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牛津运动尾声

尾声

　　现在，我必须结束这个中国的牛津运动故事了。我并不想在世界公众面前，去批评现任摄政王统治下的帝国政府的政策和措施，作为现政府的一个下级官员，我认为这样做也是不合适的。如果我对于现政府有什么非说不可的话，还是宁愿说给自己的同胞听。其实，两年以前，在给帝国已故皇太后和光绪皇帝陛下的一封长长的上书中，我已经把关于中国目前局势的所有想法都陈述过了。但在这里，在结束这篇中国的牛津运动故事之前，我很想，也确曾承诺过，要说明目前的摄政王也是一个受益于中国牛津运动影响的人。摄政王的父亲是已故的七王爷，中国牛津运动非官方的保护人。他是已故光绪皇帝的父亲。这位七王爷在中国政治生活中所处的地位，就如同英国已故的维多利亚女王的丈夫在英国所处的地位一样。英国那位已故的女王夫君，在试图指导当时自称为自由主义的散漫和无政府主义势力中丧了生，同样，中国的七王爷，在发现他指望着能与李鸿章及其腐败的寡头政治集团之中产阶级自由主义斗争的中国牛津运动最终失败和崩溃的时候，也因极度伤心而过早去逝。现任摄政王，当今中华帝国的实际代理人，便是这位尊贵的七王爷——这位中国牛津运动的支持者和非官方保护人的第三子。因此，已故七王爷对孩子们的教育，是完全置于牛津运动者们的影响之下的。最后的一个王府教师，便是已故帝国大臣孙家鼐。由于有这种因素，中国的牛津运动对于目前中国的政治，仍然施加着影响。

　　这里，我可以进一步指出，在帝国的亲王之中，已故皇太后认为配做她继承人、堪当指导民族命运之大任的只有两位。她心中牢记孔子所说的；“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最初，她看中的是有“拳匪”臭名的端王，并把他的儿子指定为大阿哥。如果义和团事变没有发生，今天中国的摄政王便是端王。端王是一个狂热型的人，如果他摄政，他会毫无疑问像孔子所说的那样有所进取。但是义和团事变招致了外国列强的干涉，使他无法当摄政王了。于是已故皇太后不得不选择目前的摄政王，他是那种有所不为的偏执型的人。如果他不是为了去创造新秩序而做得那么多，他一定能获得更多的荣誉的，因为这些事情做得越多，反而使中国的事态越糟。不仅如此，目前的摄政王正严格执行着已故皇太后的政策，这一政策就是：如果中国一定要闹一场革命——目前的欧化实际上就真正等同于一场革命，它必须是“一场合乎法律程序的革命”。现任摄政王称得上是一个具有满族的高贵灵魂和自尊自傲品质的年轻人。当外国人指责中国在他的统治下发展缓慢的时候，应该记住这位满洲亲王克己的力量是多么值得称赞。因为这种力量，使得他的私人生活纯洁无瑕，无可挑剔，使得他在国家事务中，情愿不以个人意志而以合法程序去引导革命。其实，谈起这位摄政王，我们可以同说过这样一句聪明话的智者一道说：“不轻易发怒，比暴跳如雷耍威风要好，善于控制自己的情绪，比攻城夺池还难。”

　　本书就要结束了，我想说的是，在讲这个中国的牛津运动的过程中，我已尽力说明，自从欧洲人进入中国以后，我们中国人怎样努力与那现代欧洲那强烈的物质实利主义文明（materialisticcivilzation）的破坏力量战斗，使它不致于危害中国的长治久安和真正文明的事业，然后我们又如何遭到失败，率领我们战斗的中国牛津运动的领导人现在都已亡故。眼下的问题是：今后该怎么办？我们是只能听任自己古老的文明被扫除净尽呢？还是有什么办法能避免这样一场灾难？在此，正如马修·阿诺德要说的，我觉得此刻我的敌人正以一种急不可待的喜悦，眼巴巴地等着我回答，但我却要避开他们。

　　我说过，义和团事变之后，整个中华民族、中国的统治阶层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面对现代欧洲各国那种物质实利主义文明的破坏力量，中国文明的应战能力不足，无效无用。我还表示过要说明，为什么我们的统治阶层、中国的文人学士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是错误的。在此，我将兑现我的诺言。在我看来，一个人或一国人用以反对和试图消除一个社会错误或政治错误，存在着四种方式。下面，我想对此做出具体的说明。假设在上海地区有一个纳税人，他诚心诚意地相信上海租界运行的有轨，电车对于上海人民来说不仅是一种讨厌的东西，而且是一种很坏的、不道德的、伤风败俗、导致混乱的设施。怀着这种念头，他首先可以以一个纳税人的名义，抗议在上海街道上铺设有轨电车道。如果抗议无效，他可以孤身一人或邀上几个志同道合者站到马路中央，逼迫有轨电车司机要么停车，要么从他或他们身上碾过去。如果电车司机拒绝停车，他就用拳头和血肉之躯去与电车对抗，这时候，如果没有警察和市政人员来干预，愚蠢的纳税人就会粉身碎骨，而上海的电车道也仍将原封不动。端王及其义和团员用来抵御现代欧洲物质实利主义文明到来的方法就是这样一种方法。上海的那位纳税人，还可以用另外一种方法来阻止电车的运行。他自己或邀一些朋友，在上海合伙创办一个对立的电车公司。从财政方面或其他方面设法搞垮这家电车公司，终使其无法存在，无法开业。到这个地步，人们能够想象出上海将会是一幅什么景象。然而，这就是已故的张之洞主张采取的，用以防止欧洲物质实利主义文明进入中国并带来恶果的办法。上海纳税人能够用来阻止电车运行的第三种方式，正如我曾说过的，是消极抵制，洁身自好。但消极抵制和洁身自好不是一种真正的道德力量，在消除或改良社会弊端方面决不会有效。而这就是伟大的俄国道德家托尔斯泰伯爵在给我的一封公开信中，劝告中华民族阻止现代欧洲物质实利主义文明进入中国的方法，也就是要我们消极抵制，不理会欧洲的一切。托尔斯泰伯爵所提议的这种对待社会罪恶的方法一点也不新鲜。佛教改革世界便是通过消极抵制。当世界腐败无道之时，佛教徒们就剃光脑袋进入寺庙，以此洁身自好。结果社会只能变得越来越糟，且最终连挤满各种光头和尚的寺庙也逃不脱被焚毁的命运。因此，世界上的社会罪恶绝不能通过消极抵制来革除，因为消极抵制乃是一种自私和不道德的暴行。马修·阿诺德指出，“茹伯说得很妙：‘C’estlaforceetledroitquireglenttouteschosesdanslemonde；laforceenattendantledroit．——强权和公理是世界的统治者；在公理通行之前，只有依靠强权。强权之所以需要，是因为公理未行，因为公理未行，所以强权那种事物存在的秩序是合理的，它是合法的统治者。然而公理在很大程度上是某种具有内在认可、意志之自由趋同的东西。我们不为公理作准备——那么公理就离我们很遥远，不备于我们——直到我们觉得看到了它、愿意得到它时为止。对于我们来说，公理能否战胜强权，改变那种事物的存在秩序，成为世界合法的统治者，将取决于我们在时机已经成熟时，是否能见到公理和需要公理。因此，对于其他人来说，试图将其所醉心的新近发现的公理强加给我们，就仿佛是我们的公理一样，并以他们的公理来强制取代我们的强权的那种做法，是一种暴行，应当反抗。”

　　简而言之，当我们认为某种制度不合理时，便去消极抵制它，而想不到这是一种不道德的暴行，这是不对的。以这样一种不道德的行为，绝不能改革某种制度，即便它真是一个罪恶的和不道德的制度。

　　上海那个真诚相信电车是一种危险和讨厌的东西，是一种不道德的设施的纳税人，能够用以阻止上海电车运行的第四种方法如下：他不必不去乘电车，甚至可以保护它，但在私人生活或公职生活中，他却必须保持自尊和正直的品质，以赢得所有上海居民的敬重。由于邻里居民对他的敬重所激起的道德力量，他得以参加纳税人会议，又由于所有纳税人对他的敬重，都愿听从他的意见，而对其他人的意见置若罔闻。这时候，如果他能向纳税人说明——上海的有轨电车是一种危险的东西和伤风败俗的设施，那么，他将有机会使纳税人们心甘情愿地将电车废置。这，我以为就是孔子制止某种社会或政治罪恶及其改革世界的办法，即通过一种自尊和正直的生活，赢得一种道德力量，孔子曰：“君子笃恭而天下平”。因此，我认为，将中华民族的古老文明，将此种文明中最优秀的东西，从现代欧洲各国物质实利主义文明的破坏势力中挽救出来的力量正在于此，并且这是惟一可靠的力量。

　　最后，我愿意在此指出，迄今为止，不但中国人作为一个民族在反对现代欧洲文明势力的过程中，对于中国文明所固有的这种惟一真正的力量的利用极其之少，而且我本人作为一个中国人，直到今天才意识到，自己立身行事一无所成，正是由于我不懂得在生活中通向成功的唯一正确的方法，也就是，“修己以敬”（orderone’sconversationaright），照孔子所说的，集中精力去过一种“笃恭”的生活。的确，要说起来，如果不是这本牛津运动故事中所提到那位名人（指张之洞）给予我20多年的庇护，我这条命恐怕早就丢了。我很清楚，在这篇故事中谈到这位老头领时，我并非只是一味褒扬。我写这篇故事的目的不是要臧否什么人或什么事。我的目的，是要帮助人们如实地了解中国的现状。AmicusPlato，magisamicaveritas（我爱柏拉图，但更爱真理）。但在这篇故事结束之时，我愿公开在这里表达我对已故帝国总督张之洞的感激之情，感激他20多年所给予我的保护。有了这种保护，我不致于在冷酷自私的中国上流社会降低自我去维持一种不稳定的生活。此外，尽管我时常固执任性，他却始终抱以宽容，很善意和礼貌地待我。而且我还荣幸地学会了作为一个新兵，在他的领导下去为中国的文明事业而战。他是中国牛津运动中最优秀的和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也是最后一位伟大的文人学士。两年前，当我在北京见到了他的时候，他告诉我他彻底绝望了。我尽力安慰他，并向他保证最后胜利仍属于我们，他摇了摇头。我希望能够再次在他的直接指挥下返回战场，但现在战局还未明了，我们的头领却死去了，AveatqueVale！（告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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