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牛津运动第三章满洲贵族重新掌权(2)

第三章满洲贵族重新掌权(2)

　　因此，一个国家的贵族阶级，像中国的满洲贵族和英国的上层阶级，因为他们缺乏智识修养，一般说来没有思想且无法理解思想，结果也就无法解释和说明现实，然而，生活中的现实，就像古埃及的斯芬克斯之谜一样，如若得不到正确的解释和说明，她就会将其人和民族一起吞并——在太平时期，对于那些生活在古老的既成的社会和文明秩序中的人来说，不必自行理解生活中环绕自己的种种现实——那由男人和女人组成的社会，既成社会秩序和文明中的生活方式与风俗习惯。因为这些现实已经得到了解释，绝对毋需人们再去自行解释。然而，生活在革命和“开放”的时代——比如当今生活在中国和欧洲的人们——当文明与文明相遇，冲突和碰撞之时，一个民族旧有的社会秩序、生活方式与习惯，就像大地震中的陶器一样很容易破碎——在这样的时代，人们突然面临新的现实，他们不得不对其作出正确的解释和说明，否则，新的现实，就如同那埃及的斯芬克斯女怪，将要吞没他们、吞没他们的生活方式及其文明。

　　在这样的时代，我们发现那些具有智识修养的贤者，像中国文人学士的代表张之洞，英国中产阶级的代表纽曼博士和格莱斯顿，他们有思想且能理解思想——这些人做出了真诚而英勇的努力，来说明解释新时代的新现实。但是，由于他们的智识修养肤浅，不够深厚，因而其思想不正确，只是虚假的不成熟的思想——他们对于新现实，也不能做出正确的解释说明，只能做出虚假的总体说来错误的说明。当他们发现自己错误的解释和说明拯救不了自己的时候，又改变主意去搞折衷调和：以一种极端虚伪的理想主义来自行拯救。纽曼博士和张之洞这类人的极端虚伪的理想主义，正如我所说明过的，使得人们在宗教和道德上成为耶稣会士，在政治上则成为马基雅维利主义者。

　　另一方面，贵族阶级中人，在一个革命和“开放”的新时代，由于他们缺乏智识修养，没有思想和不能理解思想——也就完全不能解释和说明现实。比如像义和团运动中的端王和疯狂的满洲王公贵族们，他们不去设法了解和认识现代欧洲文明的新现实，而是以英雄主义作拼死一搏，去对抗新的冷酷的现实——那可怕的现代欧洲文明的物质主义杀人器械，诸如连发的来福枪和马克沁机枪。他们仰仗满洲贵族的英雄气概、勇武精神和高贵品格，去赤手空拳地与现代工业文明博斗。但这些新的冷酷现实，就像埃及的斯芬克斯女怪一样，以这种方式自然是无法将其战胜和赶走的。因此，在这样一个革命和“开放”的时代，满洲贵族阶级的人们，当他们以自身所有的英雄气概和高贵品格去英勇抗击新时代的冷酷现实，而又无法将其战胜和赶走的时候，他们只能发现自己被可怕的新现实冷酷无情地击倒了——不久，他们就拒绝再战。然后，他们掏出手帕，揩干额上的汗珠说：“好一个野蛮的东西！与这种绝对无法理解的野蛮东西作战是毫无益处的。罢了，罢了，如果我们要灭亡，就灭亡好了，反正五十年后，我们都难免一死，迟死早死又有什么关系呢？此时此刻，我们还不如将这个无望世界上的无望生活尽量过好。”

　　由此，我们就能够了解像中国的庆王、英国的罗伯特·沃波尔爵士和贝尔福先生那样的人怎么变成悲观主义者，然后又由悲观主义者变成犬儒主义者的了。罗伯特·沃波尔爵士的犬儒主义使他容忍和庇护“假公济私”；贝尔福先生的犬儒主义使他能容忍约瑟夫·张伯伦先生，并培植和保护在南非的赛西尔·罗德斯（CecilRhodes）和杰米逊（Jamieson）博士；中国庆王的犬儒主义则竟使他说：“我死之后，即便天塌下来我也不管”，并对袁世凯及其广东朋友所送的礼物和银票来者不拒。

　　因此，我们发现，我所谓“一个人或民族抱有悲观主义，是其智能不健全和有缺陷的确切标志”一说完全正确。像纽曼博士和张之洞这样智识修养肤浅不深的人，他们具有不完善、不正确的思想，一旦面临革命和“开放”时代的新现实，他们就变成了极端理想主义者，或者像拿破仑所说的空想主义者（idealogues），从极端理想主义者或空想主义者又变成耶稣会士和马基雅维利主义者。而耶稣会教义和马基雅维利主义，不过是悲观主义和犬儒主义的别名和伪装形式罢了。另一方面，像庆王和贝尔福先生这样的人，他们甚至连肤浅的智识修养也没有，没有思想也不能理解思想，因而变成了彻底的悲观主义者和玩世不恭的犬儒。

　　纽曼博士和张之洞大人那样的中产阶级代表，其高贵的天性使他们摆脱了其错误的人生观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即虚伪的理想主义的结果。同样，庆王和贝尔福先生那样的贵族阶级代表，其英雄主义和高贵品格也使他们摆脱了其悲观主义和犬儒主义所造成的后果，即那极端物质实利主义的结果。因此，尽管纽曼博士和张之洞在理论上都是耶稣会士和马基雅维利主义者，但他们在实际生活中所信奉的却与其持论不同，他们过着一种正直无私的高尚生活。同样，尽管庆王和贝尔福先生在理论上均为极端的物质实利主义者，并且最终变成了悲观主义者和犬儒主义者，但在实际生活中，贝尔福先生是一位温和的悲观厌世者，庆王则是一位好心肠的玩世不恭者。我相信，在英国，贝尔福先生是他的朋友们所尊敬的人物。而中国的庆王，我在北京时就曾听说，他受到仆人和随从们的敬重。

　　但是，在这里，我认为有必要指出——这一点非常重要——纽曼博士和张之洞这样的人，尽管其错误的人生观对他们自己的道德生活伤害不大；同样，庆王那样以犬儒方式供养自己及其家属的恶习，容忍张伯伦的贝尔福先生和赛西尔·沃波尔那类人的恶习——对他们自身的高贵气质也没有太大的玷污，事实上，就贝尔福先生来说，他那种态度甚至还可能给他的高贵品质增光——然而，纽曼博士和张之洞错误的人生观，以及庆王和贝尔福先生的恶习，最终将对世界——对于世界文明，产生无穷的危害。因为耶稣会教义和马基雅维利主义使一个人或民族不可能有真正的道德生活；悲观主义和犬儒主义则使人或民族不可能有真正的智识生活，而没有真正的智识生活，真正的道德生活也是不可能的。孔子说：“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智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见《中庸》第四章）

　　英国人有个“霸王”兰斯东，中国人也有自己的“霸王”铁良。铁良是中国的改良派和革命党的绊脚石（betenoire），兰斯东勋爵则成为英国激进党和社会主义者的嫌恶对象。中国的革命党人有充分的理由痛恨满人铁良，犹如英国人有足够的理由憎恶兰斯东“霸王”。因为兰斯东和铁良这种人不仅是“霸王”，而且是煞星——一个上帝派来的可怕煞星，其特殊使命是“逮捕流氓和无赖”，打击乱臣和贼子，消灭一切混乱与无政府状态。事实上，这两个人，是那欧洲必定要来的、甚至中国也可能要来的超人同类，除非欧洲人和我们中国人马上改弦更张，那个超人将会携带比俾斯麦首相的“铁血”政策更为可怕的东西来，不仅报复性地“改造”我们，而且残害和丑化我们及其全部文明——将文明中的所有精华，包括其香甜之处、美丽之处乃至聪慧之处，统统糟塌得面目全非。现代欧洲人，还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可怕超人真正令人恐怖的面孔。大约两千年前，我们中国人就在本国与这个极其骇人的超人面孔打过了照面，直到今天，中国的文人学士一想起他的名字，就不寒而栗。他在中国，人称秦始皇——就是那个修筑长城的皇帝。与这种超人相比，英国的兰斯东和中国的铁良只能算是其虚弱的代表，真正强有力的象征人物是中国那个著名的皇帝。这种即将来到欧洲也可能来到中国的恐怖超人——他代表着“在公理通行之前，只有依靠强权”之主张。他是《旧约圣经》中犹太人的神，也是现代那些没有思想的英国人的神。希腊人称之为公正的审判官或报应女神，罗马人则称之为彼拉多，他不知真理为何物，把拿撒勒的圣人（指耶稣）与强盗巴拿巴不加分别地一并钉到十字架上。

　　现代欧洲人称这一超人为“警察”。这个欧洲“警察”现在也到了中国。除非欧洲人不再做食肉野兽，而我们中国人既拒绝变做食肉野兽，又拒绝变成没有思想的英国人——这一“警察”、这一主张“公理通行之前，只有依靠强权”的“警察”的势力，就会不断膨胀，直到他变成那种可怕至极的超人。终有一天，他会毁灭全部人类文明，毁灭人类文明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而留下一片荒漠并称之为“秩序”为止。

　　生活在革命的混乱时代和社会变革时期，那些品德高尚但缺乏智识修养的人，要想不变成丧失理智的疯子，或不变成使他人丧失理智的无政府主义者，存在以下三种方式：像纽曼博士和张之洞那类人，正如我们看到的，其学问或智识高于简单智识或常识，他们使自己免于疯狂，靠的是抛弃常识、变成极端虚伪的理想主义者，即变成耶稣会士和马基雅维利主义者。所谓耶稣会士和马基雅维利主义者，就是通过一种虚假的极端理想主义，一方面以宗教热忱的形式出现，另一方面又以热烈虚假的爱国主义相标榜的人。他们那自欺欺人的实践，实际上已经毁了自己的道德品质，但他们还在诓骗自己，以为由此保住自身高贵的品格。再一种方式，就是中国的庆王和英国的贝尔福先生所代表的。他们的常识远远超过了学识，生活在乱世之中，他们使自己免于疯狂，靠的是置学识乃至高贵品格——置“道德法律”于不顾，变成悲观主义者和犬儒主义者……他们是抛弃和扭曲了智识的人；至于犬儒主义者，则是在抛弃了高贵品格之后，又抛弃了“道德法律”的人。但是，悲观主义者和犬儒主义者，当其实际上抛弃高贵品格——抛弃道德法律的时候，却认为他们正以其坦率在挽救自己的高贵品质，挽救道德法律，而不像耶稣会士和马基雅维利主义者那样是自欺欺人。悲观主义者和犬儒主义者坦白地说：“如何进退，需要三思。”他们用莎士比亚笔下鲍西亚（Portia）的话来为自己开脱：“如果行善与知道何为善行一样的容易，那么小教堂就变成大教堂了，穷人的陋居就变成王子的宫殿了。”然而，伏尔泰也说过：“胆怯是所有好人的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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