶劣得多。因此，普鲁土人除了想象力贫乏之外，还有惊人的胃口。俾斯麦宰相曾说：“在我们家里，所有的人都是些能吃能喝的大肚汉（1auterstarkeEsser）。如果人人都有我们这样的胃口（Kapacitfit），国家还怎么能够存在！那时，我们将不能不移民。”

　　腓特烈没有想象力，但他却具有杰出的才华，同时还有着法国人的文化教养及精神。作为一个帝王，他兼具灵敏的头脑和法国文化滋养出的明智。在他之后，缺乏想象力的普鲁士清教徒无法继续行使对于德意志诸邦的保护权。于是，拿破仑经过在耶拿的“光荣复辟”，使得法国人的势力进入德意志。

　　华兹华斯在与爱默生谈起歌德的《威廉·梅斯特》（WilhelmMeister）时，曾尽情地痛骂说：“它充斥了各式各样的私通行为，就像苍蝇群在空中杂交。”其实，《威廉·梅斯特》正是伟大的歌德对拿破仑入侵时期德国状况的真实、清晰和冷静的描述，正如莎士比亚作品中对英国社会的描摹一样。

　　同英国的情况相似，富于理智的德国人对拿破仑的到来采取了欢迎的态度，这时候，那个普鲁士清教徒只好咬牙切齿，退隐山林，到女人们的美好心灵（SchoneSeele）中去寻求慰藉了。

　　爱默生以其敏锐的洞察力指出：“把拿破仑送到圣赫勒拿岛上的不是缘于他在战场上的失败，而是缘于其自身的粗鄙、平庸和俗气。当他带着法国大革命伟大自由的思想转战各地时，欧洲所有有教养的绅士都热烈欢迎他；而当他们发觉这个科西嘉的小资产者只是再想建立一个封建王朝时，则都开始对他感到厌恶了。于是，那些身穿‘前进’（Vorwarts）元帅制服的普鲁士清教徒闻风而动，与其他的欧洲绅士们一道去讨伐这个科西嘉小资产者了。”

　　海涅在诗作中对那些身穿“前进”元帅服、训练有素的普鲁士清教徒的描绘，对那些冷酷无情而又缺乏想象力的“苏格兰低地人”进行过令人心酸的描绘，但是，我们现在读起来，至今仍显得活灵活现，且不过时：

　　这个单调刻板的民族

　　习惯于循规蹈矩，

　　他们那阴沉沉的脸上

　　永远是冰冷兮兮。

　　走起路来身子僵硬，

　　穿上衣时死板笔挺，

　　就仿佛吞下了那根

　　从前他们挨揍的棍子。

　　让我不理解的是，列强怎么会选择一个德国陆军元帅——一个既是老毛奇的信徒，更是俾斯麦“铁血政策”的狂热拥虿的人来担任八国联军总司令？当年，当叶卡捷琳娜二世任命普罗佐罗夫斯基（Prozorofski）为莫斯科卫戍司令时，帕提奥姆金（Patiomkine）向这位女沙皇写信说：“您从您的武库中搬出了一门最古老的大炮，您指向哪里它肯定就会朝哪里发炮，因为它没有自己的目标，但是，当心它要给陛下的名字蒙上血污。”

　　还是言归正传。当身穿“前进”制服的普鲁士元帅将拿破仑赶出德意志时，他想连法国大革命的自由思想也一并赶出。因此，所有富于理智的德国人都起来反对他，是为“KulturKampf”（文化斗争）之滥觞。

　　法国大革命真正伟大的自由思想是要求“门户开放”，表现在政治上，是Carrireouvexteauxtalents（向一切有才能的人敞开大门）；表现在宗教上，则是扩展身穿“前进”制服的普鲁士元帅们身上的那种苏格兰低地人特有的自私本性，使他们不至于讨厌“门户开放”，在这里显得棘手的是，普鲁士清教徒想象力的缺乏又妨碍他们进一步理解宗教意味上的“开放”的含义。

　　当年，在威廉一世还仅是普鲁士国王的时候，他在第一次与俾斯麦交谈时所显现出的SchoneSeele（美好心灵）实在让人感动。有一次，他表示他反感某人，因为那人是一个虔敬派信徒。

　　“何为虔敬派信徒？”俾斯麦问道。

　　国王回答说：“就是那种以宗教为幌子谋取私利的人。”

　　“这不是那个词被人们所普遍接受的用法，”俾斯麦说，“所谓虔敬派信徒，指的是刻板地相信耶稣·基督乃是献身为我们赎罪的惟一圣子的人。”

　　“什么？”国王叫了起来，“真有人被上帝如此遗弃，竟然会不相信有这回事？”

　　俾斯麦只好说：“当心，陛下，如果人们听您这么说，他们会把您当成一个虔敬派信徒的。”

　　海涅知道身为普鲁士清教徒的威廉一世所指的“虔敬派信徒”是什么。他说，我熟悉这支曲子，我晓得它的歌词，我还认识它的作者。我知道，他饮过家乡的美酒以及那布道时用的圣水。实际上，“虔敬派信徒”利用了威廉缺乏想象力的特点，不仅使他那SchoneSeele（美好心灵）面临被扼死的危险，而且还威胁到德国人的生命安全。“前进”元帅与伟大自由思想之间的矛盾冲突，导致了1848年欧洲革命危机的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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