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督衙门论文集对于义和团运动和欧洲文明的看法

对于义和团运动和欧洲文明的看法(1)

　　太后，臣等愿肝脑涂地，以报圣恩！
　　——关于中国人民对皇太后陛下及其权威的真实感情的声明书

　　箴言

　　“请记住：一个不满的民族意味着更多的军队。”
　　——出自一封戈登将军发于毛里求斯的信

　　中国的事态现已发展到这样的地步，在某些人看来，眼下似乎只有奉行“公理通行之前只有依靠强权”的信条，非诉诸武力不可了。然而，本人却宁可倾向于赞同索尔兹伯里侯爵的做法，他在克里特危机发生之后，为了支持海军将领，反对那些只会卖弄口舌的外交官员，应付那场严重的危机，表达了一种不同于“强权即公理”的看法。同样，在中国这里，自这场危机（庚子事变）爆发以来，欧美列强所采取的最为明智的措施，乃是联军司令所发布的那则重要通知。那则通知发得正是时候，它使得中国南方各省的督抚们能够以之安抚其管辖范围内的民众，使他们不必再面对那种正在中国北方蔓延的恐慌。

　　不过，此时此刻，所有具备思考能力和责任心的人都应该关注的问题是：“所谓‘公理’，它还可行吗？”对于这个问题，长江流域诸省的总督们已经以他们的实际行动做出了肯定性的答复。如果说正义还是可行的，那么接下来要问的问题就是：如何实行？为了有助于回答第二个问题，本人拟通过报章杂志等媒体提出下列建议：

　　首先，列强应尽可能快地同意我们的做法，他们必须充分而清楚地说明此次各国联军出兵中国北方的目的，以及他们关于中国之未来所存的意图；列强应专门指派某个人，并令其作为他们的全权代表，去公开地向所有中国人宣布这一消息，而这个人必须具有权威性。

　　其次，除非列强决定承担统治中国的责任，否则，他们首先应该立即向外界公开保证，在对待我大清国的皇太后陛下时，要与对待我国的皇帝陛下一样，不得侵犯其人身自由、权利、尊严和荣誉。

　　下面，本人欲对此作进一步的说明：

　　其一，各总督、各省巡抚以及所有现在直接或间接地对中国的善治和秩序维持负有责任的人，都绝对不应该同情设立于上海的外国报刊媒体谈到的所谓“新党”。

　　其二，对于中国人民对皇太后陛下个人及其正统权威所存的感情，那些所谓的“新党”在国内散播、随后又经上海的外国报刊加以附和的断言，绝对是虚妄而毫无根据的。

　　其三，中国是一个“以孝治天下”的国家，因此，中国最根本的国法乃是基于子女绝对服从父母的原则。作为国母的皇太后陛下在中国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并得到了中国人的绝对认可，这一点毋庸置疑。

　　其四，在当前局势中，所谓的“新党”在中国的上海及国外报刊上所散布的种种谣言，以及那些被用来诋毁皇太后陛下的关于其品质、意图和所谓“反动政策”的毫无根据的报导，再加上其他一些莫须有的罪名，很大程度上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导致了这场灾难的发生。由这些谣言所造成的成见使得中国与列强之间的不信任和猜疑增加，破坏了外国使节和皇太后陛下及其政府之间存在的那种原有的良好信任。目前，皇太后陛下要以坦率、自信和坚定的态度去处理帝国政府所面临的许多新困难和错综复杂的问题，因此，中国与列强彼此间重新建立信任是非常必要的。

　　以上，是我接受委托要加以声明的内容。完成这一任务后，我想进一步对这些声明所包括的一些观点提供几点建议，它将有助于人们对这些观点形成更加清晰的认识。

　　首先，关于中国的所谓“新党”，西方人是十分偏爱和支持的，因为这些自命为“维新人士”的人，声称自己是“进步”人士，是西方文明的追随者，是西方人的朋友。然而，关于这帮政见鄙陋、知识贫乏的年轻狂热分子对所谓“进步与文明”的拙劣模仿以及他们此举的真正意图，我们只要问一问这帮头脑发热的人为什么希望中国进步和强大就可以了。我们可以从康有为新近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找到这一问题的答案。这篇文章被翻译后，发表在《字林西报》上。在这篇文章中，那些所谓的“维新人士”在不经意间就暴露出了他们的真实嘴脸。

　　公正地说，人们对“维新”运动的支持被无端夸大了。这场运动在方兴未艾之时，确实得到了很多热心于“救亡图存”的中国人的支持，因为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战败，中国的士大夫阶层感受到了莫大的耻辱。然而，与古今中外所有的政治运动一样，在这场维新运动中，也仍然存在着许多不同的意见，这些分歧也引起了国民的不满。所有这些持不同意见者可以分为两派：一派由一心救国、社会经验丰富且具备出色判断力及辨别力的人组成，他们希望在中国推行近代化改革，希望中国能够进步，对于这些人来说，在西方文明中，只要是同中国现实国情并行不悖、且能使这个古老国度实现长治久安之“善治”事业的事物，他们都会尽可能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尽量使用；至于另一派，我们则可以称之为“过激派”，这个派别由那些聪明的、头脑发热的年轻人组成，这些狂热分子自称是“爱国人士”，其实他们的本质是浮躁的，他们虚荣、自私、野心勃勃，既没有治国的实践经验，又缺乏判断和辨别能力。这帮狂热的年轻人倾向于要求在中国推行彻底、全面的改革，实现快速进步，而毫不考虑在这一过程中可能会遇到的阻碍——即便那样会意味着要冒颠覆大清帝国的危险，他们也在所不惜。究其目的，他们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和野心，他们充满无知地设想，以为通过推行这样的激进改革便可以轻而易举地使中国获得现在西方列强所掌有的财富、权力和荣耀。这就是“新党”——康有为及其党徒的真实嘴脸。让人感到讽刺的是，这些狂徒居然还能从西方人那里得到如此之多的同情与支持。这些人之所以整天叫嚷着“维新”和“进步”，是因为他们尽管渴求、艳羡西方人的财富和权力，却又极端憎恨他们——不难理解，这种极度的憎恨正是由前面提到的渴求和艳羡本身所滋生的。因此，他们也恨皇太后陛下，因为他们认为她对列强过于温和。

　　外国媒体报道说皇太后陛下推行所谓的“反动政策”，并断言这些政策对中国所要追求实现的“善治”事业已产生了恶劣影响，以我之愚见，这些报道是无知、鲁莽又毫无道理可言的。如果想要证明事实与此大相径庭，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即皇太后陛下的政策不仅不“反动”，而且，实际上，大清国能在今日国际社会博得当前的地位，正应归功于她一贯坚持的稳健温和的政策与足智多谋的机会主义的从政风格——这是一个久经政治风浪考验、有着四十年治国经验的国家元首经深思熟虑后所制定的政策——此时此刻，皇太后陛下的存在及其所能发挥的影响，乃是大清帝国保持稳定与团结的惟一保证。

　　为了证明我的上述观点，我想我不用精心准备什么论据，下面这几个众所周知、简单明了的事实便足以为我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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